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手机关系着国家信息安全的大问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信息通信保密问题将在不同领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美国核机密硬盘失窃案
一切危险似乎都过去了，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电脑硬盘中的数据毕竟不是艺术孤品，它完全可以在短时间里被复制成千上万次并通过网络传到各个地方。
2000年5月，美国墨西哥州发生了一场森林大火，位于火区的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准备转移重要资料时竟然发现——载有重要核机密的两个硬盘不见了踪影。这两个硬盘储存有如何解除或销毁美国、俄罗斯、法国以及其他国家核武器设施的高度机密情报。这样重要的机密资料不翼而飞，一旦泄密真称得上是天机泄露。
这件事情立刻引起整个美国的震动。而美国政府却持谨慎态度，有关官员只是低调表示，尚不清楚这些丢失的文件到底是被人错放在了其他地方、被盗还是不小心被毁掉了。但美国国会对此事十分重视，对政府提出批评。有议员甚至说，这是美国自古巴危机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
事件发生后，最忙的还要属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大批特工进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能源部的数十名调查人员也协同作战，对实验室的各个角落进行“地毯式”搜查，同时对可进入存放电脑硬盘地下仓库的实验室人员展开调查。
就在美国各方为丢失的硬盘忙得不可开交时，两个硬盘又突然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出现了。
硬盘是在实验室设计核武器的地方找到的。此前，调查人员曾在这个区域里翻过两遍，6月16日，调查人员惊喜地发现——在该区域某间屋子里的复印机后，两个电脑硬盘好端端地放着。
一切危险似乎都过去了，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电脑硬盘中的数据毕竟不是艺术孤品，它完全可以在短时间里被复制成千上万次并通过网络传到各个地方。
“能否找到”的苦恼过去了，“是否被复制过”的苦恼又来了。虽然有关人士反复强调，并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事件是间谍行为，但对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测谎结果表明，有几个人的说法相互矛盾。美能源部反间谍局局长说，我相信其中有犯罪行为。
6月18日，失而复得的两个电脑硬盘在严密保卫之下，被送到了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将动用一切手段对硬盘进行电子分析，确定它们是否被拷贝过或是篡改过。
关于硬盘失踪的推测很多。有人说，也许是大火临近时，有实验人员正在使用电脑硬盘，由于实验室命令火速撤离，惊慌之中将两个硬盘扔到了复印机的后面。这种直观推测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也有人分析说，这可能是洛斯阿拉莫斯工作人员针对实验室安全上的漏洞开的一个玩笑。据说国家实验室中的科学家和负责警戒的军人素有芥蒂，因为科学家一直强烈要求与外界沟通以便促进研究，而军方安全员却总是想方设法阻挠，不让科学家知道其个人的成果是如何被用来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实验室中以前就有科学家以骗过安检人员为乐，险些受到处罚。
硬盘丢失事件的调查仍然没有结果，但有一个消息让美国人稍稍安了点心，那就是美政府将成立一个新的核武器领导机构，中情局副局长约翰·格尔顿上将出任这一机构的首脑，以确保核机密的安全。
★“窃取尿样”行动
当阿萨德总统向保镖询问厕所在哪里时，保镖将其领到了这间卫生间。在那里，他的尿液不是流入下水道，而是流入了一个储尿罐。
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医生通过一个人的尿样就可以获知他的健康信息。在各国政府首脑和要人的健康状况都被列为高度机密的情况下，窃取尿样就成为了解其健康状况的非常手段之一。
1999年2月，约旦国王侯赛因去世，一贯很少出国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一反常态，亲自率领代表团飞赴安曼参加葬礼。以色列间谍对阿萨德总统的健康状况非常关心，便与约旦的特工组织合作，借此机会，窃取他的尿样，目的是判断他还能活多久，两国将据此调整外交政策。
2月8日，在约旦国王侯赛因的葬礼上，约旦方面为阿萨德总统准备了只供他单独使用的卫生间。当阿萨德总统向保镖询问厕所在哪里时，保镖将其领到了这间卫生间。在那里，他的尿液不是流入下水道，而是流入了一个储尿罐。阿萨德总统不久后乘飞机返回自己的国家时，他的尿样被送到位于特拉维夫附近的泰勒·哈绍梅尔医疗中心。
