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卓越的企业家，很大程度体现在他们擅长管理，建立了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的，易于调动所有职工积极性，且非常富有创造力的管理制度。
晋商票号施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赋予总经理极大自主权的“经理负责制”，以及充分调动所有员工积极性，让所有员工都有机会成为企业主人的“顶身股”制度。而且其制度有严格的纪律保证，就是制定了严密的包罗广泛的号规。这些都是晋商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保证。
也许正是因为晋商管理制度的优越，使他们产生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心态，而没有认识到：世间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不发展的制度，在今天是先进的，在明天却可能落伍。他们没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根据社会形势发展及时调整和优化自己的制度，结果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落伍，没有跟上“改组银行”这躺历史的列车，错失重要的历史机遇，最后奏响了票号衰落的晚钟。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经理负责制
一个企业能不能用好管好人，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大公无私，严于律己，兴利除弊，不断进取的总经理。因为总经理是与资本家合作的代表人，拥有资本经营管理大权，在企业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总经理在企业的地位，决定着企业能否任人唯贤和知人善任，决定着企业职工人格塑造能否坚持始终如一。应该说，山西企业的总经理大多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使山西商业长盛不衰。
“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不然”。这是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对票号用人制度，特别是对经理人选使用的经验之谈。晋商认为：商号经理的聘用，唯才是举是关键。他们在这方面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形成了经理负责制。
具体做法是：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守能攻，多谋善变，德才兼备，足以提当经理之重任，便以重礼招聘，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对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日常盈亏平时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经理颇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切由经理处置。如果遇到年终结算时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失职或能力欠缺造成，财东不仅不责怪经理失职，反而多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以期来年扭亏转盈。
这种体制，是封建文化传统的延续，具有家长制的特征。从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一点说，类似现代企业制度，但比现代企业制度更具有集权性。现代企业制度，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经营管理大权归董事会，总经理是在董事会领导下进行工作，总经理受董事会的监督与制约，但相对来说是独立自主的，没有专门的监督制约力量。
正由于财东充分信任经理，经理经营业务十分卖力。且经理有无上的权力，不论是用人还是业务管理，都由经理通盘定夺。但同人有建议权，大伙友对小事可便宜行事。逢到帐期(三五年不等)，经理向财东报告商号盈亏。
经理在任期内，如能尽力尽职，业务大有起色者，帐东则给予加股(人身股)加薪奖励。如不能称职，则减股减薪甚至辞退不用。据说，每届年终各地经理齐集总号汇报工作时，由帐东设宴款待，盈利多者坐上席，帐东敬酒上菜，热情招待；盈利少或发生亏损者居下席，自斟自饮，受到冷遇。如果二三年都居下席，用不着帐东说话，经理也只有自请辞职了。
晋商企业的职工，除辞号和号辞者外，实行终身制，没有退休制度，因而总经理等常常是年老病死在岗位上。资本家为鼓励总经理等终身为其效力，凡顶身股者死后，还可享受几个帐期的分红权利，叫做“故身制”。这种故身股固然有益于解决职工死后家庭没有收入的后顾之忧，但不实行退休制度，是违反人生自然规律的。
