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新范式的演化与早期管理范式的兴起—尤其是20世纪初美国的大规模生产以及20世纪60年代日本精益生产的兴起—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新兴市场正驾驭着移动电话与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就如当时的美国企业驾驭着铁路和电报技术；新兴市场不断发掘新的消费群体，就如同当时的美国企业将每一个普通人打造为潜在客户；新兴市场正将劣势（例如贫困和糟糕的分销体系）转化为优势，恰似当年日本创造及时生产体系以弥补储存空间的不足。而且，和之前所有的成功范例一样，这一新的管理体系也能够自我强化。新技术使得企业能够向更多的客户提供服务，并能将大规模生产应用到新的领域；全球化让它们能够为更多的客户提供服务，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一如20世纪早期的大规模生产和20世纪80年代的“精益生产”，新兴市场的新管理范式也有一大批管理大师和顾问为其摇旗呐喊，他们致力于提炼这一管理模式，建议公司如何对其加以利用，并将其推销给世界各地所有想要得到它的公司。在这群摇旗呐喊者中，为首的是一名印度精英。普拉哈德拉可以说是过去20年里世界上最富有创造力的管理大师，他的《金字塔底层的财富》无疑是一本最具影响力的书。除了普拉哈拉德之外，还有大批崛升中的超级明星，诸如维杰伊·戈文达拉扬、塔伦·康纳、兰杰·古拉蒂、尼尔马利亚·库马尔和阿尼尔·古普塔，这些大师都具有塑造并影响事件的非凡能力。在2009税务年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等亚洲管理咨询公司在全球42个国家中经营业务的营业收入高达60亿美元。这一新兴市场范式或许只是针对当地经济缺陷的一种方法，但现在一些世界上最优秀的商业精英正把该范式打造成一个贯穿一气的管理体系，使其既适用于贫穷国家也同样适用于富裕国家。
破坏的威力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期繁荣时期，富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本国的无产阶级拒绝发动革命感到十分恼火，因而转向第三世界寻求同盟。弗朗茨·法农在《大地上的受苦者》一书中赞美反殖民主义革命者。整整一代激进派学生穿着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每当碰到大学学院院长时就高呼“胡，胡，胡志明”。
如今，第三世界被视为新兴市场，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多产自中国，而这些“大地上的受苦者”正享受着令前殖民大国羡慕的增长率。这些新兴市场不仅在自家的后院呼风唤雨，也能对富裕国家造成影响。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造出了“破坏性创新”一词，用来描述那些价格大幅下降的新产品和那些彻底改变生产及分销方式的新工艺。今天，许多最典型的破坏性创新来自新兴市场，相较于上一次来自日本的重大破坏性管理创新—“精益生产”，它们将更加激烈地改变西方的社会生活。
这次新兴市场带来的变化之所以会发展得更快、更深入，原因有四个。第一个原因是，公司控制权市场及资深管理人才市场比20年前更具流动性。过去，大型日韩巨头企业是有序成长起来的，然而如今新兴市场的佼佼者热衷于兼并和收购。它们可以利用高度完善的资本市场—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营的，以及大批经验丰富的投资银行家和管理顾问。新兴市场的巨头企业正在疯狂地兼并西方公司并雇用西方的管理人员。
第二个原因是新兴市场的庞大规模。日本的出口业由有限的几个引擎驱动，尤其是汽车和电子产业。相比之下，新兴市场的出口涉及几乎所有的产业。米塔尔集团是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印孚瑟斯和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跻身于世界最大信息管理公司的行列，海尔集团是世界第四大家电制造商，1997年才开始海外业务的中兴通讯有望成为世界五大移动手机生产商之一。就在10年前，还没有任何一家新兴市场企业能达到世界水平。而现在，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统计，新兴市场中的世界领军企业已经遍及25个大产业。
第三个举足轻重的原因是重视产量。新兴市场的公司通过开辟新市场以弥补它们微薄的利润空间。在过去几年中，印度和中国的移动电话公司每月新增800万~1 000万用户。新兴市场的巨头企业，如印孚瑟斯和中兴通讯，每年以超过40%的速度增长。
