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考虑到在健康状况和发展速度方面情况千差万别的美国广大地区所具有的实际增长率（刊载于最好的文献），进一步考虑到新西班牙的增长率以及在生活资料和其他条件方面，无法与美国比拟的欧洲各国的增长率，并特别注意到过去二十年中各种难以克服的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这些因素连最漫不经心的人也会注意到），当人口不被获得生活资料的困难或引起早逝的其它特殊原因所抑制时，能使人口在二十五年内翻一番的、代表实际自然增长的、假设的人口增长率毫无疑问就是实实在在的增长率。
因此，可以确定地说，在没有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以致每二十五年，总数就要翻一番。
要是能在比较不受抑制的情况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能和人类实际生活着的有限地域中可能的粮食增长率相同，这无疑是再好不过的；但是，对估算后一个增长率比对估算前一个增长率更为困难、更没把握。要是在一段不长的特定时期内的人口增长率可以较准确地确定下来，我们就必须假设，对人们结婚的鼓励同以前一样，养家糊口同样容易，道德习惯一如既往，人口死亡率也和过去相同，在人口达到10亿后仍然按与中期和早期同样的增长率增长是很可能的；但是，很明显，在有限的空间里食物的增长却必定按完全不同的原理进行。前面已经说过，当拥有大量的优质土地时，食物的增长率在大大超过为适应人口最迅速增长（就人类而言，这是自然法则所容许的）所需要的数量。然而，要是社会结构能让土地得到最充分地开垦并使人口得到增长的话，所有的优质土地和所有中等质量的土地都将很快被使用；到将来增加食物供应终于要依赖开垦非常贫瘠的土地和对已开垦的土地进行逐步地、费力地改良时，食物的增长率必定会非常像递减的几何级数，而不像递增的几何级数。不管怎样，每年的食物增长总是呈现出持续递减的趋势，并且后十年的食物增长量可能少于前十年的增长量。
但是，实际中必定会出现一些难以捉摸的情况。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过早所引起的农产品分配不公，在早期可能会抑制食物的增长，就像土地被进一步开垦、人口进一步增长那样；而农业生产的改进，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劳动和农产品的更大的需求，在后期可能会引起食物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如同在早期土地被迅速开垦、人口大量增加那样。然而，这些变化很明显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使人们并不怀疑：农产品在有限的土地上持续增长，但是将来会出现使其增长力下降的总趋势。
在对总趋势有把握而对各特定时期却捉摸不定的情况下，为了阐明此问题，现在就对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食物的产量一事作一假设（先不论假设的正确性如何），显而易见，这样做对了解土地生产用以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的生活资料的能力，而不是了解我们经历过的不同质量的土地生产的生活资料的能力更为有用。
如果，从一个有众多人口的国家，如英格兰、法国、意大利或德国开始，我们就必须先假定，由于该国非常重视农业，其农产品的产量能持久地在任何一个二十五年中按相当于目前的产量增加，这样，其增长率无疑会高到绝对难以实现的程度。最乐观的耕作者也几乎不会指望在未来的两百年中，该国的每个农场平均能生产出数量等于目前所能生产的八倍的粮食，更不会期望这种增长率能持续下去，以致每个农场在五百年后能生产出数量二十倍于目前的粮食，一千年后仍然能生产数量四十倍于目前的粮食。然而，这还只是一种算术级数，远远落后于按几何级数增加的人口自然增长。根据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自然增长计算，任何国家的人口在五百年以后不是增长二十倍，而是会增加到目前人口数的一百万倍以上。
或许有人会说，地球上有许地方至今还是人烟稀少，但是只要作适当的安排，其粮食的增加就会大大超越人口更为众多的欧洲各国所能达到的程度。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地球上某些地方无疑能够在几个时期内以同人口无限制增长的速度相适应的速度生产出粮食。但是，把这种潜力开发出来是件最困难不过的事。要是用提高世界各地现在的居民的知识、管理水平、勤劳程度、技艺和道德水平等一些办法来做到这一点，那么怎样开始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或者怎样推测实现上述想法的时间，都非常难说。
要是用从世界上发达地区移民的办法来实现，显而易见，除了通常在未开化国家建立定居点的一切困难以外，必定会发生许多战争和消灭当地居民的情况。光是这些就难于对付，而且它们重大的破坏性将持续很长时期，此外，人们自然总是不愿迁离自己的家园，因而，人们尚未来得及通过移居外国以缓解困难，便已在国内吃了许多苦头。
但是，暂时假定这个目标能完全实现——就是说，假定地球能充分发挥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能力，而且，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比例非常有利于资本的增长和对劳动的有效需求——人口的增长（不论它是由每个国家的居民人数增加，还是由来自农耕更先进的国家移民流入引起的），都将被大大加速，以致在较短的时期内，一切优质土地都被占用，食物可能的增长率将下降到比下面假设的算术级数低得多的水平上。
假如仅仅在我国1688年革命以来已过去的一个短时期内，地球上的人口以未受到抑制的自然增长率增加，假设那时总人口仅为8亿，那么，世界上一切地方（包括沙漠、森林、岩石和湖泊）的人口平均数会和目前英格兰和威尔士一样稠密。这一点只要人口加倍或者一百二十五年就能达到；而人口再多一两倍，或者在比詹姆斯一世王朝开始以来已过去的时间短一些的时间之后，就会产生与某些国家居民过多所造成的结果相同，在那些国家，由于耕作的进一步发展，土地已无法生产出在数量上与人口的无节制增长相适应的粮食。
