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士的隐遁之所，大多在人迹罕至的幽僻之处。如果是真正不乐仕进的人，他们就会怕见三种人，即：官府的人、挚友、亲人。“隐者避人如避虎”（元·李孝光《山顶樵居》）。再如贾岛《题隐者居》：“虽有柴门长不关，片云孤木伴身闲。犹嫌住久人知处，见拟移家更上山。”又如林逋《孤山隐居书壁》诗说：“山水未深猿鸟少，此生又拟别移居。直达天竺溪流上，独树为桥小结庐。”由于人生观、身世背景、隐遁原因以及处世方式等原因，他们多是杜门谢客，修真养性。即使和外界接触，也只是和同道人之间相互走动，“道不同不相为谋”，“非其人不友”，“寻几个知心友，乐以忘忧，愿作林泉叟”，所以他们生活的圈子极为狭小。他们怕见“外人”，是不愿扰乱自己的生活。“眼不见为净”，“眼不见，心不烦”。其中第一个极为重要的潜沉心底的原因，就是怕被劝说动摇自己的隐居意志。例如《后汉书·逸民传》中的王霸，字儒仲，太原广武人（不是同时代《后汉书》中同样有传的另一个王霸，字伯元，颍川颍阳人也。）“隐居守志，茅屋蓬户”。当他看到当年和自己资质景况相若的朋友现在为楚相的令狐子伯遣其子奉书于霸，“车马服从，雍容如也”。王霸之子“时方耕于野，闻宾至，投耒而归，见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视”。王霸目睹当时的情景，见子伯之子“容服甚光，举措有适”，而自己的儿子“蓬发厉齿，未知礼则”，面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顿感自惭形秽，甚为后悔自己的隐逸之举，后经妻子劝解，方才释然（见《后汉书·列女传·王霸之妻》）。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居室简陋原始，衣着寒酸朴拙，饮食粗粝野蔬，行为放浪形骸，不受约束，因而自惭形秽，感到很伤自尊，不愿外人窥视自己的隐私。如唐朱桃椎“夏则裸体，冬缉木皮树叶自蔽。”每见官府来人“辄走林草自匿”。宋魏野，“闻使来，抱琴窬垣遁去”。第三个原因，就是山外的生活比山里的生活要精彩许多，五光十色，令人炫目。如果面对花枝招展、顾盼生姿的妻妾进山探视，容易萌生艳羡之心，从而眷恋红尘，贪恋红颜，激起思想波涛，不能克己自制。因此，一旦隐居处被人发现，就得向山里的更高更远处，一迁再迁。如果“举家”隐居，如太原王霸等，还容易坚持，但家人尤其是儿子辈未必愿意隐居；如果单人隐居，如朱桃椎等，家人的阻力会小一些，但生活、思想、心理、生理上的困难和压力就会更多一些。这种情况，在隐士中绝对为数不少。他们大多数相互结友成为无形的林泉之友，少数结交成为松散的有形群体。他们的会面，无非是清谈、吟诗、调琴、读书、饮酒、烹茶、垂钓、炼丹、采药、弈棋、出游等活动，构成隐士生活的独特内容。只有个别发展成为秘密结社组织，如东晋白莲社，就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结社组织，后来发展到明代，即成为白莲教。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不少隐士群体，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不应把他们看做什么政治集团。
（一）汉初“商山四皓”
“商山四皓”一语，初出于《史记·留侯世家》。其文曰：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任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谩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佯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
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附记：
四皓之举，历史上质疑甚多。
其一，司马光《通鉴考异》：“高祖刚猛伉厉，非畏搢绅讥议者也，但恐大臣皆不肯从，身后赵王不能独立，故不为耳，岂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阻止）其事哉？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也”。
其二，王守仁《史记评林》：“果于隐者必不出；谓隐而出焉，必其非隐者也”。
其三，吴汝纶《批注史记》引：“金玉璧帛可招致，则其人可知”。
其四，郭嵩焘《史记札记》：“此四人者，不为高帝屈，独肯为吕后屈乎？史公亦但据疑以传疑之词，并此四人之名迹不及知；其后惠帝立，亦未尝一旌其保护之功，亦足证其事之虚实矣”。
（二）汉末荆襄名士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中原。当时，在南阳、荆州、襄阳地区聚集了一批中小地主阶级的智能之士，他们胸怀大志，留心时事，审时度势，待机出山，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庞德公，字山民。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躬耕田里。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一日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畎quǎn，指田间），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吾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携妻子登鹿门山采药不返。与诸葛亮、司马徽、徐庶等友善。比司马徽年长10岁，庞统（庞德公之侄）比司马徽年少5岁。曾称亮为“卧龙”，徽为“水镜”，庞统为“凤雏”，被誉为知人。