尿样有助于确定阿萨德总统糖尿病患病程度，并可反映出其尿中是否含有癌细胞。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的病理学家和生化学家可以通过分析尿样，查出在阿萨德总统长期患病期间所服用过的药物。以色列间谍根据尿样的分析为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准备了一份阿萨德总统的全面健康分析报告。
通过对阿萨德的尿样进行分析证实，他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并且有癌变迹象。以色列病理学家和生化学家还发现，其尿样中含有止痛药的成分，这表明阿萨德的病情正在恶化。分析报告称这位总统的身体每况愈下。另外还有迹象表明，阿萨德的身体已经虚弱到每天工作不能超过几个小时的地步。他没能出席以叙和谈会议的唯一原因就是他的健康问题。
★数据库系统源程序的秘密交易
自适应数据库系统密码是如此的敏感，以至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雇员们神秘地将其称为“计算机之源”。它被秘密地贮藏于计算机大厦11层楼350磅重的保险柜中，只有两名最高级经理能够接触它。
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出一套自适应数据库系统（ADADAS）程序。这是一种用于加强计算机化信息系统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它可使计算机软件技术效益提高10倍。它是用于美国许多战略计算机中的一种标准程序。国家安全局利用它进行电子窃听；五角大楼利用它部署、协调世界范围内的军队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将它用于绝密情报的分类工作。
自适应数据库系统源程序的市场价格估计在1000万美元左右。像这样优秀的软件，当然是间谍窥视已久、必欲得之而后快的东西。
然而，计算机软件不同于常规性军事设施。要想按照一个偷来的样品复制它，并不是件容易办到的事情。为了复制出一个完善的程序，首先需要搞到保密的源程序——用于解释工作程序的一系列密码和符号。自适应数据库系统密码是如此的敏感，以至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雇员们神秘地将其称为“计算机之源”。它被秘密地贮藏于计算机大厦11层楼350磅重的保险柜中，只有两名最高级经理能够接触它——马圭尔就是其中之一。
马圭尔是这家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拥有该公司百分之八十的股份。有人向他下手了。
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机场，一位比利时人对他说：“你想要一张瑞士银行的支票吗？接过去，它就属于你了。我全不在意此事，我没有参加。”
使马圭尔有些动心的是那独特的付款方式——开立瑞士银行账户或付大笔的美元现金。但是，马圭尔保持着沉默，在他上衣里面，一台录音机正转动着录下了每个字。
“我们一次性地成交此事，”比利时人继续谈着，“无字据，无合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马圭尔趁机更加仔细地观察着眼前的这个男人。这位比利时人年龄在30岁左右，身高约5英尺10英寸，红润的脸上长着连鬓胡须，几缕棕色卷曲的头发残留在光秃秃的头上，而且还挺着一个大啤酒肚。他名叫马克·安德烈·德吉特，1949年2月6日出生于比利时。马圭尔对此人并非不了解。
两年前，德吉特曾与附近某家公司的一位雇员有接触，他竭力劝说该雇员去偷盗IBM公司的技术情报。在那之前，他还因类似的企图被人抓住，并被比利时的原工作单位解雇了。无论他过去的历史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像马圭尔这样一位品行端正、在美国处领先地位的计算机公司的老板，是不可能与德吉特为伍的。
约翰·马圭尔与这位比利时人谈话是另有原因的，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他这样做。联邦调查局要求他对德吉特的建议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与此同时还提供给他一部录音机，以便为日后的法庭审讯留下证据。
德吉特第一次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打交道是在1979年5月，他先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加利福尼亚办事处的一位销售员詹姆斯·艾迪斯有了接触。他自称是一家比利时工程公司的经理，要求得到一份高技术产品的清单。不久，他给艾迪斯挂去一个电话，安排在希尔顿饭店见面。会面时德吉特未加任何掩饰，他对购买公司秘密情报公开表示出兴趣，声称准备为此支付15万美元。德吉特建议或是通过瑞士银行付款，或是现金付款，这种洽谈生意的手法，与日后他对付约翰·马圭尔时完全一样。
詹姆斯·艾迪斯对他的话深感震惊，并立即将这一切汇报给他公司的管理部门。当比利时人乘飞机前往洛杉矶、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进行其他约会时，艾迪斯向约翰·马圭尔作了详细汇报。马圭尔立即将这一切报告了联邦调查局。为什么呢？因为德吉特曾公开说他是作为莫斯科某进出口公司代表而办事的。
