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曾喜欢说，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的《金吉尔和皮克尔斯的故事》是唯一值得一读的商业书籍。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系列剧《比阿特丽克斯·波特的商业指南》（The Beatrix Potter Guide to Business）正是对撒切尔夫人这一精辟见解的详细解读—该机构难得与这位铁娘子有天然的共鸣。《杰米玛·帕德尔鸭》（Jemima Puddleduck）是关于创业精神的论著，《小胡须塞缪尔》（Samuel Whiskers）是关于“薪酬审计”的寓言，而《小不点鼠太太》（Mrs Tittlemouse）呢？它是在警示聘请管理顾问的危害。
小不点鼠太太是“一只有严重洁癖的特殊小老鼠”，她总是在打扫房间及清除不速之客。然而有一天，一只又肥又聒噪的癞蛤蟆来到家里，它懒洋洋地躺在安乐椅里，把双脚搁在暖炉边上。尽管一再要求，但癞蛤蟆不仅拒绝离开，还满屋子地搜罗美味佳肴，所过之处一片狼藉。小不点鼠太太不得不整天跟在它后面收拾残局，直到它终于不情愿地离开为止。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们将能深刻体会行径恶劣的癞蛤蟆与管理顾问之间的相似之处。数十年来，管理顾问一直活跃在这个英国广播机构的各个部门。麦肯锡为英国广播公司策划了两次大规模重组—1968年以及1972年，而后一次重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纠正第一次重组的错误。然而英国广播公司最近一次“癞蛤蟆瘟疫”还要追溯到约翰·伯特（John Birt）出任总裁的1992年。
伯特在成为英国广播公司总裁之前曾长期在电视台工作，他的广播职业生涯始于私营部门，而不是英国广播公司。他相当明智地意识到，在一个节目频道数量爆炸式增长的世界里，公共广播机构会受到威胁，所以他把自己的领导者职业生涯押注于两个时兴的管理理念：内部市场化和制作人选择权。伯特要求，各个独立部门为争取合同彼此进行竞争并相互收取服务费（内部市场化）；如果外部供应商的价格比较低，他就督促节目制作人采用这些供应商（制作人选择权）。
事实上，这两种理念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制作人选择权”的实施在英国广播公司引发了一场管理顾问“瘟疫”。顾问们获得了伦敦西部英国广播公司总部的“永久居住权”。最终这些顾问的数目变得如此之多，以至于英国广播公司不得不另外再请一批顾问来为他们收拾烂摊子。英国最著名的电视剧剧作家丹尼斯·波特将伯特形容为“呱呱大叫的戴立克”，这也道出了大多数英国广播公司员工的心声，资深制作人托尼·加内特宣称伯特实施“极权式微观管理”。该国一流的讽刺杂志《私家侦探》（Private Eye）在题为“伯特式语言”（Birtspeak）的专栏中对伯特滥用艰涩管理术语的恶习大加鞭挞，并对这位伟大“语言破坏者”配以讽刺漫画，画中为微缩版的“戴立克”。
癞蛤蟆瘟疫
如今，无论你是在新兴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只要到公共部门去，就可以听到泛滥成灾的“伯特式语言”。政府部门正“重组”“核心流程”、引入“质量标准评估”并采用“客户服务标准”。公共部门负责人正“授权一线工作者”“目标管理”以及“外包非核心业务”。甚至将军们都在“精简人力资源部”以及“标杆化竞争对手”。
对管理的高涨热情并不局限于特定的政党或派系。英国的保守派新政府热衷于鼓吹商务人士及其方法。事实上，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就出身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麦肯锡公司，但在这方面保守党未必能胜过新工党。新工党的缔造者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更乐意谈论迈克尔·波特和汤姆·彼得斯，而不是工党创始人凯尔·哈迪和国民保健服务的蒂造者奈·贝文。他们聘请管理顾问进入政府各个部门—包括唐宁街、内阁办公室和卫生部门，并在政府核心部门的政治与咨询之间设置旋转门，这有时会导致不名誉事件。约翰·伯特离开英国广播公司后成为布莱尔的个人顾问，负责为自由联想出谋划策，他甚至试图一边为唐宁街工作一边在麦肯锡兼职，直到招致公众的强烈抗议才作罢（伯特现在为另一家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工作）。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你可以看到一个类似的模式。巴拉克·奥巴马任命一名管理顾问—杰弗里·齐安兹（Jeffrey Zients）担任他的“首席绩效官”，致力于“简化流程，降低成本，找出适用于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最佳工作方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兑现了自己在就职演说中做出的承诺：发起实用政府的改革。（“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并非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太大或太小，而是它是否有效运作。”）共和党内几个有望取代奥巴马的人选也同样热衷于管理理念。米特·罗姆尼是一名哈佛商学院毕业生，他在贝恩资本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协助创办了史泰博公司（Staples）以及一些其他公司。他曾经对《华尔街日报》说，如果成功当选总统，他“有可能”会聘请麦肯锡来协助他整顿政府。紧接着，他迅速补充道，他也可能聘请另外一个机构如波士顿咨询集团或他的老雇主—贝恩资本。
