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古烁今，虽屡遭贬黜，仍进取不息，其一生为政清明，辛劳奉公，个人生活十分清贫，他未给子孙留下什么财产，却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后来母亲带着他改嫁，继父一度曾要求范仲淹经商，而他却坚决要求学习。有个成语“划粥断齑”即源于他寒窗苦读的故事。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为了励志，常去附近的醴泉寺寄宿读书。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吃完继续读书，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范仲淹的一个同学是高官的儿子，看他常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划粥割齑的生活，担心一旦享受美食，日后就咽不下粥和咸菜了。”艰苦的生活历练，锤炼了范仲淹的人格意志，使得他少有大节，蓄志于天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三月，范仲淹金榜题名，考中了进士。不久，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负责司法刑狱机要事务，一直清廉自守。三年后改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时，连赴任的盘缠都没有，只好将自己的马卖掉，徒步上任。范仲淹后历任西溪盐官、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参知政事和杭州、青州太守等职，不管是当小官还是掌大权，他为官都是心怀社稷，廉洁奉公，兢兢业业，造福一方，以天下为己任，世人称他为“五胆忠臣”。
一胆：敢于指责朝政。宋仁宗时大兴土木，朝廷从陕西征购木材，运往京城建造宫殿。范仲淹看到浩大的土木建设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后，不顾他人劝阻，上书朝廷，直陈弊端和危害，引起了宋仁宗的高度重视和警醒，立即停止了宫殿建设，并要求臣民“以仲淹为忠”。后来，他还针对朝政存在的问题，书写了《救弊十事》，令朝政为之一振。
二胆：敢于斗权贵。当时朝中权臣吕夷简利用手中权力，拉帮结派，徇私舞弊，视范仲淹为眼中钉。他多次派人暗中威胁范仲淹勿言朝政、妄议国事，但范仲淹毫不惧怕，多次表示宁可舍去官位性命，也不姑息养奸。为治住范仲淹，吕夷简调任他管理关系盘根错节、矛盾错综复杂的开封府，想借皇亲国戚和官僚大臣，甚至那些贪官污吏的手，杀杀范仲淹的锐气。没想到范仲淹到任后，从清理弊端入手，敢于查处污吏，克服各种阻力，疏奏朝廷惩治，很快开封府“肃然称治”。
三胆：敢于反贪腐。为了彻底揭露吕夷简等人任人唯亲、朋比为奸的做法，范仲淹深入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并将吕夷简结党营私，提升贪官污吏的情况，绘成“百官图”呈献给皇帝，使宋仁宗一眼就看清了贪官污吏们的所作所为。之后，他又先后为皇帝书写了《帝王尚好》《选贤任能》等政文，使朝政存在的腐败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治理整顿。
四胆：敢于用清官。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在抵抗西夏入侵中立下大功，调回京师任参知政事，领导“庆历新政”。范仲淹掌握一定权力后，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吏治。他采取职能业绩评定和群众评议的办法，对重要岗位的官吏进行了任职考核，很快一些庸碌、无能的官吏被罢免，一些主事刻薄、惯于搜刮民财的贪官污吏被整治，特别是对那些具有皇亲国戚背景的官吏，范仲淹也是只管政绩不重关系，该撤的撤该查的查，一时间官风大变。同时，对精明能干、正直清廉的官吏，只要是克己奉公者都被提拔到重要位置。同时，为保证官吏正确使用权力，他还上奏朝廷制定了官吏考核办法，为宋仁宗时期的国富民强奠定了基础。
五胆：勇于不留财。范仲淹为政清明，个人生活十分节俭，治家极严，儿子范纯仁结婚时，他听说未过门的儿媳要用罗绮做一副帐子，心中很不高兴，对家人说：“做帐子怎能用这么贵重的材料？我家一向节俭，决不能任其败坏家风。如果她敢带这样东西过门，我就当众把它烧掉。”他不仅言传而且身教，平日如果没有宾客登门，家人吃饭，他不准上两样荤菜。家人衣食，只是够用。他始终坚持教育子孙要“知节俭，莫贪富贵”。晚年时，范仲淹没有把一生的积蓄留给子孙，而是广置义庄、义田和义宅，用来赈济穷苦群众。如“义田”的情况大致是这样：范仲淹买了1000亩近郊经常丰收的田地，叫作“义田”，靠它来养活、周济许多同族中的穷人。每天有饭给他们吃，每年有衣服给他们穿。碰到嫁女、娶亲、天灾、丧葬等事情都有供给。挑选族中那些年纪大、品行好的人主管账目，按时公布收支。每人每天给一升米每年施舍的衣服，每人一匹绢。嫁女的施给十五千钱，再嫁的三十千钱；娶妇的施与三十千钱，再娶的十五千钱。埋葬死者施予数目同再嫁的数目一样，埋葬孩子送给十千钱。同族九十人住在一起的，从义田每年收入八百斛稻。拿这些收入，给那些聚居的人，充足有余，不会穷乏。丢官回家或者等候任用的人在供给之列。出仕做官的人停止供给。范仲淹一生忧乐天下，开一代廉政之风，死后入殓时，连一件新衣服都找不到，他用他的一生践行了“以德行事”、“积德行义”的廉政主张，体现了一代名臣的崇高风范。
