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末年，朝纲失禁，吏治腐败。豪门权贵、大小官员竞相以奢侈腐化为荣，以盘剥肆虐百姓为乐，甚至监守自盗，将国家必备的军需财物窃为己有。然而，也有为官数十年一尘不染、理财数载两袖清风的廉洁楷模，吴隐之就是其中的一个。
1、儒雅之士，耿介爽直
吴隐之的六世祖父是曹魏时的侍中吴质，为魏文帝曹丕所信赖，与陈群、朱铄、司马懿并号“四友”。后来家道衰落，吴隐之的父亲没有做过官，是最下层的寒门士族。家中本来就不富裕，到吴隐之十几岁的时候，父亲不幸病死，家境就更加困难了。一家人常常以粗糙的豆类和咸菜充饥度日，时有断炊的可怜境地。贫苦的生活，磨炼了吴隐之的品德。他少年老成，不仅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吃苦耐劳，而且孝顺母亲，敬重兄长。他为人处事，品行端正，从不贪图非分的财物，尤其注重操守的修养。不久，母亲也相继去世，吴隐之悲痛欲绝，哭泣之声感动得过路行人都为之落泪。他的邻居韩康伯官拜太常，其母是位贤惠明达的老妇人，被吴隐之的操行所感动，就对韩康伯说：“如果你以后负责挑选官吏的工作，一定要举荐像吴隐之这样的人。”后来韩康伯果然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于是提拔吴隐之为辅国功曹，随即又改任参征虏军事。吴隐之本来为人谦和，又博涉文史典籍，善于言谈，长得仪表堂堂，所以很快就获得了“儒雅之士”的好名声。
吴隐之的哥哥吴坦之为豫州刺史袁真的功曹。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冬，袁真据守寿春叛变，投降了前燕帝国。两年后，东晋大司马桓温率兵平定叛乱，在寿春俘虏了叛乱首领。许多人遭受株连，以叛逆的罪名押送京师建康斩首示众，吴坦之也在其中。吴隐之闻讯后从建康匆匆赶来，拜见大司马桓温，请求代替哥哥赴死。桓温被他勇于献身的精神感动，又见他儒雅耿介，心怀坦荡，谈吐爽直，毫无惧色，不仅没有诛杀吴隐之，还赦免了他的哥哥。不久，吴隐之官拜奉朝请、尚书郎。
2、廉洁简朴，卖狗嫁女
说起吴隐之，就不能不提及他卖狗嫁女的逸事。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吴隐之以奉朝请的身份被卫将军、尚书令谢石聘请为卫将军主簿。谢石是东晋著名人物，淝水之战晋军的水军总指挥，这一以少胜多的战役足以使他青史留名。那时适逢吴隐之的女儿出嫁，这在一般人家也是件大事，何况是官宦人家。谢石对吴隐之的生活很关心。吴隐之的女儿要出嫁，谢石知道他一向清贫，便吩咐手下人带着办喜事所需的各种物品去帮忙操办。到了吴隐之家，只见冷冷静静，根本看不出官宦人家嫁女的喜庆场面，毫无办喜事的气氛，唯见婢女牵了一只狗要去市上卖，原来吴隐之要靠卖狗筹钱来做女儿的嫁资。
东晋时的主簿，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官，其职责无非是主管文书，仅系将相大臣一幕僚而已。但若论其地位十分重要，论其权力有时还非常大。其时谢石声誉日隆，炙手可热，十分富有，吴隐之在他手下当差，俸禄定当不菲，怎么也不至于穷到卖狗嫁女的地步。很显然，吴隐之家穷，是另有原因的。史书上说他“弱冠而介立，有清操”；“虽居清显，禄赐皆班亲族，冬月无被，偿浣衣，乃被絮，勤苦同于贫庶”。他家贫穷，原来是他始终保持清廉的操守，又乐善好施而造成的。他既不贪图淫逸，也不攀附巴结权贵，所得俸禄和赏赐，总要和贫穷的亲族共同享用，不肯为自己积蓄和添置衣服被褥等。寒冬腊月都没有一床像样的被褥；身上穿的衣服不仅破旧，而且没有替换的。妻子给他洗衣时，他经常披一块棉絮待衣服晾干再穿，清贫俭朴，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
后来，吴隐之出任晋陵（今江苏常州）太守。晋陵地处京师附近，西晋末年随迁的侨民很多，鱼龙相杂，秩序混乱，为地方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方便。然而吴隐之在任职期间，始终恪守清操，从未利用职权谋私骚扰百姓，加重过人民的负担。他一直依靠朝廷的俸禄过着清贫简朴的生活，家中做饭的木柴也经常由其妻子刘氏自己搬运。任职期满后，吴隐之被调回朝中做官并由中书侍郎、国子博士、散骑常侍等职，接连迁升至廷尉、秘书监、御史中丞、左卫将军等高级官职。当时东晋王朝动乱迭起，官场污浊不堪。许多达官显贵或争权夺势，或沉溺酒色、醉生梦死。吴隐之出淤泥而不染，清廉之风没有任何改变，得到朝野的一致赞誉。
