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咨询机构与商业理念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顶级咨询机构频频解雇管理大师，如果这些大师变得自命不凡的话（众所周知，麦肯锡就是这样对待汤姆·彼得斯和罗伯特·沃特曼的）。然而，与此同时，知名的大师如果认为不能从咨询机构获得足够的报酬，他们也会频繁地抛弃雇主。马库斯·白金汉在麦肯锡待了20年，其间与人合著了两本畅销书—《首先，打破一切常规》（1999年）和《现在，发现你的优势》（2001年），但在2006年他离开麦肯锡去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马库斯·白金汉公司，因为他觉得自己在麦肯锡付出的远比得到的多。约翰·哈格尔三世离开待了16年的麦肯锡，投入德勤旗下（之后不久他成为一名独立顾问），因为他认为这家名气较小的咨询机构将会给他更多的独立性。
教授们的职责是构思出惊人的新理念（或者他们是这么希望的）。然而对于多数商学院的教授而言，营销这些理念似乎跟制造这些理念同等重要。在早期，商学院如此厚颜无耻地热衷于宣传造势或许会招来学术上的排斥，然而在今天这已经成为主流。商学院院长们为了提高学院知名度而进行不择手段的竞赛，近乎无所不用其极地吸引知名学者。大多数大学城的房价急剧上涨，以至于连作风最严谨的学者都最终对自己的原则做出了妥协：之前他们会与出版安静地探讨一个不起眼的理念，而现今他们会推销最新的“突破性理念”，以及迎接随之而来的媒体宣传、签名售书和商界翘楚的推荐。
许多为这些理论背书的执行官，也怀揣着退休后能成为商业大师的梦想。杰克·韦尔奇成为他们的黄金标准，他已经出版了一系列畅销书，包括和他妻子苏茜·韦尔奇合著的《赢》。苏茜曾是《哈佛商业评论》的一名编辑，当时她在为韦尔奇作个人专访，但这个专访作得有点过于深入细致，为此她失去了编辑的工作。杰克·韦尔奇甚至创办了一家与他同名的管理学院—俄亥俄州钱斯勒大学的杰克·韦尔奇管理学院，提供基于这位大人物理念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依然有许多前任或现任首席执行官怀揣着类似的梦想。
首席执行官本应服务于股东的利益，他们却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去追逐虚无缥缈的理论，这容易招来谴责。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大受益方是他们掌管的公司。因为对管理理论的追捧使得公司能将自己打造成“进取”及“前沿”的品牌，如格雷斯公司、全食食品公司和百思买集团都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招揽管理学作家以及向世人展示自己是卓越管理的典范。还有许多企业，如默克公司、3M（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宝洁公司以及麦当劳，甚至将自己的内部培训计划标榜成“大学”或者“商学院”课程，希望能沾染上一些管理理论行业的魔力。
就算商学院、管理咨询机构和大师们这三者能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新生大师，但对于大师行业而言，不只是供应那么简单。商业界持续不断地抛出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将不断重组大师市场—托高这位大师或者压低那位大师，给管理理论行业的这个角落铺银镀金并让另一个角落黯然失色。毫无疑问，近年来塑造市场的两大趋势是：新兴市场的兴起和互联网的发展。
新兴市场的兴起已经彻底重组了管理理论行业，也同样彻底重组了整个商业界。今天，许多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大师不是来自新兴市场，就是来自新兴市场的海外移民。印度在管理理论行业一直表现不俗（也许一贯生活在管理混乱中，反而会让他们转而思考管理理论），甚至近年来印度已经形成全面占领整个学科的威胁态势。部分一流印度管理大师的名单如下：尼尔马利亚·库马尔（伦敦商学院）、第默尔·库兰（哈佛商学院）、维贾伊·戈文达拉扬（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贾伊迪普·普拉胡（剑桥贾吉商学院）、潘卡基·格玛沃特（西班牙纳瓦拉大学高等商学院）、阿尼尔·古普塔（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史密斯商学院）、阿林丹姆· 乔杜里（新德里印度计划与管理学院）、拉姆·查兰（无专属机构）。来自印度的首席执行官维尼特·纳亚尔甚至挤出时间来为哈佛商业出版社（与其他更商业化的出版机构相比，该出版社的要求要高得多）写书，他是一家外包企业—HCL科技公司的总裁，也是《员工第一，客户第二》一书的作者。