对于管理理论的热情也并不局限于富裕国家。新加坡把自己经营地像个大型公司，它派送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哈佛商学院。马来西亚政府已经聘请了麦肯锡公司。利比亚卡扎菲上校和他的钦定继承人赛义夫在其政权垮台前曾聘请过一批知名专家，徒劳地试图把自己国家加入国际大家庭。迈克尔·波特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把利比亚变成世界上最具创业精神的国家，他甚至亲自拜访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宣传他的理念。因为向该政权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协助赛义夫撰写他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论文，以及致力于美化该政权的声誉—波特等人创办的咨询公司摩立特咨询集团每月进账25万美元。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爵士曾前往利比亚劝说该政权进行金融改革，他后来因牵涉学院与这个独裁政权沾上了不光彩关系而被迫辞职。
大师们如何迎合政府
毫无悬念，第一个严肃思考公共部门管理的大师正是彼得·德鲁克。自20世纪60年代起，他就积极主张：随着公共部门和志愿者组织掌握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下一个伟大的管理革命将会发生这些部门中。迈克尔·波特也很快意识到将管理理论运用到公共部门的潜力。他首次对这个课题产生兴趣是在美国前总统里根时期，当时为应对美国经济可能的衰退而制定一项“产业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里根因而将波特召入国家工业竞争力委员会。在那里，他震惊地发现，对于他毕生研究的公司，民族国家与国家差异在决定其成败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将这一思想写成了一部巨著—《国家竞争优势》。该书的篇幅超过800页，大量运用图表、图解以及成功产业集群示意图，大量援引英国饼干公司和韩国墨金公司的详细资料，并辅以数以百计的脚注。《国家竞争优势》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读：对于国家经济成功要素的综合调查、对8个世界最重要经济体（韩国、意大利、瑞典、日本、瑞士、德国、英国和美国）的细致研究，以及就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善本国竞争力给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波特很快发现自己是在为各国政府撰写竞争力报告，其中包括新西兰、加拿大、葡萄牙以及地方政府，如马萨诸塞州。他认为利比亚是“一家好公司”。
另一些更不可能涉足该领域的大师也对公共部门产生了兴趣。汤姆·彼得斯起初认为政府只不过是一个官僚主义的沼泽，然而20世纪70年代他在军工企业工作期间，他的公共部门拥护者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他转而积极支持政府改革，他甚至还制作了一部关于“公共部门的卓越”的影片。曾经宣布民族国家终结的大前研一放弃了待遇丰厚的麦肯锡东京办事处负责人的职位，转而投身政治，甚至组建他自己的政党，致力于将日本从特殊利益集团的触须中解救出来。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这些对话还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管理大师，他们的专业领域主要是在公共部门而不是私营部门。这条道路的开拓者有公共政策顾问戴维·奥斯本（David Osborne）以及前城市管理者特德·盖布勒（Ted Gaebler），他们的《政府再造：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公共部门》（Reinventing Government: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1992年）一举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两人催生出一个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政府再造联盟”（Alliance for Redesigning Government），其为克林顿政府提供了范例及灵感。但已有更多的大师踏上他们自己开辟出来的小径继续前行，比如迈克尔·巴伯（Michael Barber）的《贯彻政令：托尼·布莱尔、公共服务和实现目标的挑战》（Instruction to Deliver: Tony Blair,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Challenge of Achieving Targets）。
政府如何迎合大师