历史上，许多刚直敢言之臣，往往仕途多舛，他们不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以致不惜丢官罢职，甚至杀头，实在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范仲淹正是这样一位忠臣，他仕途坎坷，四次遭贬，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贵，不怕丢乌纱帽，不怕削职被贬，表现了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精神。人心叵测，仕途险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每次犯颜直谏，换来的都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贬谪。天圣年间，宋仁宗欲率群臣为真宗之刘皇后祝寿，群臣明知不合礼制，却三缄其口，唯独位卑职微的范仲淹面折廷争，结果被贬；任左司谏时，他又因谏止废黜郭皇后而获罪，贬谪睦州；权知开封府，他再因上《百官图》，抨击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公，被加上朋党的罪名贬为饶州知州。“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虽三次被贬出朝，但他无怨无悔，从不颓唐沮丧，表示“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戏称三次贬黜为“三光”（光荣）。任参知政事时，因“庆历新政”失败，他被免职，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任知州，从此未再回到朝廷。
范仲淹即使受尽屈辱，也不改忧国忧民的初衷。他乘船赴睦州任时，风急浪恶，一家十余口险些葬身鱼腹；贬官饶州时，沿途10余州的地方官因惧党祸，竟无一人出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都不放在心上。宋代官员每至一处履新，照例都要上谢表，以示对朝廷的忠诚。范仲淹在饶州上谢表时说：“当了地方长官，就要政简刑清，安邦利民；如在朝为官，要竭尽忠直之节。”在润州时表示“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只要有利于社稷，即使身处逆境，他也不会钳口结舌，缄默不言。到邓州任知州时，他上谢表称：“救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以救民疾、分国忧为己任，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范仲淹则是“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有如此光明磊落的精神境界，真是万世楷模！
经过五代战乱，政局像走马灯似的变化无常，士大夫廉耻之风，丧失殆尽。而范仲淹廉洁耿介，严于律己，外和内刚，振纲纪明礼仪，权贵为之缩颈，奸倭为之侧目。他到睦州任知州，为东汉隐士严光修祠堂著有《严先生祠堂记》，表扬严光“泥涂轩冕”的清高气节。他的目的是“使贪夫廉，懦夫立”。为官者要廉洁保持名节，懦夫是布衣百姓，只有在清明的政治下，百姓的赋敛才能公平，负担减轻，平安生活，人格才能独立，腰杆挺硬不受欺凌。南宋朱熹称赞范仲淹以名节振作士大夫之功。“此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可见范仲淹对当时的社会风气的改变与廉政风气的倡导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入能为相，出能为将。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原本臣服于北宋的党项族首领元昊，自称皇帝，建立西夏国，并调集十万军队，侵袭北宋西北重镇延州，即今陕西延安。一时，西北边陲狼烟四起，在西夏的进攻下，宋军节节败退，延州北部数百里沦陷。家贫出孝子，国难思良将。边事紧急，宋仁宗终于想到了范仲淹，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范仲淹应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知州，防御西夏。由于号令严明，训练有方，又能团结当地羌人，范仲淹戍边数年，名重一时，羌人尊呼其为“龙图老子”，西夏称其为“小范老子”，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边塞也流传一首歌谣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秋天，处于政治上不得志之时的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要求，写下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其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世名句，蕴含着深刻精到的人生哲理和伟大的治国抱负，是范仲淹一生为人为官的真实写照。从文中可以看出，他不但没有因为改革不能继续推行而灰心丧气，还抒发了不计个人得失成败，心怀社稷，情系苍生的开阔胸怀。范仲淹以《岳阳楼记》为代表的许多诗文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为国、为君、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情怀，这种蕴含人类永恒的人文精神，是其流芳百世的真正原因。他弘扬了我国古代的传统廉政文化，从仁义廉耻的从政道德到节俭重民的优秀品格，从举贤任能的用人之道到舍己奉公的修身之志，从公正无私的执政态度到心忧天下的鸿鹄之志。为此，南宋著名理学大家朱熹称赞范仲淹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