除印度人以外，还有来自其他新兴市场的管理大师。如韩国的W·钱·金、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黎巴嫩的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希腊的科斯塔斯·马尔凯德斯。甚至曾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精辟见解的“旧世界”人士也加入到“新世界”的行列。约翰·哈格尔三世提出新兴国家将代替硅谷成为新的创新温床，这令居住在硅谷湾区的他的追随者们大为惊讶。
互联网的兴起也同样彻底撼动了管理理论行业。大多数一流高科技管理大师会选择在高科技公司或者科技新闻媒体业工作而不是在商学院工作。唐·塔普斯科特（《维基经济学》与《宏观维基经济学》的作者）因“企业协作”的理念而成名。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的作者）是一名资深的科技记者，最近担任《连线》杂志的编辑。杰夫·贾维斯（《Google将带来什么？》的作者）凭借在Buzzmachine.com网站发表有关新媒体的博文声名鹊起。克莱·舍基（《未来是湿的》与《认知盈余》作者）是个多面手（集戏剧导演、演讲家及顾问于一身），他同时也拥有大量关于新媒体的明智见解。
基于焦虑的繁荣
管理理论行业显然是一个强大的行业：足以容纳从教授到首席执行官的一切人员，并且能灵活地对商业气候的突变做出反应。然而这并不能充分地解释，为什么它如此成功？为什么那么多人如此踊跃地充当它的实验品？为什么有那么多在玩命工作的商务人士仍然要捧起一本关于机构改革的书籍？为什么那么多已经发誓绝不再接纳任何顾问的商务人士决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管理大师的学生安杰伊·赫钦斯盖认为，部分原因在于管理人员对于他们职位的焦虑。商学院创设的目的是使商业管理者能与律师、医生平起平坐（甚至时至今日，尼廷·诺里亚和拉凯什·库拉纳都还在追求管理人员与其他值得尊敬的人信奉相同的职业准则）。在弗雷德里克·泰勒的年代，科学管理刚刚起步，管理人员认为任何人都需要掌握一门学科。因而那时，管理人员有大量不同的附属技能来提升自己的地位（或者至少是捍卫自己的领地）：普通管理人员懂“目标管理”，生产总监懂“全面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经理—他们通常是地位竞争的失败者—也懂“人才争夺战”。
其实，一些最成功的大师曾是不知羞耻的自我管理吹捧者。彼得·德鲁克给他的经典著作《管理的实践》加上的副标题为“对美国社会最重要功能的研究”。“管理人员是每一项业务中活跃的、赋予其生命的元素”，他喃喃低语，“科学管理是自《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以来美国对西方思想做出的最伟大及最具影响力的贡献。”中层管理人员怎能感受不到此话中的激励之意？而加里·哈默以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略胜德鲁克，“管理机制—涵盖了方差分析、资本预算、项目管理、绩效工资、战略规划等—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汤姆·彼得斯更是以不同的方式吹捧管理学：与其告诉管理人员他们是人类的终极希望，彼得斯宁可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古怪执着而狂热的人。他们的孩子可能称其为老古板，他们的妻子可能对其任何言谈都感到厌倦，他们可能担心自己像父辈那样，死守在传送带旁工作直到退休或死亡。但在汤姆·彼得斯的言辞中，他们是疯狂的人，追求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并创造出难以置信的成就。
努力奋斗的记者或者文科教授会惊讶地发现，管理人员是如此的缺乏安全感。商学院粉刷一新的建筑和精心修剪的草坪、成功高管们不断上涨的薪酬和慷慨支出的账目、永远在扩张中的跨国公司和全球性银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权力的傲慢而非身份缺失的焦虑。然而，事实上这些“商业世界主宰者”并不比我们更加自信。今天的管理人员充分意识到他们并不总是受到尊敬和喜欢。《今日管理》杂志2009年的一项调查揭示：1/3的受访者完全不信任或只稍微信任他们的管理人员。同时，管理人员也对未来感到恐惧。贝恩公司在2009年对管理手段的调查中发现，3/4受访的管理人员认为现有的市场领导者将在5年内被淘汰。