3、酌饮“贪泉”，清操不渝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春，荆、江二州刺史桓玄进入建康，控制东晋朝政后，为提高自己的声望，装模作样地贬黜佞臣，提拔俊贤。于是，素有廉洁美名的吴隐之被封为龙骧将军，领平越中郎将，持节出任广州刺史。广州地处南海，所辖地域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大部，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富，而且是我国对外通商最早的城市，自东汉以来，一直为海上贸易中心。外国商船经常带来许多奇异的珍宝。来此做官的官吏只要携带一箱珠宝返回内地，就可供子孙几代享用。所以历任刺史，心思都以搜敛珠宝为首要，没有不发横财的。东晋王朝也深知这种弊端，并想整治革除，而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吴隐之接到任命后，立即携带家眷起程上路。
所谓“贪泉”，原是广州郊外20里石门镇的一股涌泉。该泉水终年清澈见底，香气四溢，而且十分甜润。但不知从何时开始，这儿出现了一个新的说法：不论多么清正廉洁的人，只要喝了这泉水，便会顿起贪心，产生无穷的欲望，从而干出一些伤天害理的勾当。因此，该泉也随之被人叫成了“贪泉”。附近官吏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罪行败露后，往往以误饮“贪泉”水为借口来开脱罪责。因此一些正直的人路经此地，大都绕道而行；也有些人为了标榜自己，哪怕渴得口干舌燥也决不喝一口“贪泉”水。
吴隐之到达石门镇时，也听到了这种传说。但他认为：一个官吏贪不贪，关键在于心术正不正，与泉水毫无关系。为戳穿那些贪官的邪说谎言，便让人领他来到“贪泉”边，俯下身去，掬水而饮。随后，还赋诗一首：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意思是：许多年来，人们传说喝了贪泉的水便会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我认为，假如品德高洁的伯夷、叔齐喝了它，一定不会改变初衷的！此诗充分体现了吴隐之以伯夷、叔齐为榜样而矢志自律、不易节操的情怀。这实际上也是他履新赴职当众发表的演说，是他的誓词。
吴隐之上任后，非常注意自己的操行，平时饭菜没有酒肉，仅以咸菜和干鱼就餐。衣着都是以往穿过的，没有添置新衣。官府给他配备的帷帐器物，也都送到仓库里堆放起来。不了解吴隐之的人都说他矫揉造作，为了博取虚名。然而，吴隐之不为这些闲言碎语所动，始终坚持去奢务俭的节操。他手下有位官吏知道吴隐之爱吃鱼，就经常进献去了骨刺的鱼，想讨好吴隐之，以利于升迁。当吴隐之发现此人动机不良后，不仅没有领情，还处罚和贬降了他。从此，再也没人敢向吴隐之送东西了，官府的行贿之风也有了收敛。
一次，吴隐之和妻子在湖畔观览风光，妻子乘兴买了一斤沉香给他看。吴隐之接过一看，嫌是奢侈之物，便随手抛入湖中。由于吴隐之自身廉洁俭朴，又严于吏治，手下官属大都不敢骚扰百姓，素以贪赃渎职闻名的岭南，吏治有了新的改观。为此，晋安帝特下诏书表彰说：“孝敬的品行笃于闺门，高洁的节操厉乎风霜，实在是为人处世所难以做到的，然而是君子的最高美德。吴隐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超过常人，俸禄分给九族共享，自养菲薄，俭朴过人。本来处在可以发财的地域，却不改清操；本来具备了富有的地位、条件，一家人却不肯改换旧服。恪守自律，革奢务俭，致使南岭腐败的吏治大为改观。朕理应给予嘉赏，所以晋号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谷千斛。”
