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的便是那雨声，无穷无尽地打在我的黄布伞上——世间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无穷无尽，我的记忆显然将那年春天的雨声夸大了。为什么会被夸大？主观上我并没有要夸大它的想法，这不是我的错误，但它的的确确又是我的错误，我不得不承担这个责任，就像在生活中，我有时不得不为不是我而是我们的错误承担起责任一样。好吧，那么就是无穷无尽的雨打在我孤零零的黄布伞上，发出无穷无尽的雨声，让我木然地听着。我的脚也木了，因为蹲得太久，但我只能稍稍站一会儿，否则雨伞遮不到的裤腿就会全被雨打湿了，而天气仍然很凉。雨如果一直下到晚上，那就意味着我得一直这样打着雨伞守到晚上。“守”是一个传达出寂寞无聊意味的动词——只要将鸭子们带到有食可寻的浅水滩，鸭们绝不会擅离职守游到深水区去，它们到深水区去干什么呢？深水使鸭子无法潜到水底，至多只能看一眼招摇的水草、炫耀的草虾，无法抗拒的水的浮力就将它弹回了水面。所以，放鸭只要找到一片好食场，就基本无事可干，只需在一旁守着了。
一直这样守着就是百无聊赖。百无聊赖最适合胡思乱想。那时我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
鸭子从早上被放出鸭栏开始，直到晚上回栏，整整一天的忙碌，都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从而活下去，我与它们又有什么区别？我也只是为了挣得一天的工分，也就是一天的饭钱，能让自己活下去，从早到晚地一个人守在这荒凉的湖滩上。为了能活着而忙着挣饭钱，因为挣到了基本能填饱肚子的饭钱而能够活着，这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生活有什么意思？但我和我周围成千上万的人，还有我从未见过也不可能见到的数以亿计的人，都是这样，也不得不这样地活着，生命，意味着的难道是人无穷无尽的苦役？我找不到答案，一个放鸭的少年严肃得像一个哲学家似的思考生命与生存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而现在我认识到，即使是哲学家，也不可能对我当年提出的这些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有些问题的价值就在于问题本身，有时提问仅仅是因为不愿承认，而将肯定性的判断偷换成了提问的形式。毫无疑问，生命因为它的需要维系性，而是生命体必须终生承担的一项苦役。
植物看起来像一个完美的例外——我再一次地看见了一九七三年春天在那荒凉湖边的无边青草，它们在雨中青得发绿，纤弱得不能承受哪怕是最微弱的风，那绿也柔嫩得纤弱，但正是无比纤弱使那绿色格外鲜艳，楚楚可怜。深沉、厚重的色彩是以失去艳丽与可爱为代价的，例如黑色。植物与它们的花朵，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几乎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艳丽柔嫩的颜色？不过，没有什么能伤害草，包括这初春柔嫩的浅草，即使把它们踏进泥里，它们仍会再次长出柔嫩的草叶——它们不接受所谓的教训，它们固执地按自己本来的面目生长。那时我长久地注视它们：它们竟不需要为维持生命而到处奔波，寻找食物，只要有一块泥土就可以了，有一块泥土它们就能自然地一直生长，蓬勃旺盛，当它们连成一大片时，它们甚至有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嚣张气焰！
