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近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同时，也造就了许许多多克己奉公、行正戒邪的“清官廉吏”。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们或是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利剑；或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化身；或是犯颜直谏、为民请命的偶像。
《三国演义》中的蜀国丞相诸葛亮，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干工作，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讲谋略，战无不胜，无所不能；尽忠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中国老百姓中是知名度最高的历史人物之一。据说，在唐太宗李世民眼中，诸葛亮却比不上魏徵。唐太宗曾问群臣：“魏徵与诸葛亮相比，谁贤？”有大臣回答说：“诸葛亮有将相之才，魏徵比不上。”唐太宗却说：“徵蹈覆仁义，以弼朕躬，欲致尧、舜，虽亮无以抗。”意思是说，魏徵文韬武略，用仁义礼节辅助我治理国家，欲使我拥有尧帝和舜帝一样的圣名，即使是诸葛亮也无法与之相比。
魏徵作为唐王朝贞观时期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忠于职守，为了唐王朝的长治久安，犯颜劝谏唐太宗李世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民为邦本，本固国宁”、“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凡200余事，悉被接纳。其中，《谏太宗十思疏》和《十渐不克终疏》文辞犀利，哲理深刻，集中体现了魏徵的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多得的一块瑰宝。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其一，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魏徵认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作为一个担负国家重任的人君，如果不未雨绸缪，没有长远打算，缺乏美德，不是理智地战胜一切贪欲，克勤克俭办一切事情，那就等于“伐根以求木茂，塞源以欲流长”，是极其危险的。
其二，“怨不在大，可畏唯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魏徵认为，过去许多国君，在创业时都能兢兢业业，谨慎行事，一旦大功告成之后，就放情纵欲，傲视他人，视兄弟如过路之人，用严刑峻法和盛怒盛气去对付下属。这样，下属表面上恭恭敬敬，心里却很不服气。因此，魏徵严肃地指出，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在于人心的背离。水能载船也能翻船，应该高度谨慎。如果用腐朽的缰绳去驾驭奔驰的车马，其危险难道不是可想而知的吗？
其三，以“十思”为自检。“十思”的原文为：“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思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魏徵认为：作为统治百姓的一国人君，当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就要想到知足而警惕自己；将要兴土木营建工程而动用人力物力时，一定要适可而止以安定百姓；想到自己位高权重而不可一世时，应该谦虚和蔼而加强自身道德的修养；如果害怕因自满而会带来损害时，就要想到大江大海能够容纳千河百川的度量；当陶醉于游山玩水和出围打猎时，就要想到古代帝王一年中只准三次出游打猎的规定；担心自己懒惰懈怠时，就要想到办事必须善始善终的道理；忧虑情况不明而踌躇不决时，就要虚心采纳下属群僚的意见；当有些谗言和邪念影响自己时，就应该端正自身而斥退这些不好的东西；当要对臣下进行奖赏时，就要想到是否因自己一时高兴而滥赏；当要处罚臣下时，也要想想自己是否因盛怒之下而胡乱惩治他人。魏徵指出：经常进行“十思”，是为了发扬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等九种美德，选拔贤能，择善而从，使有才华的人竭尽智谋，有勇猛的人竭尽武力，有仁德的人竭尽慈惠，有信义的人竭尽忠诚。