在欧洲，随着20世纪70年代经济陷于低迷，公共部门与管理理论开始进入热恋期。撒切尔夫人倡导以市场为导向的广泛改革—从比较容易达成的私有化（据说是彼得·德鲁克发明的词汇）和外包服务开展竞争性投标，到较难实现的为国民医疗保健体系引入内部市场。她还设立了一系列强力机构，为了改善公共部门的管理，其中一些机构聘用了商人和顾问：包括“效率小组”（Efficiency Unit，由玛莎百货的董事长雷纳勋爵负责）、金融管理部门、国家审计办公室和审计委员会。
其中许多理念从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扩散到欧洲其他国家。这一被称作“新公共部门管理”（new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的管理理念包含许多有利于市场运作的观念，如外包、公私合营、绩效薪酬和内部市场等。这些理念的影响力远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那里的官员有时表现得近似独立执行官，他们被招募来创造特定成果，并负责在部门中推行效果显著的“绩效管理”。这些理念还以各种细微差别的形式渗透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大多数公共部门。
而美国与此相反，公共部门的管理理论热潮开始于较低层级：全美各地的政府官员—因对其机构感到失望以及受到私营部门复兴的触动—开始与商界人士交流并阅读管理书籍。鲍勃·斯通（Bob Stone）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曾是国防部的一名官僚，他日益对妨碍为军队提供服务的官僚规则感到不满，他称汤姆·彼得斯的《追求卓越》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启示录，并从此踏上致力于削减繁文缛节的漫长职业之路（例如，将五角大楼厚重的手册精简到仅为一页纸的使命宣言）。
而更多的改革者们则求助于质量大师，诸如曾经对日本私营部门影响深远的戴明和朱兰（Joseph M. Juran）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全面质量管理”（这意味着从重组员工团队到重视顾客等一切事务）变成地方政府官员当中的一个准宗教运动，并伴随着无止境的颁奖典礼和改革方案。对于这场运动，首先会被列出的全美知名人士之一便是比尔·克林顿—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他发表赞扬戴明的演讲并出席有关全面质量管理的会议。
比尔·克林顿让他的副总统阿尔·戈尔主持“政府再造”，标志着联邦政府全面接纳这些理念。戈尔大声抱怨道，美国忍受着“在完美记录时代的羽毛笔政府”—这是典型的戈尔式幸运：他挑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控制系统来作为他的例子，并且他常常参观西南航空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土星工厂（Saturn plant，现已不存在）等著名企业以寻找灵感。戈尔邀请哈雷戴维森公司的董事长沃恩·比尔斯以及通用电气董事长杰克·韦尔奇等商界名人参与研讨会；他满腔热情地支持基于商业模式的政府改革（例如，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亨利·希斯诺斯在研究了百事公司重组案例后，对自己的部门进行了重组）；他还曾经大刀阔斧地削减堆积如山的政府文件，为自己短暂地赢得“电锯阿尔”的绰号。
如何去解释这种对于管理理论日益高涨的热情呢？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公司比政府更有效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的观点盛行于英国。撒切尔夫人从未试图掩饰她的看法，即公务员是那些见人就傻笑的老好人，他们之所以进入公共服务部门是因为他们太缺乏想象力，若不是这样他们会转而进入商业领域。托尼·布莱尔热衷于与那些“财富创造者”—譬如维珍集团的理查德·布兰森和英国石油公司的约翰·布朗—打交道。戈登·布朗甚至比布莱尔更支持公共部门，他在担任首相期间曾将大量资金投向公共部门，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满“白厅”的官僚精英。布朗反复提及政府再造和“改造”公务员，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管理咨询机构和商业界的外部顾问。
政府迷恋管理理论的第二个原因是，希望“少花钱多办事”，即在维持合理公共服务的基础上，避免花费更高比例的国内生产总值。政客们已经从英国的审计委员会和美国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等监管机构了解到，公共部门饱受效率极端低下的困扰。因而他们很自然地得出结论，他们可以通过管理顾问的帮助来拖延做出提高税收或者削减服务的艰难决定。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与时俱进的需要。公共部门已经陷入到这场曾席卷私营部门十余年之久的革命中，这场革命是由根本性力量所驱动的，如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及更加挑剔、更精打细算消费者的出现。即使那些恶名昭彰的“欺客”机构—比如美国国内收入署以及伦敦地铁—都采纳了“客户服务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