草的这一点让我羡慕，但我同时也否定了草：一生都只守着寸土之地，永远不能离开的这种生存，使生失去了哪怕是最微弱的意义。
这个世界没有例外，拥有生命就必须承负起生命的重负。即使是没有生命意识没有思想的鸭子或者草，也不能逃避这一点。一九七三年春天的雨因此一直下着，下在我记忆的空间，那儿，事实上早已不存在的一九七三年的鸭子们，仍在雨中孜孜不倦地潜水觅食，一九七三年的青草，依然在雨水中青得发绿……
人·禽·木·血
已经习惯了楼房的灰色，习惯了院子里那棵从不见有花朵的玉兰树，树上鸟的鸣啾声当然也是早已被我忘得一干二净。
玉兰曾经有两棵，那大约是七八年之前，后来院子里建自行车棚，嫌玉兰碍了手脚，便砍去了一棵。剩下的这一棵，便不知道为什么不开花了，只是叶子倒格外的葳蕤、肥硕，尤其是在雨后，绿得阴森森地，给我一种淫荡而妖邪的怪异感觉。所以，尽管从窗子或阳台上望去所见的它是博大灰色中唯一可见的绿色，我也仍不大看它，除非是多日无雨，它的叶子蒙上了一层恰到好处的灰尘。
昨天清晨，将醒未醒之际，我忽然听见了鸟的啾啾啼鸣，一声两声、四声五声，竟没有止歇的意思。我逐渐清醒过来了，听清了那是好几只鸟儿的叫声，就在我的窗外。我立即走到窗前朝外张望，一眼就看到离窗户不过两三米远的那棵玉兰树的叶间有几只麻雀在那儿蹦跶，叫声就是它们发出来的。虽然只是几只麻雀，不是画眉、黄鹂、喜鹊，但在让我略感失望的同时，仍如见了分手已久的老友一样欣喜：这个城市里竟然也还有麻雀，而且麻雀的叫声原来也会这样美丽动听！
熹微的曙色里，麻雀没有发现站在窗玻璃后面的我，仍在玉兰树上蹦来蹦去。肥硕的玉兰叶片看来也有肥硕的好处，完全能承受得起麻雀在它上面的嬉闹。一刹那间，玉兰的绿色在我的眼中变得柔和、慈祥了。
这完全只是因为它的怀抱中有了几只鸟儿的缘故。
只是这几只麻雀为何在今天早晨，飞临我窗前这棵玉兰的枝头？
中午下班回家，一进门，女儿便神秘地将一根手指伸到唇边轻轻“嘘”了一声，然后便拉起我蹑手蹑脚地往阳台那儿走：有两只麻雀在阳台花架上的那盆花生米中，正在起劲地啄食那红皮花生米。我一下子想起了早晨在阳台地上见到的那粒花生，原来是这几只麻雀弄掉下来的。
我也终于弄清楚麻雀为何在今天早晨光临玉兰树的枝头，留恋不去地吟唱了。
麻雀这时发现了我们，“嗖”的一声飞起，但并没飞远，而是又在那棵玉兰树上落下来了。这时我才看到，树上还有几只麻雀。
女儿高兴地说：“它们还会回来的。”然后又为麻雀恳求我：“爸爸，这花生米不要收了。有花生米，麻雀就会来的。”
我欣然同意了。
仅仅只是几只麻雀，竟然让女儿为它考虑得这么多，而且，女儿的愿望只是能经常看到它们——鸟，现在这么稀少，巳经上初中的女儿看见过的鸟，一一加起来，恐怕也不会超过五六次吧？
一个中午，麻雀都在玉兰树上啁啾，是的，是啁嗽，而不是叽叽喳喳。
我忽然想起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王红公”的美国诗人雷克思洛斯的一首诗，那首诗写的是圣诞节前夕，他准备从院子里的托蓉树上剪一些红果，但那天上午一群足有三十只的知更鸟从远方飞来，将红果吃得一颗不剩，“每年都用来作为红色肉体的/象征物已经混合了/鸟的热血，高高地飞翔/在荒莽的墨西哥山脉上空”。
那首诗的题目叫《人·禽·木·血》，收录那首诗的他的诗集名字则是《为地球辩护》，出版时间是一九五五年，我出生的那一年。许多年过去，虽然也有一些麻雀来啄食我阳台上的“红果”，但我巳没有为地球辩护的那种自信了——知更鸟已更换成了曾被列为“四害”之一的麻雀，而且连麻雀也日益稀少了。如同另一位美国诗人写过的那样，“上帝刚刚降临地球，就被人一把抓住”，那混合着的鸟的热血的象征，在荒莽的地球上空还能飞翔多久呢？