司马徽（？－208），字德操。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松形鹤骨，器宇不凡。长期隐居荆州。《三国志》注引《襄阳记》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后刘琮降曹，他为曹操所得，不久病死。
徐庶，（生卒年不详）字元直，幼好学击剑。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初与诸葛亮等为友，后归刘备，乃推举诸葛亮。曹操取荆州，从刘备南行，以其母为曹所执，被迫“弃忠尽孝”归曹操。官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徐庶墓碑在彭城，今犹存焉。
诸葛亮（181－234），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身长八尺，面如冠玉。《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隆中。”《三国志·诸葛亮传》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庞统（179－214），字士元，襄阳人。浓眉掀鼻黑面短髯。《三国志·庞统传》曰：“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甚异之，称统当为南州之冠冕，由是渐显。”初与诸葛亮齐名，号称“凤雏”。刘备得荆州，以为谋士，与亮同任军师中郎将。建安十九年(214)进兵雒城（今四川广汉市），中流矢亡。
石广元，名韬，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白面长须。《魏略》曰：（徐庶）“遂与同郡石韬相亲爱。初平（汉献帝年号）中，中州兵起，乃与韬南客荆州，又与诸葛亮特相善。及荆州内附，孔明与刘备相随去，（庶）与石韬俱来北。至黄初（魏文帝曹丕年号）中，韬仕历郡守、典农校尉。逮太和（曹丕年号）中，诸葛出陇右，闻元直、广元仕财如此，叹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
孟公威，名建，汝南（今河南汝州市）人。清奇古貌。《魏略》曰：“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以后在魏亦贵达。”
崔州平，博陵（今河北蠡县）人。容貌轩昂，丰姿俊爽。太尉崔烈之子，崔均之弟也。
黄承彦，《襄阳记》曰：“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今陕西勉县）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配。孔明许，即载送之。”
（三）西晋“竹林七贤”
《晋书·嵇康传》曰：“所与神交者，唯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事迹见《忧时愤世的颓废隐士》一节）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河南尉氏）人。着《阮籍集》五卷。
嵇康（224－263），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人。着《嵇康集》15卷。
山涛（205－283），字巨源，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人。着《山涛启事》三卷。
向秀（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人。着《向秀集》二卷。
刘伶（生卒年不详），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对朝策问，强调无为而治，以无能罢免。纵酒放达，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铁锹）相随，说：“死便埋我”。尝着《酒德颂》，自称“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晋书》有传）
阮咸（生卒年不详），陈留尉氏（河南尉氏）人。阮籍之侄，官至散骑侍郎，补始平（今陕西兴平市）太守，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晋书》有传）
王戎（234－305），字浚冲。善清淡，性贪吝，广收八方园田，积钱无数，每自执牙筹，昼夜计算，为时人所讥。惠帝时累官司徒、尚书令。
竹林七贤的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四人没有诗作流传下来。山涛和王戎的年龄相差近30岁。嵇康被杀，其余人也多被迫出山，“七贤集团”遂无形瓦解。
（四）东晋白莲社隐士
东晋僧人慧远幽居庐山东林寺，与慧永、刘遗民、雷次宗等共18人同修净土，中有白莲池，号莲社，亦曰白莲社。后人撰《莲社高贤传》列名结社者123人。
当时陈郡谢灵运恃才傲物，少所推重，一见远公，肃然心服，为凿东西二池种白莲，求入净社，慧远以灵运心杂不许。（见宋陈舜俞《庐山记》二《叙北山三十八贤传社主远法师》）可见莲社组织的严格。十八人中，居士七人：陶渊明、刘程之（曾任柴桑令）、周续之、宗炳（南朝宋画家）、雷次宗、张野、张诠；梵僧二人：佛驮跋陀罗（曾译《华严经》60卷）、佛驮邪舍；沙门八人：慧远、道昺、昙常、惠睿、昙说、道敬、道生、昙顺等八人；道士一人：陆静修（406－477）。陆静修久居庐山，受南朝宋明帝重用，为筑崇虚观以敬礼之。撰《三洞经书目录》，奠定“道藏”初步基础。
这是个宗教结社组织，是个志趣相投的隐士团体，是个学者型的群体。也是当时南方佛教思想的中心，以慧远为领袖，持“沙门不拜王者”的主张，以摄心克欲为第一义。北方以印度僧人鸠摩罗什为领袖，居于西安市户县草堂寺，沙门3000余人，校译梵文经典97部427卷。
