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上讲，做任何事想要成功，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个重要因素。前二者是客观的环境和条件，而后者则很大程度上则把握在人自己的手里，而且也往往是起最大作用的因素。
晋商信奉儒家“贵和”的伦理和价值取向，相信人和关系睦，家和万事兴，和气能生财，因而在经营中非常重视与各方面关系的和谐。这包括：做买卖时态度要和气，对待顾客要热情；以友善的态度对待他人、甚至自己的竞争者，与各方面的人，如与政府官员、同行、合股者、管理人员、伙计或工人建立和谐的关系，在自己的周围创造一种祥和的气氛。
晋商在现存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缓解矛盾和冲突，在不同利益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人之间建立起和睦的关系，而为自己的经营争取到必不可少的、尽可能多的支持，从而在经营中如鱼得水。
以和为贵的商业文化
中国传统上讲，做任何事想要成功，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个重要因素。前二者是客观的环境和条件，而后者则很大程度上则把握在人自己的手里，而且也往往是起最大作用的因素。这也符合“凡事的主要原因在于内因”这个论断。
我们经常听说一句话叫做“和气生财”。在商业的领域，人和这个因素的重要作用就体现在这个中国传统商人普遍信奉和遵从一个信条上。
儒家伦理道德的群体价值取向把社会整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这种道德传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之一。因此儒家把维护社会秩序，造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当做自己的主要任务。为了使群体价值取向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得到贯彻与落实，它以“贵和”作为其道德上的保证。
所谓贵和，是指在人际交往中以“和”为最高价值，做到和谐相处，即保持群体中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根据这种道德价值取向，儒家强调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发生冲突时，要采取恭敬、谦忍的态度，以群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协调好各种人际关系，要团结，不要分裂。人和关系睦，家和万事兴，政和国家昌盛。反之，“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
不过对于“和”的含义我们不能理解得过于狭隘。“和气”，当然首先指做买卖时态度要和气：对待顾客要热情，要笑脸相迎，要百问不厌、百挑不烦；遇到不讲理的人，骂不还嘴，打不还手，等等。但中国商人的谦和的品质、和气生财的信念还包含更为深广的内容：如以友善的态度对待他人、甚至自己的竞争者，与各方面的人，如与政府官员、同行、合股者、管理人员、伙计或工人建立和谐的关系，在自己的周围创造一种祥和的气氛。
虽然在现实社会中，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不同的集团之间总是有种种利害冲突，但是中国商人善于在现存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缓解矛盾和冲突，在不同利益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人之间建立起和睦的关系。其目的是为其经营争取到必不可少的、尽可能多的支持。
在近代几大著名商帮之中，晋商继承了更多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重视人和方面，他们着重在以下四方面建立了和谐的人际关系：
第一， 依托官府。
传统商人在歧视商人和压抑商业活动的封建社会中，竭尽一切力量讨好官府中人和各种权贵，借以保护自己。明代著名诗人李梦阳(1473—1530)在他任户部郎中时见到：“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毂；其屋庐器用，金银文画，其富与王侯埒也。又畜声乐、伎妾、珍物，援结诸豪贵，籍其阴庇。”(《空同子集·拟处置盐法事宜状》)这当然是描绘那些大商人，他们生活极其豪华，又依附当时权贵。
商人依附于官府和权贵，有的是为了走私漏税，但是大部分是出于不得已，是为了寻求保护，以便少受欺凌和压榨，有的则是借助官府的力量，以解决经营中遇到的问题。
这一方面，我们在第 讲中有详细的论述。
第二， 尽心尽力为顾客服务。
晋商虽无“顾客是上帝”之说，但实际上却真正做到了把顾客当“上帝”。晋商在《贸易须知辑要》中指出：“但做生意的人，是无有大小，只要有钱问买卖物”，他即是个“花子”也可交接。所以生意无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圆活、谦恭、和平、应酬为本”。
第三， 与同行或竞争对手建立友好关系。
第四， 内部职工和谐相处。