草垛
一个没有阳光但依然很热的下午，我乘车回我的村庄去。旅程大约三小时。公路两边是我不知看了多少次的景物，每当一个景物出现，我立即知道紧接着它闪现出来的是什么。偶尔使我感到陌生的是某一栋新建的房屋，它直接与人联系在一起，使我暗自思忖，房屋之所以陌生的根本原因，是否因为这个世界上真正陌生的总是人呢？但直到如今我都没能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
客车穿行在初秋的田野里，早稻早已收割完毕，晚稻和红薯的绿色，懒洋洋地铺展在高一块低一块的土地上，让人有瞌睡的感觉。这肯定是因为阴天并且闷热的缘故。快到村庄时我才发现一路上我几乎没有看到草垛——这个季节的草垛应是稻草垛，而且是每户人家的门前或屋子后都该有的高高的稻草垛，它们哪里去了？我只零星地见到几个。仔细回想起来，它们的消失并不是现在的事，我的村庄也已经好些年没有草垛了，只是以前我没有发现而已。
我最想看见的草垛不是在初秋，也不是在深秋，而是在大雪纷飞或者一场大雪之后。风雪弥漫时草垛似乎在走动，渐渐在向房屋靠拢，而纷飞的雪花更衬托出草垛暗淡的黄褐色，就像夏天的阳光被堆放久了，那种金黄渐渐消失后的颜色，让人感到岁月的流逝，从而滋生出一种淡淡的惆怅，淡得就像草垛朝北的那一面，在风雨的吹打中已经没有任何色彩可言，接近大地的本色，像大地一样沉静，没有言语，任凭风吹雪覆，也无动于衷。一场大雪后的草垛又是另一种意味——从北面看去，它变成了高高的雪，寒冷，洁白，背景是阴云密布低垂的天空。它将自己藏了起来，将隐藏的火藏了起来，但有几只乌鸦落在它上面与它做伴，有时是几只麻雀。乌鸦和麻雀是不同的，栖落在草垛上的乌鸦沉默不语，像雪又像它自己的黑色那样肃穆，如果没有人走近，乌鸦一动也不动，仿佛陷入了沉思；麻雀则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飞起又落下，似乎是嫌草垛太静默，连一声叹息也没有。
乌鸦和麻雀谁更理解草垛？也许它们都不理解。草垛的主人也不理解。在草垛主人的眼里，草垛不过是一堆堆起来的、用来烧锅煮饭的柴草罢了。我又理解多少？虽然童年时的我夜晚经常和小伙伴们围着草垛捉迷藏，有时钻进草垛主人拔出柴草后形成的小洞里躲起来，也仍只是为了游戏，何尝注意过草垛本身？在我的记忆里，真正注意过草垛只有一次，那是某一年的仲秋时节，我一个人爬到一个草垛的顶上，仰面躺下，看天上那轮不断穿过云层的月亮，和偶尔拖着长长尾巴划过天宇的流星。忽然注意到了草垛散发出来的草香，比我以前闻到过的任何干草的香气都要浓郁，大概因为草垛是由许多干草堆成的缘故吧。我开始思考起草被晒干了就会散发出清香，而它生长时为什么没有此种清香这个问题，可想而知，我没能找出任何能使自己信服的答案，只是感到香气越来越浓了，这香气似乎遍及整个世界，天上那轮一直朝我微笑的明月也在散发出这种干草的清香，也有草垛的金黄色泽。那个仲秋之夜的月亮，那个草垛，就这样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一想起来，那草垛的清香就弥漫开来，像那个晚上尽情倾泻的月光……
土地仍在，庄稼仍在，野草也依然年复一年地由青转黄，但我从未想到不会消失的草垛竟真的从我们漫不经意的眼前消失了。
我并非是怀念草垛3我只是觉得有许多东西如同草垛一样，一旦消失就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想起它们空出的位置其实无法填补，想起不断出现的“新生事物”，譬如我下午乘车时见到的那些新建的房屋，那大地上的人所栖居之处，为何总让我感到了无诗意，甚至陌生？
