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曾国藩的书出得太多了！写他的文章更是太多太多！在这些书中，他或成了圣，或成了神，或成了鬼。虽然说这也并非就是真实的曾国藩，但我们似乎看到了另一个并非面色苍白、目光呆滞、披头散发、失魂落魄、投水五次的曾国藩——他白手起家，硬是在朝廷的“旗营”“绿营”之外拉起一干人马，浴血奋战十多年，并最终取得了一场战争的胜利……谁又能否认这一摆在世人面前的事实！
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一个人，他有着多面人格、矛盾思想和怪异人生；而他所有的多面、矛盾和怪异，正构成了他整个生命的真实。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的多面、矛盾和怪异呢？原因自然十分复杂，但我以为其中最主要也是最简单的一个原因便是他是书生带兵。
在中国文化中“书生”与“兵”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阵营的，所以民间才会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俗话。是的，书生怎么能带兵，兵又怎么能由书生去带？然而中国历史上却常常不乏书生带兵的先例，最众所周知的就是宋代。
宋代由于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而夺得江山的，因此他做得皇帝后最怕这样的事情重演，为此他采取了两个措施，首先是通过“杯酒”将一批功高的武将的“兵权”罢释掉，然后将全国的军队大多数交给文官指挥，即全面实行“书生带兵”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好处至少有二：一是书生因其读圣贤之书，知恩荣廉耻，所以更懂得忠孝节义，不会轻易背叛、投降和谋反；二是书生毕竟只是书生，即使真的谋反，其能耐也十分有限，对付起来也不会太难。
赵宋王朝如此算盘打得不可谓不如意，但是哪知道这一如意算盘只顾得“此”，却失了“彼”：大宋的军队，无论是御林军还是边防军，他们一律在书生的带领和指挥下，的确是听话了，忠诚了，但它在与入侵的外族军队的作战中却失了雄性，没了血性，变得不堪一击、常战常败，最终演绎出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悲剧。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和教训。
曾国藩的湘军，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它不但是19世纪中国的一个军事现象，而且是一个文化现象，因为它是一支真正由读书人领导的军队，是在乱世中一群“投笔从戎”的书生们组建和指挥的军队。如上文所述，一群读书人自觉地将捍卫中国的正统文化作为自己最大最神圣的使命挺身而出，在他们看来，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教义，是妖魔化了的西方文化，是邪教，是妖孽，是中国正统文化的直接敌人，要战胜它，不但要从军事上，更要从文化上、从道义上。因此，曾国藩从一开始组建湘军时，就赋予了这支军队很多，有着很明显的卫道的特质：首先，曾国藩从一开始就让那些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读书人担任各级指挥官，欲以文化道德的力量来塑造这支军队的灵魂；其次，曾国藩虽然知道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上，一支铁的军队一定都有铁的纪律，但曾国藩在注重用纪律约束士兵的同时，还用“讲学”的形式“感化”士兵；再则，在平时“练兵”时，曾国藩不但教练士兵军事思想与技能，更注重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曾国藩看来，做人的道理比军事本领更为重要，必须老生常谈，以至使每一个湘军士兵都能心领神会。为此曾国藩自己亲自创作了大量的歌谣、语录和顺口溜，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算是那首创作于1858年（咸丰八年）12月的《爱民歌》了：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和线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石头，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壤，莫到民家去打饭。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材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
军士与民如一人，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我之所以在这里将这首歌词不厌其烦地几乎完整抄录出，便是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个事实，即对红军建设起过巨大积极作用的那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正是脱胎于它——可想而知它在当时确实是有着很大的先进性的。
然而，书生带兵的局部的先进性，终究并不能改变其必然的悲剧性——无论是对于湘军，还是对于曾国藩本人。
只要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留意一下湘军与太平军的一个个战例，就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即湘军打下的那些胜仗，绝大多都是“硬拼”出的，即拼兵力，拼伤亡，拼消耗，都胜得不十分“漂亮”，绝少那种“以少胜多”“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之类的胜仗；换句话说，湘军取得的胜仗，最终说起来敌人是被打败了，自己名义上取得了胜利，可实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伤亡数字有时并不比对手少多少，甚至有时还高过对手。这不能不让人想，湘军与太平军最终到底谁能取胜，关键就看他们谁能将牙关咬紧，且咬的时间更长，咬到最后；而最终的事实也似乎的确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说到底这也是曾国藩等书生带兵的一种必然，因为这样的军队几乎从不敢冒险，不敢出奇兵、走险棋。曾国藩几乎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每战来临，他都力求准备充分，决不贸然出兵，这从湘军建立之初的表现就可以看出。
