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建明被我拒绝之后一直委靡不振,白天睡到十二点起来,头也不梳脸也不洗,在房间里趿着鞋像头困兽似的转来转去,地板上扔满了烟头。抱怨日子没劲,没有钱,没有身份,没有工作,没有女人,真不知道当初脑筋怎么给蹩住了。吃过晚饭他就出门,找几个不知哪儿认识的家伙打小麻将,直到晚上二三点才回来。
我心里也是窝着一股无名火。当初也没个周全的想法,只凭了一个愿望:来了美国什么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黄油会有的,钱会有的,女人也会有的。但到了这儿才知道,机会是有的,但一个都不属于我们这些等外之民。属于你的只有遭人白眼,被人呵斥,被人剥削。
当初出馊主意的是歪嘴,现在他正兴冲冲地赶过来,我倒希望他自己也来尝尝这种滋味。但这样说只是气话。我实在是想念歪嘴,他在这儿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会觉得有座墙在背后靠着,心里会踏实不少。
郁闷的日子里我把乌兹冲锋枪装配起来,四支闪着暗光的枪械像娃娃似的躺在床单上,我还得为它们归零,也就是校准发射的弹道和准星。在枪店里买子弹并不要求有身份证,我储备了足够的子弹,并从店员口中得知在过海湾桥的海奥德有个靶场,可以试射步枪及冲锋枪。
我起了个大早,往提包里放了两支枪,两盒子弹,一卷蓝颜色的胶布,从住地乘车去市中心,再转乘小长途巴士,辗转来到海奥德;再按照店员画的地图,走了二十分钟路来到靶场。
靶场卖票的是个大胡子,肥胖邋遢,浑身刺青。他塞了张表格要我填写,我摇头表示不懂英语,他要查看我的枪械,一看是乌兹,脸色马上变了,我塞了张百元大钞给他,他咧嘴一笑,把我带到后面一间仓库,打开门锁。里面是辟为四条弹道的旧靶场。
大胡子为我换上新的靶纸,带上门出去了,我抽了支烟,把枪从提包里拿出来,放在靶台上。目估了一下弹道,长约一百英尺,正好是在乌兹的有效射击范围之内。我把靶纸摇到五十英尺左右,拿起一支枪,拍弹上膛,先拨到点射的位置,双手擎枪,瞄准靶心射了三发子弹。
枪声清脆利落,从手指扣扳机到声波震动耳膜有种莫名的愉悦。我把靶纸摇回来一看,三枪都打在靶心的左上方,我撕下一片蓝胶带,贴在弹洞上,再把靶纸摇回去,准星瞄着靶心偏右下角,再打三发点射。
五十英尺校得差不多了,我再把靶纸摇到一百英尺,每次只击一发子弹,来校准最后的归零。等到两把枪都校得差不多了。我把靶子固定在七十英尺左右,换上一个新弹夹,屏住呼吸,双手端平枪身,一梭子子弹打出去。
乌兹在我掌中微微地跳跃抖动,快慢操控自如,像一头欢快的小鹿。我多日郁闷的心情,也随着子弹倾泻出枪膛而散发得无影无踪。我把两盒子弹打得精光,心里还遗憾三个小时这么快就过去了。
出门时大胡子露出友善的微笑,跟我握手时点着自己的胸膛说:“杰米,杰米。”
我迷上了打靶,每星期总有三四天到海奥德报到。一来二去就跟杰米交上了朋友,我带他去中国饭店吃午餐,交谈中我得知他曾经是个军人,孤家寡人一个,前阵子刚交了个女朋友叫玛丽。杰米没有家,晚上就住在靶场里。他也不隐瞒他是个海洛因使用者,撩起袖子要我看他扎在臂弯里的一排针眼。
我们都对枪械有一种很深的迷恋,杰米喜欢收藏各种老式毛瑟枪,我则比较喜欢新型自动手枪和冲锋枪。靶场有些客人不愿携带枪支进出,就把枪寄存在杰米那儿。我在杰米那间狗窠一样的宿舍里见识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步兵武器,美国陆军的标准配备M-16;意大利特种警方的Aug99,是种带枪榴弹的多用单兵武器;加拿大为英国伞兵研制的新型冲锋枪。看得我爱不释手,杰米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新型枪械好是好,但也太娇贵,容易出故障,他拿起一支老式的1919年产的毛瑟枪:“看看,多么古典的造型,多么优美的线条。”他以欣赏的目光从头到尾地抚摸着这支老祖父级的单发步枪,“现代战争下流无耻,一个笨蛋可以用几十发子弹击倒一个最优秀的军人,你说公平吗?以前的战争,以前的军人,以前的枪支,都比现在多了男子气。一发就是一发,打中就打中,打不中再重来。”他亲吻了一下那支老步枪,“你说是不是,宝贝?”