因为由生到老，由老到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人生七十古来稀，如果年已六十多或七十多仍不退休，精力衰竭，甚至耳聋眼花，头脑也不清醒，仍在那主持号事，很难想像是能做好工作的。而且人到老年，有一种倾向：就是更加期求权利，生怕失掉权利，变的私心重，疑心多，不能顺应时代大胆改革，容易显出一种守旧。
任何完善的规章制度，如果没有人来监督，必然会形同虚设，如果没有人来落到实处，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晋商为了更好地施行制度，并让制度显现成效，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制度。
我们以大德通票号为例。大德通票号总号总经理、副总经理(或者委派资历较深之职员)每隔若干年都要到各分号进行工作视察，称为“阅边”。这种工作视察是突然进行，并不予先通知，更不允许分号之间互相通报消息。
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检查制度，对于总号了解分号工作和促进分号的工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检查主要的目的，是考察各个分号之间的业务情况和规章的遵循情况，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责令整改。由于是突击的、不定期的检查，使分好防不胜防，因而督促它们自觉地遵守和维护制度。
大德通的老板曹氏对所属商号实施监督控制，还采用一种特殊的钦差制。
曹氏商号遍及半个中国，商号繁多，行业复杂。曹氏无力直接监督、考察 各商号的具体经营事项，为此曹氏“六德公”总管处建立了钦差巡视制度，以之对各地商号实行监控。
曹氏除直接派出专人巡视外，还将监督、考察之权交给下属三个总商号进行。三个总商号根据管辖区范围，不时派出“钦差”前往各商号(驻庄)，少者住几个月，多者住半年、一年、甚至有长达三年之多者。“钦差”人员的选派必为心腹，且属懂管理、善管理的人员。
“钦差”人员有三个责任：一、发现所属商号问题后，及时报告总商号或财东处理，但在巡视、考察期间不得随意干涉商号经营业务；二、了解同仁和从业人员，特别是了解掌柜是否有违规行为，是否以权谋私，几个掌柜之间是否和睦相处、通力合作等；三、如发现掌柜有贪污挥霍、道德败坏、营私舞弊或互闹纠纷，经营亏损严重，而且直接影响到商号声誉与业务，使财东财产、信誉受到重大损失，可以代总商号或代财东撤换和处理掌柜。如徐州丰冶通钱庄的大掌柜与二掌柜不和，使业务受到很大影响，驻号“钦差”将两人撤职，尽管其中一个是砺金德帐庄经理的儿子，一个是曹家的近亲，都是有后台有关系的人，也不例外。
“将资本交付于管事人(大掌柜)一人，而管事于营业上一切事项，如何办理，财东均不 闻问，既不预定方针于事前，又不施其监督于事后，此项实为东方特异之点。”——《中外经济周刊》
“人人可以当东家”——顶身股的激励
股份制对山西人来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清代山西商业组织中运用极广泛，山西票号也不例外。无论独资，还是合资，都要将资本按一定单位额分股，或叫“分俸”。这就是银股，又叫“财力股”。投资者所出就按股计算。如百川通票号原始资本16万两，分成10个银股，那么每股或每俸为1.6万 两。宝丰隆票号资本为26万两，分为13个银股，每股即为2万两。投资者所出资本数不足一股者，按厘计算，十厘为一俸(股或分)。如天成亨票号在光绪九年(1883年)重订合约时，资本额为7万两，共分14个银俸，每俸5000两，而财东少者只有2厘股，即投资1000两。
将投入资金分股计算，是为了以后分割红利的需要，银股的多少决定着合资者在将来红利中的份额。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出银股的合作者如何获取物质利益呢?合约中并没有经理及伙计薪水、工资的内容。对此，山西票号沿用了其他晋商的解决办法，即给予票号经理与伙计“人力股”或“身股”，以此为依据参与票号合帐分红。经理与伙计所得人力股(俗称“顶身股”或“顶生意”)的份额与银股无关，由票号出银股的财东根据其表现确定。
人力股制度是晋商企业管理机制中最有特色、也最具创造性的，在晋商的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比如清代著名大商号“大盛魁”、“长裕川”、“大德通”、“日升昌”等都实行这种“人身股”制度，这不但使经营管理人员获得极大的利益激励，并且为他的财东带来了极高的经济效益，这同没有实行“人身股”制度的商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顶身股”对经理与伙计具有无比强烈的诱惑力。旧时商界同行见面，嘘寒问暖时，总爱问“顶几厘生意”，表示对彼此境况的关切。山西票商也不例外。票号资本在重新订约之前是固定不变的，但人力股的份额却在不断增加，任何一位票号的正式成员(学徒除外)都有资格得到人力股。按各人的表现，人力股的份额在每次结帐之后又相应增加。
更使众多经理与伙计欢欣鼓舞的是，许多人所顶人力股的份额超过了许多财东的银股数。也就是说，许多票号中人不出资金，全凭自己的服务，就可在分红中得到比一些财力股拥有者更多的红利。
“顶身股”式的利润分配方案是晋商了不起的创造和贡献。从明人王士性所述“一人出资，众伙共而商之”的晋商合作之道开始，“顶身股”的分红方式已逐步成熟，到清代，“顶身股”的作法在晋商中已广泛运用。各家商号在雇佣经理及伙计时，并不是简单按月份发薪水了事，而是根据他们对商号的贡献给予相应的股份额，与银股或财力股享有同等的分割红利的权利。