草堂寺，在户县城东南20公里的圭峰山北麓。每逢夕阳西下，轻烟淡雾迷漫山巅，人称“草堂烟雾”，喻为关中八景之一。
白莲社到明代，性质嬗变，成为政治性质的宗教组织一白莲教。
慧远着《释慧远集》12卷。宗炳着《宗炳集》15卷。刘程之（遗民）着《玄书谱》一卷。雷次宗着《雷次宗集》30卷。
（五）南朝“浔阳三隐”
萧统《陶渊明传》中说：“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程之）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
周续之是慧远的学生，后来应江州刺史檀韶苦请出山，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学。所住公廨，近于马队。因此，陶渊明在《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中说“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似有讽刺之意。由此可知，陶渊明与周续之之间是存在真隐、假隐的矛盾的。
陶渊明有《和刘柴桑》、《酬刘柴桑》诗，刘程之曾任柴桑令。南朝宋高祖号之曰遗民，因之也称刘遗民。《和刘柴桑》诗有“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之句。
浔阳：以在浔水之阳而得名，即今江西九江市。
（六）南朝梁之三高士
何胤、何求、何点三兄弟，时称何氏三高士。（见《南史·何胤传》）
（七）唐朝“竹溪六逸”
唐开元末，李白“更客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与孔巢父、韩准（《旧唐书》韩准作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李白青年时曾隐居岷山。州举有道，不应。（《新唐书·李白传》）。李白在《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一诗中有“韩生信英彦，裴子含清真。孔侯复秀出，俱与云霞亲。”“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今晨鲁东门，帐饮与君别。”之句，由此可以推断“竹溪”是他们隐居聚会的地方。这首诗也是研究“六逸”活动的重要史料。徂徕山下有白鹤湾，“竹溪”是白鹤湾的一处景观。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37世孙。少力学，隐徂徕山。永王璘称兵江淮，辟署幕府，不应。璘败，知名。（《新唐书·孔巢父传》）天宝初，李白离开竹溪。南入会稽，又至京师。广德（唐代宗年号763-764）中，孔巢父出山入仕。留在竹溪的四人，情况不详。杜甫有《题张氏隐居二首》曰：“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涧道余寒历冰雪，石门斜日到林丘。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其一）这似乎是描述张叔明的隐居生活。天宝四载（745），李杜重逢，同游齐鲁。李白有《鲁郡东石门送别杜二甫》诗可以间接佐证。
（八）五代华山三高士
郑遨（865－939），字云叟，滑州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人。“少好学，敏于文辞。”唐昭宗时考进士不中，入少室山当道士，又移居华山“种田”。“与道士李道殷、罗隐之友善，世目以为三高士。遨种田，隐之卖药以自给，道殷有钓鱼术，钓而不饵，又能化石为金，遨尝验其信然而不求之。”（《新五代史·郑遨传》）
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志趣相投的渔、樵、棋、酒的林泉群体。
（九）宋代“南山三友”
“南山三友”一语出自《宋史·高怿传》。
高怿，字文悦，荆州高季兴四世孙。幼孤，养于外家。十三岁，能属文，通经史百家之书。闻种放隐终南山，乃筑室豹林谷，从放受业。放奇之，不敢处以弟子行。与同时张荛、许勃号“南山三友”。
会诏举沉沦草泽，知长安寇准闻其名荐之，辞不起。范雍建京兆府学，召怿讲授诸生，席间常数十百人。杜衍尝请赐处士号，乃命为大理评事，怿固辞。仁宗嘉其守，号安素处士。
张荛、许勃事迹不详。
（十）宋元间苏门隐士
姚枢（1203－1280），字公茂，号雪斋。柳城（今河南西华县）人。《元朝名臣事略》曰：“公自稚弱笃于孝敬，长力于学，昼则经纪其家，晌晦则读书，夜分不辍。妣夫人恐伤躭苦，每止之，乃塞窗，不使见烛，就枕必尽三鼓。”
公元1235年，从杨惟中于军中求儒、释、医、卜。会破枣阳，继拔德安（今湖北安陆），得江汉先生赵复的程朱之书。后与燕京的主政者不合，辞官。遂携家来辉，垦荒云门，粪田数百亩，修二水轮，诛茅为室，读书其间。衣冠庄肃，以道学自鸣。佳时则鸣琴百泉之上，遁世而乐天，若将终身。
当时许衡隐居于魏（今河北大名县），其室名“鲁斋”。窦默以针术得名，亦隐于魏。姚枢闻许衡苦学力行，因过魏相遇聚居，剖微穷深，忘寝与食。后三人相聚苏门雪斋，相互讲习。
那时宋金对峙，淮河中分，关山隔绝，造成“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其间历时百余年，传统文化在北方荒芜中断，致使中原不知有程朱之学。正是因为许衡等人的努力，程朱理学在中原中断之后，得行于世，并由私学变为官学，取得正统地位，使他最终成为教育家、思想家。
姚枢被征后，便以儒家的治国方略，开始以政治家、开国战略家的生涯，为元代建国立下不朽功勋，类若汉之张良、陈平辈。
窦默被征后，亦受重用。元世祖曾言“如窦汉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全人矣。”（见《元史·许衡传》）
（十一）明朝龙溪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