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学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课堂上研究案例，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会投身于美国公司。今天，许多商学院正将世界各地管理学热点地区的游历之旅增添到它们的课程之中。学生们研究印度谢蒂医生—他将亨利·福特的大规模生产应用到班加罗尔心脏手术中，学生们也调查印孚瑟斯公司如何让数以万计的印度人转变成训练有素的信息系统专家，又或者他们漫步在上海观察耐克的大型商场以及人满为患的肯德基餐厅。
这些学生能够看出管理奇迹的这张清单没有尽头。在印度，公司能够从无到有组建一个城镇。在中国，企业集团雇用数以万计的人员。在耶路撒冷的多媒体工作室，哈西德派教徒和巴勒斯坦人并肩制作3D动画。在班加罗尔的一座印度教神庙里，主持人称自己为首席执行官，一边高谈轮回再生一边阔论“顶级服务”。在上海的一家工厂，老板根据风水理论摆放设施并责令犯错的工人在一尊巨佛前跪拜。
最聪明的公司在沉迷于新领域之际会避免遗漏掉旧的领域。日本丰田市的丰田汽车工厂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制造工厂。麦当劳凭借它的芝加哥研发中心，能在世界任何地方建立餐馆。而波音公司在西雅图的工厂甚至会让最厌学的管理系学生为之屏住呼吸。
旧领域也在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步伐重塑自身。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山景城，谷歌村的居民忙于将信息变成金子。在内华达州的休斯敦市，美捷步决心去证明，在线递送鞋子和衣物是创造永恒幸福的关键：期望每一个接受递送服务的顾客都发出“哇”的惊喜，顾客穿着新鞋迈出的每一步都充满着生机。
一个奇异的行业
这场管理理论之旅是一趟奇异的体验。在哈佛商学院偶遇迈克尔·波特，你会发现这位理论家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他为学术期刊撰写文章，探讨计量经济学的微妙之处，甚至亲自做批阅学生试卷这种令人发困的常规工作。拜访史蒂芬·柯维的领导力中心，你会看到这位理论家成了治疗师，鼓励他的客户谈论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感觉。购买任意一场汤姆·彼得斯讲座的入场券，可以观察到这位理论家作为布道者的那一面，他告诉听众，最新的流行词可能指的是破产与巨富的天壤之别。
甚至与管理理论界的一次短暂邂逅都会给你留下两个直接印象。第一个是管理理论界巨大的经济成就。诸如埃森哲咨询公司或者凯捷管理顾问公司等咨询机构统统都是坐拥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大机构。麦肯锡公司在开发管理知识方面的投资是每年4亿美元。最成功的管理大师将时间划分为作演讲（一场演讲费为5万美元是很常见的）、为企业提供咨询以及经营自己的公司。
第二个印象是管理理论是一个大杂烩。终身教授的著作里掺杂着彻头彻尾江湖骗子的糟粕。管理顾问机构将一小笔资金投给一些值得研究的课题，然后以强行销售的言论自贬身价。在访谈中，任何一位大师都能在顷刻间从一个真正具有洞察力或者有学术意义的观点跳到一个离奇的陈腐观点。
许多管理大师从自身极其不寻常的经历出发，源源不断地构建他们的理论。拉姆·查兰终其一生都在宣讲全球化及灵活性的好处，然而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人经历过像他那样的生活：他直至67岁才买下首套公寓，几乎一辈子都住在旅馆或者寄宿在客户家中，并且要靠助手通过快递给他提供洗干净的衣物。
大师们巨大的商业成就与他们总体表现的不稳定性是有关联的。来得容易的钱与低进入门槛的结合意味着：当真正的学者厌恶地避开它时，江湖骗子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该学科。迄今为止，管理理论仅仅孕育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彼得·德鲁克。然而无论背景或者性格，德鲁克都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名在维也纳出生的知识分子，他在幼年时期就曾被引荐给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并且在青年时期逃离纳粹德国。他也是个极其沉默寡言的人，其生命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加州郊区的一所简陋住所中度过的。德鲁克的大师伙伴们几乎总是被要推出下一个“突破性”理念的压力压垮。他们的第一部或者第二部著作可能含有某种真知灼见，然而好景不长，他们被业务中的琐事所环绕，如自己的咨询机构、巡回演讲、书籍合同、第三套住所的按揭还款，于是他们被迫没完没了地推迟推出“突破性”理念。