第四个原因是，西方最优秀的企业已经充分意识到新兴市场的潜力。亨利·福特二世在“二战”后经营福特汽车公司长达数十年，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轻蔑地将日本汽车称为“那些小破车”（those little shitboxes）。而现在，最优秀的西方公司视新兴市场为创新与增长之源。思科公司未来将派其20%的最优秀人才到“思科东方”中心任职。
实际上，西方进行节俭创新的时机已经成熟。随着消费者勒紧腰带以及政府努力平衡预算，西方正进入紧缩时期。与此同时，随着医学创新推高医疗成本以及“婴儿潮”一代开始领取退休金，福利国家的负担日益加重（到2050年，富裕国家有1/3人口将领取退休金）。上述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是，借鉴新兴世界的“质优价廉”（value-for-money）指导方针。剑桥大学贾吉商学院的彼得·威廉森把新兴市场视为“适用于经济衰退时期的‘质优价廉’策略”资料库。
节俭创新已经开始在西方形成气候，尤其是在医疗保健行业。通用电气公司的廉价超声波设备，原本是为中国市场研发的，现在它已经成为通用的一项全球性基础业务，不仅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在发达国家都有消费者趋之若鹜。谢蒂医生打算在英属开曼群岛兴建一所拥有2 000个床位的医院，那里距迈阿密仅一个短程航班的路程，该院的手术医疗服务费用仅为美国医院的一半。这种节俭的趋势在消费品上也相当明显。海尔已经成为西方廉价冰箱市场的领导者。受塔塔集团“纳诺”车的影响，大多数西方汽车制造商打算生产小型的廉价车。印度马辛德拉汽车公司（Mahindra & Mahindra）生产的精巧型拖拉机，深受美国耕作爱好者和园丁的欢迎。
约翰·哈格尔三世和约翰·西利·布朗曾预测，新兴世界的进步将会向西方施加一个严重的“后坐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主义的西方公司，可能会很快发现，自己在更具创新意识的东方公司面前自惭形秽。发达国家的选民曾经认为全球化能为自己带来加分，然而当他们看到一个又一个产品市场被颠覆，他们最终可能会转而反对全球化。
然而重要的是，不要忘了这种破坏在给富裕国家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为它们带来了好处。创新后的医疗设备能大幅削减医疗成本，却不会降低医疗质量；紧凑型轿车同样能开上路，但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却降低了。不过，发达国家的军械库中仍然埋藏着一些强大的武器。与新兴国家的普通公司相比，西方的普通公司拥有更好的管理：在发展中国家，每出现一个印孚瑟斯或海尔，就会同时出现大量管理不善和缺乏竞争力的公司；美国尤其擅长鼓励新创企业，帮助它们成长起来。意大利博科尼大学的迈克尔·吉博特注意到，西方国家还拥有一个在困难时期涌现创造力的悠久传统，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得到验证。威廉森指出，沃尔玛等西方公司已经成功实施了“质优价廉”的策略；而且一批来自新兴国家最能言善辩的逆向创新及节俭创新的倡导者，在管理着西方企业，或是在西方商学院任教。
20世纪末美国和其他第一世界的公司迅速掌握了日本制造业的高超技术。美国人重新研究戴明的思想并使他成为了英雄。美国公司与日本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学习日本“精益生产”的秘诀。与此同时，西方公司还对它们所学到的知识加以改进。只要假以时日，它们会再次掀起节俭革命。
即便如此，现在正在新兴世界中成形的新管理范式已经对全球的力量平衡造成重大影响。世界上的创意能量正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正以自己的力量成为创新者，而不仅仅是作为有才能的模仿者。未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商业创新将不是出自于“西方国家”，而是“其余的国家”。家族式企业马辛德拉集团的副董事长阿南德·马辛德拉称，这些日子以来，每当印度人上床睡觉，他们做梦都会梦见自己国家的未来是如此“绚丽多彩且激动人心”。他的同胞们终于开始相信“建筑在我们心中的沙堡不会轻易地被清晨的潮水冲走”。同样真实的是，对于整个新兴世界而言，他们的“沙堡”现在建立在商业创新的坚实基础之上，并且将会得到延续，不仅改变新兴市场，同时也改变世界上的其余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