这不仅表现出晋商的魄力，更显示出他们的精明。经理及伙计的物质利益与商号的发展休戚相关，辛劳所得要到最后分红时才见分晓，这就使企业的员工不再抱按酬付劳、得过且过的苟且心理。“人人都可当东家”的灿烂前景摆在每一位票号中人的面前，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每一位票商都有全身心地扑在号事上的饱满热情了。票号的经理和已拥有人力股的伙计们很难说是为别人卖命出力，人力股已把票商和票号的命运紧紧拴在了一起。
人力股制度的基本内容可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人身股”的确定问题。企业(商号)的主要职工(并非全部职工)可以顶零点几厘到几厘，以至一股的股份，股份的多少由财东根据职工任职时间、能力、贡献大小来决定，一般是大掌柜(总经理)顶一股或九厘，二掌柜(副总经理)顶八厘、七厘，会计主任顶五厘、四厘，学徒工不可以顶股。
其次是“人身股”的分红问题。在一个财期结束的时候，“人身股”与财东的资本股一起参加分红。一般资本股一万两白银为一股，而总经理(即大掌柜)顶八到九厘，最高十厘即一股。
最典型的是太谷商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史大学、张杰组建的大盛魁。大盛魁历经230多年，职工人数最多达到7 000多人。它规定每3年为一个大账期(会计年度)，进行一次决算分红。分红时首先把公积金的积累和运用放在重要的地位，以公积金的增长作为衡量三年内经营成果的主要标志，然后才是每股分红。最盛时一股可分到一万两白银，财东和掌柜及顶股员工都受益。每当遇到账期总结，都要评定职员功过，检查三年的成绩和问题，整顿人事，调整“身股”厘数，并记入“万金账”即股本账，包括银两股和人身股。据说，大盛魁后期“人身股”总数已经超过了股东的资本股总数。
大德通票号光绪十五年(1889年)分红账记载，光绪十一至十五年(1885一1889年)账期共获利24 723．03两，资本股和“人身股”共二十九分(股)七厘，每股分红850两。其中乔在中堂等资本股二十分(股)，马培德等23名职员“人身股”九分(股)七厘。在这23名享受“人身股”待遇的职员中有3名是已经去世的职工。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1905—1908年)账期获利743 545．25两，资本股和“人身股”共计四十三分(股)九厘五毫参与分红。每股分红16 917．8两，其中，资本股仍为二十股，而“人身股”达到了二十三分(股)多，顶股职员增加为57人。
第三是“人力股”的衡量与考核。晋商的“人力股”不是每个职工都能得到的待遇。商号新招员工学徒期为三年，三年期满合格，才能录用为正式职工。而正式职工一般要经过几年的锻炼，在思想和业务等方面表现良好，德、勤、能、绩表现优秀者，才能顶股。这最快需要一两年，最慢可能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可见， “人力股”制度是根据劳动者的品质、能力和绩效来决定的。晋商对人力资本的衡量和考核，已经注意到了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劳动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在企业利润分配中是平等的。
票号资本家用顶身股的办法，把一部分或一半多的利润，让渡给部分职工，使票号生意做的好坏，利润多少，同那部分职工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要算票号资本家做了一件符合客观规律的事，也是大部分票号百年不倒的一条重要经验。这种让渡利润的办法，对资本家和职工都有重要作用。
首先，资本家用物质利益笼络了职工中的骨干力量，刺激了他们为资本效劳的精神，在劳资之间建立起“同心协力”的关系，有利于票号事业的发展。
其次，票号事业愈发展，资本家追逐的利润也就愈多愈长久，即使有的帐期利润一半多分给部分职工，资本家不劳而获还是不少的。正是这种原因，资本家才允许把一部分利润让渡给主要职工；
其三，顶身股的职工因为在四年之内，可以取得超过工资几倍到几十倍的红利，所以他把票号的发展视为己任，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资本效劳，以图增加自身收入。
另外，在工资相同的职工中，顶身股份额差别也很大。协成乾有三十名职工工资都是七十两，而所顶的身股，九厘的三人，八厘的一人，六厘的二人，五厘的二人，四厘的五人，三厘的八人，二厘的二人，一厘的七人。顶身股有如此大的差别，才能区分出贡献不同者，并增强股份低者力争上游的决心。
其四，对未顶身股的大部分职工具有引诱力，能够刺激他们守规矩，尽责任，勤学苦练，等待顶身股日子的到来。这因此，他们才能够忍受无工资或工资很少的残酷剥削，苦苦地熬“相公”，因为这种苦熬是有盼头的。
大德通票号1889年有二十三人顶身股，1908年增为五十七人，二十年增加一点五倍。在1889年，王振铎顶身股五厘，郝荃、高钰各项三厘，吕永和顶二厘，而到了1908年，郝荃、高钰、吕永和均增为一股，王振铎只增为七厘。这种有别政策，使顶身股的人数和每人顶身股份额的增加，对未顶身股者产生引诱力，是可想见的。
票号的经营较其他商号更为复杂，这就更加深了财东对经理人员的倚重。而且为自己票号发展着想，各财东之间展开对经理人员的争夺，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以更大额的“人力股”做诱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