湘军刚刚组建之后，集结在衡阳训练。其间正逢太平天国发动“东征”，长江沿岸的一个个州县，在太平军的进攻下纷纷陷落，清廷正规军“八旗”和“绿营”，一触即溃，一溃千里，并从此闻风丧胆，草木皆兵，完全失去了战斗力。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唯一的救命稻草就只有曾国藩手上这支新组建的湘军了。于是，不但大小官员纷纷向曾国藩求救，而且朝廷和皇帝也多次发来急旨，让曾国藩赶紧出兵迎敌，但曾国藩一概不予理会。1853年底，朝廷发来急旨，命曾国藩火速带兵入皖解救江忠源。江忠源是他的弟子，也是他的莫逆之交，湘军创办之初，江忠源可谓是曾国藩的左膀右臂，没少为他出谋划策、加油出力。现在由于江忠源孤军深入被太平军围于安徽庐州，然而曾国藩仍无情地以“将在外君令有所不从”为由拒绝前去营救，以至最终，江忠源兵败投水自杀身亡，年仅42岁。1854年初，曾国藩的座师吴文熔以湖广总督的身份督师，被太平军围于黄州，曾国藩得知后虽深为忧郁，但他坚持不发兵相救，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湘军水师的训练之中，以至最终吴文熔战死。曾国藩之所以如此，原因不为别的，只因为曾国藩认为此时的湘军还没练成，他还没有充分准备好。
曾国藩就是这样训练他的湘军的，而这样训练出的一支军队，有着明显的两面性：坚韧有余而有时冒险勇气不够，军纪严明而有时灵活机动不够，谋略有余而作战能力有限。而这正与他的主人一样，坚韧而又脆弱，残忍而又善良，以身入世而心又想超然处之。
对于自己的这种心理品质和文化人格，曾国藩其实一直很纠结，并一直都在做着努力，试图在实践中有所改变。曾国藩多次在与人说起自己的九弟曾国荃时，对其“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多有不满与不屑，但同时他又写信给曾国荃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话看起来是与曾国荃说的，实际上未尝不也是他自己心志的一种表露，即，他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实际上已开始放弃自己原来的带兵理想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曾国藩才获得了一个“曾剃头”的外号。因此，我们不能不看到，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作为一群带兵的书生，实际上又是人格分裂的一群，他们有时如狼似虎地嗜血滥杀，有时又正襟危坐地记日记、作检讨；有时百折不回、意志如铁，有时又投水上吊、意志脆弱；有时理想远大，气势如虹，有时又志大才疏、叶公好龙。这不但是他们的人生纠结，更是他们的悲剧。
如果说，此种悲剧性可算作是带兵书生的性格悲剧，那书生带兵还有一层命运的悲剧。
太平天国从某种程度上看其实也是“书生带兵”，是洪秀全等一群考不上“大学”的书生，领着一批用洋教义洗过脑子的农民，有意无意间成为中华正统文化的摧毁者；而湘军在曾国藩等一批考上了“大学”的书生的带领下，也是有意无意间竟客观上成了中华正统文化的捍卫者。二者的主体成分其实都一样，都是农民，都曾受剥削压迫，都曾困苦不堪，都曾渴望改变命运而进行过人生的豪赌，他们战场上拔刀相向、互为死敌，只因为他们挣扎方式的选择不同——选择为钱卖命的成了湘军，选择造反的成了太平军。由此来看，湘军与太平军的较量，怎么看都有点像是一场“煮豆燃豆萁”。
太平天国起义时，其起义口号之一是“消灭清妖”，也就是说，他们能预料到的主要敌人是清军，可后来事实上他们遭遇到的最强劲敌人并不是清军，而是湘军——一批被临时武装起来的为钱卖命的农民——也正是他们最终彻底打败了太平军。
平心而论，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湘军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大多是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中国是一个农民起义特别多的国家，纵观每次农民起义爆发后，开明知识分子多数时候都是会站在同情起义农民的立场上的，也就是实际上多数时候都是站在统治者的对立面的，而这一次竟恰恰相反，他们完全站在了农民起义的对立面，且拿起了屠刀，成为清廷的卫道者和最得力的帮凶。而这又未必是曾国藩们当初的愿望和目的，尤其是到了后期，他已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东南半壁无主”，弟子门生们提醒他“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时，他未必就真不想推翻清廷恢复汉室，至少是未必不想也坐上龙廷过一过君临天下的皇帝瘾；但他最终只能自题一联作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今天天气，哈哈哈！
——此时的曾国藩，哪要弟子门生们提醒和点破呵，对此他其实比谁都纠结！
四
曾国藩的选择，虽然有其“秀才造反”的宿命的一面，也有其“书生带兵”的悲哀的一面，但无疑也有其明智和高明的一面：既为天下万千苍生避免了又一次惨遭涂炭和浩劫，又以退为进为自己避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
照理说，曾国藩在将湘军基本裁撤完毕并取得了清廷的信任后，应该日子好过了。然而并非如此。
19世纪的后半叶，中国最难办也最要紧去办的事情不外乎两件：一曰教案，二曰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