晋商主张职工内部也要和谐友善相处。《贸易须知辑要》说：做掌柜、大伙计不可自抬身价、目中无人，对下属即使有不妥处，“亦以理而剖之，则上下欢心，无不服你，你若自己尊贵，自夸其能，狂然自大，目中无人……众不但不服你，还要留下唾骂”。东家对伙计，也要“替他揣摩”，“宾主相投，自然越处越厚道，可以成协力同心之家”。
“经商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恩心，愿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诈也，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张静轩家谱
“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和，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时惟尔初，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尚书》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
“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刘向：《说苑》
想顾客所想
一切企业都是依赖顾客而生存的，没有顾客的企业就不成其为企业。生产企业依赖商品赢得顾客，才能不断扩大商品产量，取得利润，有所发展；商品销售企业，依赖顾客盈门，才能扩大销售，赚取批零差价，生意兴旺发达；银行业依赖顾客存款，才能扩大经营资本量，放出款项，获取存贷利差，不断壮大和发展。
晋商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因而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总是时时处处“想顾客之想，急顾客之急”，“宁肯自己多麻烦，不让顾客有一点不方便”，以此来对待顾客，为顾客提供一切可能的方便。
旅蒙商大盛魁为了多做买卖，精心研究蒙人生活要求，尽力迎合消费者的心理。鉴于牧民不长于算帐，他们就把衣料和绸缎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大人有大人的尺寸，小孩有小孩的尺寸，任蒙人选购，蒙医治病用的药，习惯用药包，分七十二味、四十八味、三十六味、二十四味四种，大盛魁就将中药按此分包，药包上用蒙、汉、藏三种文字注明药名和效用。甚至每年冬至以后，用白面和羊肉加工大量的饺子，自然冷冻，运往蒙古包销售，作为春节的应时商品。
不论什么商品，只要蒙人需要，他们就经营，应有尽有。有时遇到不了解大盛魁经营作风的新顾客，售货人若发现对方怀疑商品质量，例如怀疑布鞋鞋底内用的是布还是草纸，他就当着众人的面，用刀将鞋底砍为两段，借以宣传，扩大影响，从而增加营业额。至今，蒙古人提起大盛魁，对它的服务态度还是很赞赏的。
曹氏数百年买卖兴隆，敛财进宝，持久不衰，也与它注重对顾客的服务分不开。曹氏商号多开设在显眼之处，悬挂长条的匾、牌，上写“童叟无欺”、“物美价廉”等字样，昭示曹氏经商的宗旨。凡有顾客走进商号，不管是否买货，都要让座递茶，热情接待，并亮出多种货品，任其选购。如能成交，又进行包装，甚至送货上门。如果事后要求退货或换货，总是有求必应。曹氏在管理中，就把伙友迎送顾客、赢得顾客满意，作为奖励或重用的重要条件，体现了他们对服务质量的重视。
曹氏由于资本雄厚、货源充足、货真价实、讲求信誉，深得顾主信赖。如果顾主(商号)资本较弱，无力派专人直接购办货品，还可推后一个标期(一般为三个月)交款。
晋商所处的时代，商品多是论斤论尺，即使有部分商品成包成件，为便利顾客，不仅散货要包装好便于提携，成包成件者也可化整为零来销售。比如，经营旱烟的店铺，虽每包烟只1两、5两多和10两重，16两秤合当今10两秤也不过6钱多(即37．3克)、3两多(即199克)、6两多(即373克)，却可以切片零卖。旱烟能切片，是因为烟块压得瓷实，切片后烟丝不散，后来卷烟流通，虽每包只10支或20支，但也可以几支几支地卖。经营茶叶的，红茶多压成圆柱型，像根短粗木，锯成小段并破开零卖，砖茶同样可以切片。
这也是当时一些消费者购买力低下的反映——像卷烟，当今怕没有买几支的人了，而大盛魁能这样零敲碎打地卖东西，正是为了便利顾客。
我们今天的商店或店铺，大多有明确的营业时间，在这个方面的服务态度，可能还比不上几百年前的晋商。晋商开设的店铺，都没有营业作息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使夜间有顾客来敲门，也照样接待。清末，国家颁布银行法规，开始规定每日营业时间和星期日休假制度，而有的银行业仍然登报声明星期日不休息。在他们看来，星期日休假，是让钱休息；而方便顾客，才能赚到更多的利润。
在原祁县城西关的一处僻静的小巷里，有一家门面并不很大的当铺——复恒当。复恒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整日营业，连大年初一也不休息。而且还规定：每年除夕夜通宵营业，次日天明的第一笔交易叫天字第一号当，当户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不打折扣，因此，复恒当在祁县商誉好，给当户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晋商的票号也是为顾客提供服务的行业，其服务质量自然非常重要。
票号是中国的银行业，而且长期占据金融市场的重要地位，而票号之所以具有在全国范围内调节工商业资本的作用，其决定的因素是依赖客户的存款。在当时，资本与存款之比大约是1：10，即全体票号资本号称500多万两，而存款却有5000多万两。