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卢循率领东南八郡的农民起义军进攻广州。吴隐之率领士卒还击，他的儿子吴旷之战死沙场。经过一百多天的激烈战斗，广州失陷，吴隐之也成了阶下囚。当时东晋朝廷也发生了剧变。桓玄野心膨胀，废除晋安帝自立，致使各地的刺史、太守纷纷起兵反对。刘裕纠集了一批北府兵的中下级将领在京口和广陵同时起兵，讨伐桓玄，很快攻入建康。桓玄挟持晋安帝出逃，兵败被杀。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二月，刘裕迎晋安帝回建康复位，并执掌朝政。卢循乘机上表东晋朝廷，自称平南将军，代理广州刺史，又以吴隐之系桓玄同党，请求处死。刘裕因忙于肃清桓氏余党，巩固自己的权力，无暇远顾，遂同意卢循割据岭南的要求，但处斩吴隐之不予批准，并写信让他把吴隐之遣送回京都。吴隐之这才被释放。吴隐之乘船返回时，没有装载多余的东西，在广州当了两年多的刺史，回建康时还和南来赴任一样，身无长物，两袖清风，与前后刺史离任归还时“船载洋货，车装珍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他送行的老百姓称颂说：“大人处可欲之地不改其操，真乃当今夷齐也。”
吴隐之回到京城后，只住一座小宅院，篱笆与院墙又矮又窄，内外共有六间茅屋，连妻子儿女都住得很挤。刘裕赐给吴隐之马车、耕牛，又想为他修造住宅，他坚决推辞。不久，吴隐之被重新起用，官拜度支尚书、太常等职。度支尚书是主管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官职，对一般人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然而，吴隐之抱定不取非分之财的宗旨，尽管家徒四壁，依然清节如故；从不染指经手的财物。他家中以竹篷为屏风，座位上连张毡席都没有。后来又迁任中领军，每月领到俸禄后，除留下自己的口粮外，其余的全部资助了贫苦的亲族，而自己一家的生活全靠妻子纺织供给。有时粮食缺乏了，就三餐改为两餐。
4、清白传家，后世敬仰
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吴隐之以年老请求退休，朝廷颁下优厚的诏书予以同意，授予他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赐给钱十万，米三百斛。第二年，吴隐之去世，追赠他为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吴隐之操守清廉，始终不渝，屡次受到朝廷褒奖，在他退休及去世时，受到优厚的赏赐，并赠予显要的官职。当时廉洁的士大夫们，皆以有此同俦挚友为荣。
清官难当，自古皆然。吴隐之处于东晋王朝动乱迭起、风雨飘摇的年代，当时朝廷在用人制度上“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官员骄奢淫逸，百姓极度痛苦，贫民揭竿而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吴隐之却清操出尘，拒腐杜贪，难能可贵。他虽然身居高官数十年，但妻子儿女没有因为他的官职沾上任何好处，反而养成了廉洁自律的好家风。不仅吴隐之以清廉节俭名垂青史，他的妻子也以贤德载入了史册，他的儿子吴延之，也能坚持清廉的操守，曾任鄱阳太守。吴延之的弟弟以及儿子，担任郡、县长官时，常以廉洁谨慎作为家门传统。虽然他们的才学，比不上吴隐之，但他们都保持着孝敬友爱，廉洁恭顺的作风。人们常常誉之为“有乃父之风”、“有乃祖之风”。真是：清白传家，子孙同廉。
吴隐之的清廉品行，不但多次受到当时朝廷嘉奖，也备受后人称赞。唐代名臣魏徵编修《晋书》时，给出了“吴隐之酌水以厉精，晋代良能，此焉为最”的极高评价。才子王勃在其《滕王阁诗序》中以吴隐之饮“贪泉”的故事写下了“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的名句。白居易也在诗中以吴隐之的清廉为榜样表明心志：“不饮浊泉水，不息曲木荫。所逢苟非义，粪土千万金。”明代诗人尹凤岐在《送兄广东参政应奎》中写道：“珍重平生清节在，不妨引满酌贪泉。”如今广州越秀博物馆内，仍竖有一块刻着“贪泉”两个大字的石碑，这是广州老百姓为纪念清官吴隐之的趣闻佳话而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