最让管理人员恐惧的是失去工作，但他们也深受某种存在主义的困扰。他们的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他们“管理”时，实际上该做些什么？他们是战略制定者还是受操控的工具？他们是穿着西装的军官还是业余的精神治疗医师？在等级森严及工人恭顺的旧时代，从未有人提出过如此离经叛道的问题。然而如今互联网正在将信息传送到更多雇员的手中，决策的制定权被移交给第一线工人，传统的管理权威正在消亡。这不仅会造成混乱，还会引起普遍的焦虑：被证实处于管理世界顶级的只不过是颤抖的吉娃娃犬而已。
通常，大师们给人这样一种幻象：虽然这个世界错综复杂，但倘若以他们作为向导，一切将变得简单明了。大师们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在试图化繁为简（如“核心竞争力”）或者提炼“要点”（如5种力量、6大趋势）。如今头韵口诀泛滥，以至于读者完全搞不清楚“3C”指的是大前研一所宣扬的公司（corporation）、顾客（customer）、竞争（competition），还是罗萨贝丝·莫斯·坎特所指出的能力（competence）、关系（connection）、概念（concept）。
当这些大师们不能舒解管理人员的忧虑时，他们就煽动起管理人员的野心。大师们是擅长将坏事转化成好事的高手。一批管理作家将2008年的信贷危机表述为因祸得福，如在《动荡：企业的黄金机会》（唐纳德·萨尔著）及《创新者的转机：经济不确定时期的创新指南》（斯科特·安东尼著）中可见一斑。他们也是操纵特权的艺术家。他们不仅仅向管理人员传授权势阶层使用的秘密语言，他们还发放如达沃斯论坛等秘密会议的邀请函。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意味着一个年轻人被推进了通往顶层的快车道，若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未来全球领袖”则意味着世界将由你主宰。
管理大师不只是操纵恐惧与贪婪的阴谋家，他们也提供某些值得赞许的东西，如智力激励。回溯至20世纪50年代，在那个“组织人”的年代，大多数商人是和蔼可亲、令人愉快、容易相处的，但他们几乎都不是对股市进行技术分析的高手。那时横跨在哈佛商学院与哈佛法学院之间的智力差距是一道深深的鸿沟。而如今管理人员已获得前所未有的良好教育，哈佛商学院与哈佛法学院之间的智力鸿沟已经被填平，而越来越多的市场行家在商业界寻找工作。今天的商学院与咨询机构毕业生不只满足于推销产品及研读分类账差额簿，他们还渴求精明创意和前沿理论。
引领潮流的重要性
为什么管理人员宁可不停地探索新的理论，也不愿固守单一的理论？他们会在试过几个新理论之后失望至极，从而彻底摈弃整个大师行业吗？为什么管理大师们要不断撕毁已写好的教科书，并从零开始一个新的理论呢？行文至此，答案已经显露端倪。预备大师的数量之广意味着市场上存在数目众多的理念，而管理理论消费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恐惧和野心，意味着市场总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性意味着商业总是要面对新的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二战”后美国管理人员的职业化奠定了当前管理热潮的基础。这一风潮背后隐藏的先决条件是：管理理论是一般概念和通用准则，能够在任何环境中成立。对这种普遍理念的信念使管理人员放弃了之前自身的管理实务，而准备成为大批量生产和大众市场管理技术的消费群体。
管理风潮体系严密，但管理理论并非建筑在此之上，因此该体系仅仅维持到20世纪80年代。自那以后管理模式中的大多数基本观点遭到质疑，大批量生产模式似乎也不再有效，优秀管理的典范—诸如通用汽车和IBM等公司—问题百出，而体系外的创新理念—来自国外的观念，诸如“精益生产”和“客户与供应商伙伴关系”—显现出了优势。美国公司现在不只依赖哈佛商学院和麦肯锡的指导，它们还向汤姆·彼得斯和丰田公司求助。从那时起，管理潮流的更替速度就在不断加快，全球经济变得更加动荡，除日本的管理理论外，还新增了印度和中国的管理技术，并且越来越多的大师跳上了管理理论的巡游彩车。
然而尽管管理理论行业风云变幻，有一位人物始终凌驾于该行业之上，他就是：彼得·德鲁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