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成立大会上还推举产生了领导人：由黄兴提名、大会一致通过，孙中山任中国同盟会总理。由孙中山提名，大会也一致通过，由黄兴任执行部庶务，并明确“庶务实居协理之职，总理缺席时，有全权主持会务”。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以后，中国的革命力量开始由无序走向有序，由分散走向聚集，由自发走向自觉。然而，许多年以后，每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审视这一段历史时，有人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完全是一群年轻人热血的聚会，是一群书生激情的爆发。
是的，当时的会场上一定是一个群情激奋、热血沸腾的世界，在场的哪一个，不是年轻的书生呵！他们发誓要放下笔，拿起枪，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去推翻清王朝的江山。
此时唯有赵声已不是书生，他已在“新军”中任参谋官和管带，他除了高兴得聚三五好友举杯痛饮一醉方休，更用具体的工作实绩与孙中山、黄兴的开天辟地之举作遥相呼应。此时，由赵声创编的《歌保国》，在《苏报》主笔、赵声在陆师学堂读书时的至交学友章士钊的帮助下，秘密印刷了数十万份，广为散发，它与同年问世的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一样，成为当时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极有影响的宣传品，长江中下游的“新军”几乎是“人手一纸”。革命的火种已由赵声亲手在长江流域的“新军”中播下，开始等待燎原的那一天。
1906年初，赵声正式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长江流域同盟会“盟主”。
至此，孙中山、黄兴和赵声的革命“铁三角”开始形成。
1909年10月，孙中山指示发动广州起义，赵声、黄兴到达香港一同策划，决定由赵声担任起义总指挥，并制订具体的起义计划。
当孙、黄、赵三人的手真正握在一起时，那是一个伟大时刻，因为从这一时刻后，他们三人之间这个“铁三角”不但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而且似乎还从此形成了相对固定而明确的分工，这就是孙中山主全面和外交，而黄与赵主军事和内务：
1910年初，孙中山去日本和南洋各地筹款，赵声、与黄兴具体组织和领导庚戌广州起义。
1910年6月，孙中山先生电召黄、赵赴日本，共同总结庚戌广州起义的经验与教训，并研究再次组织和发动起义。6月底，中国同盟会总部从东京迁至香港，孙中山被推举为外部总长，赵声被推举为内部总长；同时赵声还被推举为任香港同盟会会长。
1911年1月，广州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兼交通部长。随后孙中山去南洋筹款，赵声与黄兴负责起义的准备与组织。在3月10日统筹部召开的“发难会议”上，赵声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兼交通部长，黄兴任副总指挥。
如此的分工，的确还可以说赵声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少不会在黄兴之下”！
五
第一次广州起义，作为总指挥的赵声，曾制订了的计划大体上分为三步：（一）利用春节假日，发动起义。（二）起义以新军为主力，由城外进攻广州，巡防营在城内响应配合，实行内外夹攻；同时发动惠州等方面的会党民军起应声援广州。（三）占领广州后，赵为革命军总司令、倪映典为副总司令，率军统一广东，进而兵分两路北伐，一路由江西取南京，一路出湖南攻武汉。
第二次广州起义，大的战略步骤大体仍是如此，但赵声吸取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起义的具体战术由重点从外围攻城，改为重点从城内暴动，并且他将起义军分为十路：第一路由赵声亲率江苏军攻打水师行台；第二路由黄兴带领南洋、福建同志攻击两广总督署；第三路由陈炯明领东江健儿堵截满界；第四路由朱执信领顺德队伍守截旗界；第五路由徐维扬领北江队伍进攻督练公所；第六路由黄侠毅领东莞队员打巡警道；第七路由莫纪彭领军策应徐维扬、黄侠毅两队；第八路由姚雨平率领陆军响应；第九路由洪承点派队分途攻守；第十路由刘古善领队分途攻守。各路且约定好暴动时间，同时行动。1911年4月23日，起义组织者在两广总督署附近的越华街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又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