因此，无论个别国家通过向国外移民这个办法，能够使实际的人口紧张状况得到怎样的临时的、局部的缓解，显而易见，从总体上和主要方面考虑这个问题，向国外移民简直可以说不能应付任何困难。无论我们是否把向国外移民包括在克服困难的各种办法之内，无论我们指的是个别国家还是全球，设想土地将来能够每二十五年增产出其数量与目前产量相当的生活必需品，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要是人口没有被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或其它特殊原因制约，其自然增长达到每二十五年总人数就翻一番，要是在我们地球如此有限的土地上，目前所能达到的养活人类所必需的粮食的最大限度增长，至多也只能是每二十五年增加相当于目前的产量，那么，很明显，必须存在一种强有力的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经常起作用。
按照自然法则，人类没有食物就无法生存。不论在人口未受抑制的情况下其增长率有多高，人口的实际增长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超过养活人口所必需的食物的增加。但是，按照关于有限的土地生产能力的自然法则，对土地所生产的食物来说，它在同样长的时期内所能达到的增长，经过一个短时期后，必然会持续下降（这种情况确实是会发生的），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停滞不前，以致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来增加。因此，情况必然是这样：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人口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它服从食物增长的同一规律）的性质必定和未受抑制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率完全不同。
那么，需要考虑的一个大问题是，这个实际上对人口经常地、必然地起作用的抑制因素发生作用的方式问题。
要是任何疆域辽阔的，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土地是在该国的人口中平均分配的，那么抑制人口增长所采取的方式是非常明显而又简单的。在人口众多的欧洲各国，每个农场或许都能容许人口翻一番，甚至翻两番，而不会造成贫困。但是，人口绝不可能按同样的增长率继续增加，这一点极其明显，即使最粗心的思想家也会注意到。当经过非同一般的努力，所产的粮食已达到能养活土地目前所能供养的人口数的四倍时，在以后的二十五年中对粮食倍增还能抱什么希望呢？
然而，除了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存在着困难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有什么东西能使很大一部分人不能早婚，或者使他们不能健康地将大群子女养大。但是，这种困难必定会发生，其结果，或者是阻止人们早婚，以阻止同样数量的一部分人出生来抑制增长率，或者是造成儿童由于营养不良或营养不足而身体不健康，造成很大一部人死亡，从而抑制增长率。非常有可能发生的是，人口增长率部分地由于出生人数减少，部分地由于死亡人数增加而得到抑制。
人们把这些抑制中的第一种称作对人口的预防性抑制是非常恰当的，而把第二种抑制称作积极抑制；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作用的绝对必要性是肯定无疑，就像人类没有食物不能生存一样。
当只考虑一个农场时，谁也不敢大胆地断言，该农场的农产品能长期地同人们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国家所看到的，以每二十年或三十年增长一倍的增长率增长，并与不断增加的人口保持平衡。人们确实不得不承认，假如允许作最乐观的猜测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土地出产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加，然而，这样高的农产品增长率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土地的生产能力能始终适当地发挥作用，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在没有新发明出现的情况下，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会不断下降，直到再投入一个劳动者也无法生产出供他自己消费的生活必需品为止。
在这一方面，不仅单个农场的情况是这样，对于为现有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整个地球来说，情况也必然如此。就抑制人口增长的各种因素来说，如果将地球上的土地在居住其上的所有家庭中间平均分配，情况是如此；当现在财产的分配不公平以及人们的职业存在着很大差别时，情况也必定如此。只是由于这个论题太大而产生的混乱和含糊不清，使人们在讨论到广阔土地或全球时就否认（人口增长与生活必需品增长之间存在不平衡），而当涉及单个农场时则不得不承认。
确定可以预想到的是，在文明的、发达的国家中，资本的积累、劳动的分工和机器发明，都能扩大生产的领域；但是由经验可知，这些因素虽在制造方便生活的用品和奢侈品方面有令人吃惊的作用，但在增加粮食生产方面的成效却不怎么好。尽管节省劳动和改进耕作制度可以将农业耕作扩展到比其它能耕作的土地贫瘠得多的土地，但是用这样的方法增加的生活必需品的数量，无论何时都取代不了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抑制和积极抑制所起的作用。在文明、发达的国家中，假使每个家庭都能分到一份土地，则这些抑制不但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几乎精确地用同一方式起作用。贫穷由人口的增长快于有限的土地所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增长这种自然倾向所造成，并以最简单的社会状态明显地表现出来，它使发达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的上层阶级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自己难以按同样的生活方式供养家庭，也使组成社会大多数的劳动阶级，感到仅凭他们的普通劳动挣得的实际工资，不足以养活大家庭。
在任何国家中，最普通的劳动者的年收入取决于生活必需品的供求状况，过去如此，将来也总是如此。假如他们的年收入与劳动相比较，还不足以充裕地供养大家庭，那么前面提到的三种情况中必定有一种要发生。要么养活家庭的困难将阻止一些人结婚，并使其他一些人不愿过早结婚；要么营养不良引发疾病并使死亡人数增加；要么人口的增长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受到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