马圭尔向那些对计算机领域不甚了解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们解释了所有的一切。为了将谈话的内容准确地转达过来，他们在马圭尔身上安装了监听装置，并将他送到了约会地点——国家机场。
现在，这位比利时人加紧了攻势。他三番五次地强调说，这笔买卖不会有损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场地位。显然他认为莫斯科将永远不会把这笔交易的秘密泄露给马圭尔的西方竞争者，这个事实是他做这笔生意的有力论点。他又公开承认，自适应数据库系统列入莫斯科的购物单中，已有三年之久了。起初，需要的是其他一些技术，但现在，德吉特解释说，进出口公司变换了重点优先项目，一再坚持要他尽可能快地搞到自适应数据库系统源程序。软件公司这一宝贵的原始资料竟是如此重要，以至莫斯科方面威胁德吉特，如果不能把它搞到手，将断绝他与东欧其他有利可图的买卖。从长远观点看，此次失败则意味着德吉特将失去数百万美元的生意。因此他急不可待，如坐针毡。
而马圭尔则敷衍着他，因为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想要知道更多的事情，他们指示马圭尔尽量拖延以争取时间。这样在国家机场的首次会面就毫无结果了。
在随后的日子，这位比利时人与马圭尔互相之间进行了20多次会谈。酬金从最初的15万美元，上升到20万美元，接着又上升到25万美元，以至最后上升到45万美元。
但是在交货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值得考虑的问题。马圭尔（以及联邦调查局）希望交货能在美国领土上进行，因为这样可以逮捕比利时人。德吉特则希望成交在布鲁塞尔。在那里，莫斯科专家可以在一间专门实验室里监测该计算机磁盘的可靠性。经过一番磋商，德吉特建议他俩一同飞往苏黎世，马圭尔在那里可以接受他在瑞士银行里的酬金。除此之外，德吉特不愿再让步了。
他们最后一次会面是在1979年10月3日早餐以后，地点是希尔顿饭店。到此时，他俩都清楚这次买卖不会谈成了。于是这位比利时人和这位美国人分道扬镳了。经过历时7个月的周密计划和耗资巨大的跟踪监视之后，联邦调查局引诱马克·安德烈·德吉特落入圈套的尝试失败了。
联邦调查局将大量有关这起案件的资料汇集到一起，但未发现违法行为。同非法贩毒交易一样，法律上需要有确凿的买卖行为后才能予以定罪。因此仅凭其意图实行逮捕是不行的。
又过了几个月，联邦调查局官员们由于担心他们的调查会前功尽弃，便派了两名特工人员去纽约德吉特下榻的饭店房间对其进行盘问。比利时人承认了全部事实，其中包括他作为莫斯科某进出口公司代表一事。但是他认为自己与莫斯科的生意是一种及其正常的商业往来。
经过一番严格的盘问之后，执法人员向德吉特发出了一个严重警告，然后就离开了——他们相信德吉特再也不会有从事类似买卖的企图了，也一定不会留在美国国土上了。但是，他们想错了。
1980年2月6日，就在德吉特与联邦调查局人员遭遇仅仅两天之后，他又重返交易市场了。这次他的接近目标是查尔斯·马西尼——另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这家公司与软件股份公司同在一幢楼中办公。这回，德吉特向马西尼讲述了一个有关阿拉伯银行、石油族长和百万美元账户的离奇故事。德吉特声称，他的“阿拉伯”主子正在兴建一座超现代化的计算机中心，并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程序表示出了特殊的兴趣。如果马西尼能够帮助他物色到一位合适的提供程序的人，他准备支付2.5万美元的寻找费。他特别强调要谨慎小心，尤其不能让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约翰·马圭尔知道这件事。
使德吉特感到意外的是马西尼很快答应了，并且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人选。4月16日，德吉特终于见到了这个人。这位准备偷盗自适应数据库系统源程序的男子是软件公司的一位雇员，名叫蒂莫斯·克隆德。
他们俩就这一宝贵的计算机磁盘的合适价格，进行了充分的讨价还价，最后，在一次横跨大西洋的通话中，他们同意以50万美元现金的形式成交这笔生意。他们商定5月18日在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会面。但是，当德吉特乘坐比利时航空公司581号班机于下午2点抵达时，他并没有携带两人事先定好的现钞，而以一张50万美元的支票取而代之了。据后来查证，德吉特的账户上，存款余额只有800美元。很显然，德吉特在玩一场骗局。蒂莫斯·克隆德也没有携带货物去那里。他把精心准备好的假磁盘装入公文包中，以代替绝密计算机源程序。
实际上，克隆德根本不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雇员，他的真正雇主地处华盛顿宪法大街——他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名职业特工人员。就在德吉特移交支票的一刹那，德吉特被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