这样的起义计划，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除了对于敌我双方力量估计不足外（其实这也不应该说这是他们的估计不足，而更应该看做是革命者一种大无畏精神的表现），应该是周密的、细致的。前面我曾说到，赵声身上除了豪爽与大气外，还有一种闪光的文化人格，这就是拼命与实干，而这种不顾敌强我弱的决绝，无疑正体现了他的拼命，同时计划的周密和细致，又无疑体现了他的实干。而这一切又让我常常对赵声的知识分子人格产生怀疑，因为这一人格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常见文化人格，相反，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传统知识分子，往往总有些天真与幼稚、软弱与浮躁，理想远大往往流于空谈，失败面前往往表现浮躁，坚韧不拔往往流于执拗，总之，不实际，无主见，很脆弱。往远了说，如李白、杜甫，他们都自诩自己有“致君尧之上”的辅宰之才，但事实上呢？李白根本就缺乏起码的政治眼光，永王李磷一个召唤，他就屁颠屁颠地下山了，但很快就弄得个“世人皆曰杀”的狼狈地步；杜甫则心胸狭窄，遇事常常执拗得可爱，最终证明他虽是诗中圣哲，但绝不是政坛领袖，甚至连官场高手也算不上。还有我们都熟悉的陆游，他的爱国热情是毋庸置疑的，但他的有些主张却很值得商榷，正是为此，钱钟书在一千多年后还对他多有非议，说他“喜论恢复，几近大话空言”。再往近了说，如康有为，当恭亲王问他“祖宗之法如何可变”时，他回答说：“杀了几个大员就可以了！”一句话将本来对新法有一定好感的恭亲王推到了新法的对立面，政治上偏激，行为上执拗，这不能不说是康有为人格上的一种缺陷。再比如鲁迅（因为他与赵声是校友，所以我平时常常将他们二人比较），众所周知，鲁迅很勇于解剖别人，也勇于解剖自己，这换句话说，鲁迅总怀疑别人，也总怀疑自己，他的这种多疑注定了他几乎不可能有真正知心的朋友，而事实上也几乎就是这样。我们称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我以为前二者是名副其实的，但“革命家”其实更多的是从他思想的角度给予他的尊称，因为一个没有朋友的革命家是不可想象的。
赵声，为人豪爽，所到之处总呼朋唤友，这一点他与鲁迅很不同，倒是与孙中山有点相同。
众所周知，在同盟会元老中有两个著名的绰号，一个是“孙大炮”，一个是“章疯子”，这两个绰号的主人，前者是孙中山，后者是章太炎。革命需要一种敢于放“炮”的霸气和“疯”劲，尤其是领袖人物有时更需要具有这种精神，但是仅有这种精神是万万不够的，革命有时更需要拼命的执著和精细的实干，但是作为人文品格，其二者是很难在一个人身上统一的，而赵声身上正难能可贵地统一着这两种品格，因此，我觉得赵声本质上是个文人，是个知识分子，但也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当然，这并不是说孙中山在革命的过程中只会放“炮”，也不是说赵声比孙中山更伟大，但是孙中山作为一个统帅全面的领袖，无论如何都需要有赵声这样的助手的，或者说革命本身无论如何也是需要赵声这样的实干家的。当然也需要黄兴，因为黄兴也是类似的人物。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应该清楚，在革命党人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如飞蛾扑火式的起义中，孙中山一般都只是更多地从战略上做一些宏观的策划，而具体的实施者多是赵声或黄兴，说赵声与黄兴正是天赐予孙中山的一对左膀右臂，是一点儿也不为过的，至于这左膀和右臂，谁的作用更大，谁的地位更高，实在很难说，事实上也没必要说，因为他们一直配合默契。
但也有失调的时候。
第二次广州起义前夕，张鸣岐调任两广总督，由于张认识赵声，便决定赵声带领一支人马伏于香港，起义前再坐船到广州城下，与城内义军里应外合。谁知由于突发事件，黄兴沉不住气了，在多人劝阻、其他九路人马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然决定提前一天起义，于是他率领林觉民等一百多人，向两广总督府发起孤军攻击，结果不但他们的攻击因寡不敌众而无法得手，还造成了整个起义的惨遭失败。因此，对于这一失败，黄兴实际上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但是历史望着他在作战中奋不顾身、身先士卒的身影，更念着他那被打飞的两个断指，便原谅了他。只是不知道黄兴自己有没有原谅自己，当他逃出广州与赵声在香港抱头痛哭时，黄兴的泪水中除了起义失败的悲痛外，有没有在总指挥面前一种悔恨的流露呢，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是一切都晚了！
起义失败了！
赵声也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