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来在不断减少，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可是所有证据都证明，英国的人口即使有所增加，也是极为缓慢的。在这一问题引起的论战中，普赖斯博士当然要比其对手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更全面，更精确。仅仅由这场论战来判断，我认为应该说，普赖斯博士的观点要比霍莱特博士的观点更真实。事实真相也许在这两种主张之间。我们认为，自革命以来人口的增长同财富的增长相比一直是很缓慢的。
很少有人会相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土地产品在不断减少，或处于绝对静止状态。圈占公有地和荒地确实促进了我国食物的增加，但一直有人相信，圈占公有田地常常会产生反作用，以前谷物产量较高的大片土地，转变成牧场后，雇用的人手比圈占前减少了，养活的人口也比以前少了。一条公认的真理是，在肥沃程度相等的情况下，一块土地用于放牧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比它用于种植谷物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要少，假如能确定无疑地说，由于对上等鲜肉的需求不断增加，引起其价格不断上涨，所以每年有更多的良田用于放牧，那就可以肯定，由此而导致的人类生活资料的减少，或许已抵消了圈占荒地和农业的一般改良所带来的收益。
当前鲜肉价格高昂，并非是由于鲜肉稀少，同样以前鲜肉价格低廉并非是由于鲜肉充足，这是毋须赘言的。价格今昔不同，是因为牲畜今昔上市所需的费用不同。不过，一百年前我国家畜的数量也许比现在还多，但毫无疑问，现在上市的优质肉的数量要多于以往任何时候。过去鲜肉价格低廉时，家畜主要是在荒地上饲养的；除了供应某些大市场的肉外，家畜也许还没有上膘就被屠宰了。如今在一些边远的郡出售的小牛肉，价格很低，但与在伦敦购买的小牛肉相比，除了名称相同外，别无相同之处。从前，鲜肉的价格不够补偿在荒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更不用说补偿在可耕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了，现在的价格则不仅能使在很好的土地上使家畜增膘的费用得到补偿，甚至能补偿在高产田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不同时期屠宰的相同数量的家畜，甚至相同重量的家畜，消费（恕我使用这样的表达方法）的食物数量却是大不相同的。用法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一头膘肥体壮的家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非生产性劳动者，所谓非生产性劳动者就是不为其所消耗的原料增添任何价值的人。与我国土地的一般肥沃程度相比，当前我国饲养家畜的方法较之过去的饲养方法更严重地减少食物数量。
我的意思决不是说，以前的饲养方法能够或者应该继续采用。鲜肉价格的提高，是农业全面进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仍坚持认为，当前对优质鲜肉的大量需求，还有每年用以生产优质鲜肉的良田之多，当今众多的马匹用于娱乐，这些都是致使我国的粮食数量不能随土地肥力的提高而增加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改变一下风俗将会对我国的粮食数量产生影响，进而还会影响到我国的人口数量。
大量肥沃的土地用于放牧，农具不断得到改进，大农场日趋增加，特别是全国各地小农的数量不断减少，这一切都表明，现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很可能不如革命时期那样多。因此，增加的人口肯定绝大多数都被吸收到制造业中了，而制造业是否需要更多的人物，仅仅是取决于时尚的变幻无常，例如过去人们喜欢丝绸，现在则喜欢鞋带和暗扣。这些再加上行会和教区法对市场的限制，经常迫使成千上万的人靠救济为生。其实，济贫税的大幅度提高就能有力地证明，穷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未得到增加。就此而言，穷人的境况与其说得到了改善还不如说恶化了，此外，现在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穷人在大制造厂内干活儿，他们无论是在健康上还是在道德上都倍受摧残，若考虑到以上两点，就不得不承认，近年来财富的增长对增加穷苦劳动者的幸福没有丝毫帮助。
一国资本或收入的每一次增长，并不意味着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的增长，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穷人的境况产生有利的影响。把这一论点应用于中国，会得到很清楚的说明。
亚当·斯密博士指出，中国也许很久以前就已经富裕到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允许的程度，如果改进法律和制度，如果重视对外贸易，中国也许会更加富裕。但问题是，财富的这种增长是否会使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也增长，从而也能使中国的下层人民过较富裕的生活？
显而易见，如果中国非常重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则由于劳力充裕和劳动价格低廉，中国可以制造出大量产品以供出口。同样明显的是，由于其所需的食物数额巨大，由于其领土面积大得惊人，中国无论进口多少食物，其每年的食物总量也不会有明显的增加。因此，中国主要会用其巨大数量的制造品与世界各国交换奢侈品。当前在食物生产方面，中国似乎未节省任何劳动。相对于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力来说，中国的人口过于稠密了，劳力非常充裕，也就无需费力节省劳动。由此产生的结果也许是，土地在其能力所及的最高食物产量内产生。节省劳动力的方法虽然说也许会使农民能向市场供应一定数量价格较低的食物，但却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总产品，因而在农业中，节省劳动的方法在某些方面更应当看作是有利于私人，而不是对公众有利。
中国若运用大量资本建立制造业来为出口制造产品，势必要从农业中吸收大量劳力，致使上述状态发生变化，于是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减少国家的总产量。制造业对劳力需求的增加，必然会提高劳动的价格，但由于食物数量没有增加，因而食物价格会以相同的幅度上涨，而如果食物数量实际减少，食物价格上涨的幅度甚至可能会超过劳动价格上涨的幅度。中国的财富显然会增加，其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也会逐年提高，然而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将保持不变，甚或减少，因此，中国财富的增长与其说会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还不如说会使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从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来说，穷人的状况会和以前相同或者比以前更差；而且会有许多穷人脱离了有益于健康的农业劳动，改而在有损于健康的制造业中干活儿。
上述论点应用于中国之所以会显得更加清晰明了，是因为中国的财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早已取得了大家的共识。就任何其他国家来说，若任取两个时期作对比，哪个时期财富的增长较快，总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观点，穷人的生活境况正是由财富的增长速度决定的。不过显而易见，两个国家的年土地产品和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是可以按完全相同的速度增加的，然而如果一国以农业为主，另一国主要从事制造业，那么供养劳动的基金，从而财富增长在这两个国家所发生的效用，将会是迥然不同的。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国家，穷人会过上很富裕的生活，人口能够迅速增长。在主要从事商业的国家，穷人得到的利益相对来说则少得可怜，因而人口的增长也很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