关于一个湖的知识
中巴车穿街越岭，爬上临湖丘陵背上那条我幼年就熟悉的公路时，我立即扭头朝右边的车窗外望去——
一片莽莽苍苍似乎茫无际涯的草原，裸露在铅灰色的天空下面，只有草，已经受秋霜冬雪而衰败成灰白色的草，没有人，没有村庄，没有羊群，空中也看不见一只飞鸟……
我胸中顿时也是一片苍茫，没有激动，也没有感慨，所有的全是进入苍茫深处时的那种迷失。
它不是草原。它是湖。武昌湖。在以雷池而闻名的安徽望江县，曾经是古雷池的一部分。
那些草是蒿草。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年复一年地站在秋天的水里割过它们，一船一船地运回家所在的那方岸边，卸下，晒干，它们在灶膛里燃烧的速度以及火焰，都类似稻草——那火焰的下部始终是灰黑色的。
燃烧的火焰瞬间就熄灭了，时间依然是冷的，不同于往昔的是，经受过无数次割刈的蒿草更加茂盛地蔓延开去，占领了武昌湖的半个湖面，并且因为农民几乎都烧煤甚至液化气，再也无人去刈割，当冬天湖水全部退去，它们就倒伏在淤泥上，成了我所看到的草原似的景象。
它们在横穿武昌湖的安庆九江公路北侧止步——南边即使是在冬季，也仍是波翻浪涌。武昌湖因此分成“里湖”和“外湖”。
这不过是近二十年间的沧桑变化。我推测，也许再过二十年，这外湖可能就真的会变成桑田了：茂密的蒿草加速了泥沙淤积，每年腐烂的蒿草又都变成了泥土，湖床正在一年一年升高。而湖泊不是河流，不可能进行疏浚。
原来沧桑变化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大概也就是四五十年前，武昌湖仍与长江相通，汛期，湖西自北而南蜿蜒的一脉丘陵更成了长江的江岸。而从五十年代后期起，长江的波浪就已经被阻在十几里之外了。
与长江相通时的武昌湖，怕是不会生长蒿草的吧？
沉吟中想起自己的旧作《风入松》：
“垂杨只合梦中青，岁暮水云平。轻寒带雨凌波去，沧桑影，竟也纵横！满目江山曾舞，三更过雁犹鸣。
渔舟泊岸隐雷霆，苇雪已盈盈。申田沧海曾亲见，何须问，前世今生。且听涛声激射，且忘天地阴晴。”
说忘记天地阴晴其实是因为忘记不了——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有首诗《在渔舍》，结束时她这样写道：
如果你把手浸入水中，
你的手立刻就会疼；
你的骨头也会开始疼，于是你的手就会烧痛，
仿佛这海水是火的变形。
火在岩石上燃烧。以一种灰黑的火焰燃烧。
如果你用舌头尝尝它，它的味道先是苦，
然后是咸，然后一定会烧痛你的舌头。
这没有水的湖上的苍茫的草，是不是比水更是水的水？而它的确能够真实地燃烧，并且的确是以一种灰黑色的火焰燃烧。
“我们的知识是历史性的，流动，流逝”。关于一个湖的知识也是如此，它的流动与流逝，理所当然地比一辆中巴车的速度更快。
淡水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地址。地址各不相同，但每一个地址里都流淌着滔滔不绝的水。
那水必定是淡水，在河流、湖泊中流着，虽然也许附近是海，比河流比湖泊都更为辽阔、更令人向往的海。但有时向往是一回事，能够活着是另一回事，而一个人活下去，一个文明活下去，首先需要的是淡水。必须有源源不断的淡水流向我们的喉咙，然后我们才能去看令人向往的大海。
海总在那儿，海哪儿也不去。河流、湖泊中流着的水中，有一部分也哪儿都不去，只流向城市，滋润城市中的人们，滋润在每一个时代总是由城市代表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