这种美国兵怎么能在战场上打仗?怪不得美国输了那场战争。
歪嘴他们到的那天我在大伯爵汽车行雇了一辆礼车,又订了旅馆。不管手头怎么紧,歪嘴和栾军的到来是件大事,中国男人见了面倒不会有西方人那种拥抱,连手都不握一下,但我也看得出来歪嘴和我一样激动,连烟都拿反了。我们在中国城的一家酒楼吃的饭,一桌子菜都没怎么动过,歪嘴和我频频跑到门口去抽烟,一时却也相对无语。突然,歪嘴说顺便告诉你出来前办了点小事。我问什么事?歪嘴说出来前把你们粮店经理的家给烧了。
歪嘴和栾军的到来带来一股生气,我们搬出那郁闷的地下室,在日落区靠近海边处找了一幢独立的房子,三个睡房,加上车库里的一大间,足够我们四个人住。另外,我们买了一辆二手的丰田,四个人在靠近动物园的空旷街道上学车,栾军充当临时教练,一个礼拜下来,每个人都学会了。
歪嘴他们带来的钱不多,除了留给家人的生活费之外,付掉蛇头的费用、租房子的钱、买车的钱,我们竟然没多少钱了。当初五百万港币拿到手上觉得是用不完的,现在奇怪钱怎么会这么不禁用。
歪嘴说总得找些事情来做,四个大老爷们儿这么闲着也不是一回事。但是找什么事来做呢?我们几个一无所长,除了栾军比较心灵手巧之外,另外三人都只能出卖体力。歪嘴道:“我看了几天报纸,研究出唯一可行的是做装修,在中文报纸上登个广告,去估价时把工价压低一两成,还是会有人愿意雇用的。老大、臧建明你们多少还在工地上干过几天,栾军以前学过木匠,我们先凑合着干吧。”
我们自拟了个公司名字叫“通用”装修,在当地的《世界日报》和《星岛日报》刊登了广告。打电话来的人还真不少,于是四人一起去看工。臧建明是少不了的,旧金山华人七八成是广东人,很多广东佬一听不是说广东话“啪”地就挂上电话,谈都不与你谈。臧的一口流利的广东话至少能和人交谈,开始我们要的价实在太低,做完工一算成本,简直是在白做。只得自己安慰自己,积累经验吧。
常常我们忙得满头大汗,臧建明却不见人影,车也被他开走了,我们下了班只能坐公车回家。逼问之下,他招供去了一个叫“百合花”的赌场,就座落在离旧金山不远的圣布鲁诺,这小子本想趁隙去玩一把,但一坐下就忘了时间,直到身上的钱输完了才想起回来。
我能怎么办?讲多了大家都烦。我们只是个松散的小团体,互相之间并没有约束力,虽然他们叫我老大,也只是个称呼而已。现在这个老大只能提供大家一份最底层的生活,再要叫我直起嗓子训人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日子过得不死不活,做装修赚的钱吃不饱饿不死,一个多月下来,大家都瘟了。歪嘴、栾军刚来美国的心劲儿泄得一干二净,干完活回家躺在破沙发上就睡了过去,或者呆看中文台直到深夜,问他看了什么一点也回想不起来。
我们就这样在美国搁浅住了。
一天晚上桃子突然来访,说大哥你们搬了新家也不请我来玩啊。房间里四个男人一阵忙乱,屋子里乱得像狗窠一样,桃子阻止了我们手忙脚乱地收拾,在沙发上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
“大哥,建明,还有这两位没见过的先生,怎么不介绍一下。”
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歪嘴和栾军,桃子抿嘴一笑:“李义山?那可是个大诗人啊。”
歪嘴竟闹了个大红脸。除了臧建明,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歪嘴怎么变成了个诗人?
看到我们一副呆相,桃子赶快给我们解释唐朝有个李义山,是个著名的诗人。写的诗缠绵悱恻,唐诗三百首里就有他的诗歌。我说歪嘴你这辈子投错了胎啊,诗人怎么到美国来做了个装修佬啊。
屋里有个女人就是不一样,大家都变得活跃起来,臧建明一脱平时委靡不振的神情,讲了很多黄色笑话,桃子听了一样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