唐太宗阅览这份疏谏以后，对于魏徵的真诚十分感动。他特意写了一份诏书给魏徵，表示自己的态度说：“希望你不要怕冒犯我，继续毫不隐讳地直言得失，我一定要虚怀若谷，冷静自己的心态，恭敬地等待着你的善言。”后来，唐太宗每当谈及魏徵时，就感触万分地说：“贞观以前，（房）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就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徵而已。”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年春正月，唐太宗曾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兼听则明”，就是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以分清是非；“偏信则暗”，就是只听信一方面的话，必然会受到蒙蔽。魏徵为了向唐太宗说明这个道理，曾在问答中列举出历史上许多值得借鉴的史实。“上古之人曾说过，凡事都要征求割草打柴的老百姓的意见。在尧和舜当政时期，广开四方之门，招揽天下的贤人，为的是看见民间的疾苦，听见民间的呼声，做到下情上达，天下无壅塞。由于执政者对天下的大事无不知晓。像共工和鲧这类奸佞之人，再巧言令色也不会有市场；秦二世幽居深宫，亲近小人而疏远百姓，偏信宦官赵高，结果出现了‘指鹿为马’的怪事，直到天下大乱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骄奢弄权的朱异，结果是侯景兵围台城，终于困饿而死。隋炀帝偏信唯诺取宠的虞世基，使得天下大乱，国破身亡。照此说来，人君只有广泛地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使下情能够上达，大臣要想堵塞或匿情不报也是不可能的。”唐太宗不愧是一代明君，对于魏徵的这番议论铭刻于心，深知自己身处九重之内，难于遍知天下之事，也就不能独断天下之务，为此，提出了“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并采取了相应措施。
从贞观年间魏徵的进谏活动和主要表现看，魏徵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最负盛名的杰出的谏官代表，忠心辅国，犯颜直谏，获此殊荣，名实相符，当之无愧。因此，魏徵被唐太宗李世民尊为雕琢“美玉”的良工、矫正己过的“人镜”，故有“帝王人镜”一说，而世人则把魏徵誉为“一代名相”和“千秋金鉴”。
魏徵进谏，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数量很多。魏徵向唐太宗进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前后二百余事”，数十万言。二是质量上乘。魏徵谏言无论疏文、谈话，观点鲜明，文辞犀利，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一般都能使唐太宗折服或猛醒，从而达到进谏的目的。魏徵谏言中许多脍炙人口的箴言警句，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民为邦本、本固国宁”等，已成为我国广大民众使用频率很高的经典语汇。三是谏技高超。魏徵以敢于直谏而闻名于世，但也不是不讲方式方法，一味地顶撞和冒犯皇帝。在长达17年的岁月中，魏徵之所以屡谏屡胜，而唐太宗能够言听计从，与魏徵善于进谏，能把道理讲清说透有很大关系。魏徵进谏，寓贬于褒，有理有节，善于因势利导，常常运用表扬的方式达到帮助皇帝改正缺点、错误的目的。
魏徵一生为官清廉，满腹经纶，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创建了“贞观之治”，被誉为“千秋金鉴”。死后，亦不愿浪费国家钱财，按其遗愿从简治丧。魏徵身为朝廷重臣，又深受唐太宗赏识，可谓位高权重。然而，魏徵一生无论为官还是做人都堪称楷模。史书记载，魏徵既不偏爱声色犬马，也不喜聚珍宝古玩，只是收藏了许多有价值的图书典籍和名家墨宝。古人讲究“寿终正寝”，意思是年老病死后，灵堂要设在家中正屋正中的房间，以示善始善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魏徵病重的时候，家里居然简陋得连个正厅都没有。辞世之后，唐太宗欲按一品官的规格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经他的妻子裴氏夫人再三辞谢，始才作罢。李世民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殁，吾失一镜矣。”魏徵安邦治国的雄才大略，刚正不阿、犯颜直谏的高尚品格，体恤百姓、不徇私情的清廉形象，千百年来被后人广为传颂、研究、借鉴和敬仰。
魏徵在我国历史上不仅是一位举世公认的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政论家，还是一位功绩卓著的历史学家。在魏徵所有著述中，有一本书特别值得一提，它几乎影响了唐太宗一生，那就是贞观初年奉命主编的《群书治要》。这部书上至三皇五帝，下到晋代末年，既有明君治国的经验，也有昏庸败政的教训；既有忠良辅国的故事，也有奸臣欺主的实录。全书65部50余万字，堪称史学巨著。唐太宗读后爱不释手，如获至宝，指示抄给文武百官，相互传看。唐太宗曾对魏徵说，朕读《群书治要》明白了为君、施政、用人、治国的道理。隋炀帝杨广骄奢淫逸而自以为能，最终丧命于匹夫。说明帝王也一样，任性放纵、恣意挥霍、信任奸佞、疏远忠良，只要沾染上其中一件，必然亡国，这都是你的功劳。李世民曾反复告诫群臣“君贪必丧其国，臣贪必亡其身”，就是从《群书治要》一书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悟出的，无论是君王还是臣子都必须遵循的廉洁奉公的基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