那天午间，和几位朋友进唐人街的茶楼，都是粗犷男子，牛饮劣质乌龙茶，海吃各式点心，兴尽时由一位郑重声明“这次若不让我付账，下次绝不参与”的洋鬼子买单。快要离开时，朋友指着桌上一只小竹笼说：“这里的糯米鸡蛮不错，哪位打包？”大伙都说费事，不带。我迟疑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们不要我要。”也没让侍者去拿塑料袋，把糯米鸡用餐巾纸包上，放进夹克的口袋。
走出门去，糯米鸡的温热，透过荷叶，若有若无地熨着肌肤。我要拿它送给妻子。妻子正在松树街的一家疗养院里，看护我中风两个多月、尚未苏醒的妹妹。天阴着，风悄悄扫过，秋意在周遭轻灵地盘旋。我想象着，妻子接到我有点害羞地递过去的荷叶包，不经意地问：“是什么？”她不会想到，我跑十几个街区专门给她送呈午餐。我会卖个关子：“打开就知道了。”她打开荷叶，会大呼小叫，惊喜地说：“嘻嘻，真不错，刚才还发愁，不知道哪里去买饭盒……”我得意地傻笑。想到这里，倒被自己感动了，一股掺和着凄凉与欣慰的感觉在涌动，几乎想哭。是啊，我很少给同甘共苦30多寒暑的枕边人送过午餐，尽管我每天吃她做的饭，穿她洗的衣服。让人生充满温暖的爱与亲情，靠平常日子一丝一缕的细节织就。可惜，粗线条的男人往往忽略了。
在路上，思绪继续延伸。早年在县城上中学，有一天午睡时间，祖母提着篮子，从十公里外的小镇来看我，带来的陶罐，盛着白花花的米饭和那时极难买到的猪肉，饭菜早已冰凉。没工夫理会了，一个劲地塞，祖母看我的眼珠子凸起，连说慢点。祖母一边美滋滋地看我吃，一边絮絮叨叨地问这问那。我的口腔被撑得圆圆，舌头难以发音，祖母更乐了，银丝在安静的阳光里闪着光。终于，眼眶一热，流下泪来，我被自己说服了：务必常常地为生命中所承受的、无法计算的恩惠所感动，一似灌浆的稻子在雨里频频鞠躬。
按按口袋，搁了这么久的糯米鸡，仍旧温暖着，真是小小的奇迹。
（200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