大师们的例证
这么多垃圾的存在导致许多人完全抛弃了管理理论，这是合乎情理的。创造出“呆伯特”（Dilbert）和“狗伯特”（Dogbert）的漫画家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通过讽刺挖苦管理理论家及其作品，已经赚了数百万美元。“所谓顾问，就是拿你的钱，惹恼你的雇员，同时不知疲倦地寻找最佳方式来延长咨询合同的人”，这是他漫画中的一个温和论断。亚当斯的漫画被同时刊登在世界各地超过1 500种报刊上，他的笑话在世界各地的饮水机上被无止境地一再重复，有时，引述这些笑话的恰恰是被取笑的对象。
本着这种精神对管理理论展开穷追猛打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在过去的100年里，管理理论一直是一块吸引大量废话的磁铁。管理潮流已经将公司撕裂，管理理论的语言总是让人反感。与其他任何事物相比，管理学家对英语这一门语言造成了最大的伤害。
然而，人们仍能得出为管理理论作辩护的强大论据。或许公司容易受到愚蠢管理理论潮流的侵害，但是它们是由一些聪明人经营的，这些人正试图弄懂一个复杂得令人抓狂的世界。商学院或许吸引了过多的江湖骗子，但是也有大量非常聪明的思考者，这群人正努力解决某些世界上最有意思的问题。
有利于管理大师最重要的论据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人确实是在践行某些能配得上“理论”一词的庄严工作。从公司的运作中可以提炼出普适经验，然后这些经验被用于帮助其他公司更好地经营，而且，这些普适经验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沉淀。成功的管理理念不受文化和背景的限制，它们还能够被传播，并做出适应性的修正，可以把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国家和行业。管理理念不仅仅是潮流，虽然它们被接受以及被抛弃不外乎是因为它们是潮流；它们也是技术，能够在理性批判的光辉中得到改进。
近些年来，该行业已经变得更加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确实，该行业与日俱增的自我批判能力称得上是自1996年我和约翰·米克尔思韦特一道撰写了《企业巫医》一书以来，我观察到的最大改变。金融危机在世界各地的商学院里引发了一波深刻的自我反省潮。学校不仅仔细审查它们一直在传授的技能，以便查明自己是否对这次危机负有责任，而且对于学校一直在反复灌输的“主宰者”观点，它们也在苦苦思索该如何取舍。谦逊现在成为了潮流。
这次危机仅仅强化了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某个进程，过去的15年已经涌现出一波对管理深感焦虑的书籍潮。哈佛商学院的拉凯什·库拉纳哀叹管理学作为一门专业未能兑现其承诺。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菲尔·罗森茨魏希调查了“晕轮效应”，根据此效应，做到数季度赢利的公司就被视为是永恒的智慧宝库。《管理学会评论》（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和其他学术期刊充斥着大量关于管理潮流败退的文章。
管理理论行业也创造出了一个副业，专门戳穿管理理论的幻象。管理书的书评开始反省读者的受挫感。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发表了一些针对麦肯锡的严厉批评。（“他们从未曾想到，如果每个人都不得不在盒子外面思考，那么这个盒子就需要进行修补了。”）《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应该被授予耐力奖，原因是她能嘲弄管理大师们在语言文字以及其他方面过分荒诞的行为，一周接一周，直至世界末日。
该行业也受益于毫不松懈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进程。商学院受到来自客户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它们做出更迅速及更恰当的反应。咨询机构被迫变得更加透明，而最杰出的学术理论家—诸如迈克尔·波特—以学术界其余人员相同的标准接受评判（波特是其中仅有的20名哈佛大学教授之一）。甚至连一些特立独行的大师也正在创造有趣的工作。一个毕生致力于建议首席执行官们该如何充分利用他们上任前90天的人，可能会让人觉得他有点偏执狂倾向，然而他却也为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
这为我们带来有利于管理理论的最重要论据，即它有助于提升生产率。优秀企业将不断借鉴来自更优秀公司的理念，管理理论将不断地在全世界搜索新的创新以及新的生产技术。所有这些不懈的搜索将提高生产率，偶尔会使工人更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