票号深知，自己的利润主要是靠放出存户的存款取得的，所以想尽一切办法为存户提供提取存款和利息的便利。其具体做法如下：一处存款多处可以支取；同时，为了照顾存款户的利益，在存款未还本之前，允许存款户分阶段(一两月或几个月)支取利息，这又适应了“食利者”的需要。
票号给予存户的方便，在那时账务完全靠手工操作的情况下，其难能可贵自不待说，就是在当今电脑联网实见同域或全国通兑的时代，有些也不可能做到，如提前分段支取利息，这或许就是存款制度的变更。
日升昌票号开给存款户的折据分两种：一种叫存银折，登记存银数和付息还本事项；一种是票券和取利折，票券是存银的凭据，取利折则是记录历次支取利息数的。这两种折据，不论存银折还是取利折，平遥总号开出的，却可在其他分号支取(行话叫“代付”)，再由平遥总号记入折据内。
以上列举的存银折和取利折，给予存款户的便利与实惠有下几个方面：
第一，存入时原定存期为一年，即“来年对日归还”，而实际上有的六个月即归本取息，有的则是几年期。这似乎对存款期执行并不严格，只要够月就可以，就给存户用钱提供了方便。同时，不论提前还本还是延期还本，执行四厘月息都是不变的，这与当今银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则按活期付息、过期支取过期部分按活期付息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孰是孰非，由人们去评说。
第二，一年定期存款，或演变为几个月或几年期的存款，都可以在还本前支取利息，这既适应了“食利者”的需要，也为一般人提供了用钱的方便，是有利于扩大存款业务的。提前支取的利息，既有以往“上几个月”的利息，也有包括取息日以后几个月的利息。
比如，四月初七日取4000两上十个月的利，却是“付至本年七月二十日止”，提前支取的利息有三个半月。票号这种支付利息的方法，按说也符合核算的原则，运用存款放出款项已经取得利息收入，把存款人应得的存息付给，票号并不吃亏。如果像四月初七日即把至七月二十日的利息付给，当然就有点吃亏了，但这总是个别现象。
还本前允许存户多次支取利息，是中国古代或近代前半期银行业的传统文化，有无继承的价值以及对发展存款业务利多还是弊多，人们还没有得出定论。反正当代银行业不执行存款提前支付利息的办法，而一律是还本时才付息，存款到期前不付息；而放款却是贷款不到期前却要按季计收利息。这种做法与票号恰恰相反，合理与否，孰是孰非，应该评说。
第三，不管是存银折或取利折，都是日升昌票号平遥总号开出的，或者注明由汴号(开封)归楚，但存户却可在开封、广州、上海(洋号)、西安四个分号支取利息或收回存银。各分号代付的利息或本金，通过书信报告平遥总号，再由平遥总号记入存户的存银折或取利折。
由此看来，各分号代付的利息和本金，并没有原始折据，而是凭总号书信或是存款人信用支付的，其难度比当代电脑联网的方式要难得多。即使如此，票号为了便利存户支取，再难再麻烦也是不惜的。其为存户服务的精神不仅可贵，也值得当代银行业学习。
“大抵勤则难朽，逸则易坏，凡物皆然。勤之道有五。一日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日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日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日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日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矣。”——《劝诫浅语十六条》
待客有道
今天的社会流行“顾客是上帝”这一说法。晋商虽然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但是他们却真正做到了把顾客当作“上帝”。 晋商很重视善待顾客，对此在一些商谚中反映得很明显，如：“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之道，和气生财”、“买卖不在仁义在”、“货有高低三等价，客无远近一样亲”、“和气生意成，冷言伤人情”、“卖货先看口，顾客不愿走”。晋商在《贸易须知辑要》中指出：“但做生意的人，是无有大小，只要有钱问买卖物”，他即是个“花子”也可交接。所以生意无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圆活、谦恭、和平、应酬为本”。
在接待顾客方面，晋商是非常讲究的，甚至为当今的许多企业和商家所不及。清代晋商炳记《贸易须知辑要》，记述了晋商接待顾客的规矩与方法，反映了晋商接待顾客的深奥学问：
做生意，必须把生意放在心上，不可胡思乱想。有云：心无二用。想 心事，做生意遮掩，神情恍惚，即无讲究矣。
手里做着生意，还要耳朵中人说话，还要嘴里说着话，还要眼里联着事，所以做生意之 人要“八面威风”。
言谈，做生意之人不可缺也。与人闲坐，就是没话说，亦要四处搜寻出来话讲讲，叙叙 寒喧，谈谈时语，才成活变伶利之道也。说话第一要谦恭逊让，和颜悦色，言正语真，方成 正人君子，但凡言语之中，不可形于讥，需检点留心。
交易，言谈不要太多，多则令人犯厌。
有女子堂客进店来买东西，切勿笑言相戏，趣话留连，外人看见就要说，彼若喊叫起来 ，你的脸面何存?总要正色，该卖则卖，不该卖则令别买，勿得自轻自贱，慎之。到底男女 有别，授受不可亲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