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常”选项中，前三项依次为“子女教育”、“身体保健”和“脱贫致富”。“子女教育”是每一位家长都十分用心的事情。“身体保健”以高达80％的比例列在第二位，这反映出村民对健康的关注。“脱贫致富”是贫困山区村民十分关注的话题。在“从未”选项中，“国家大事”占到40．54％，“村务”也达到了19．09％。妇女对国家大事关注甚少，“偶尔”与“从未”的比例之和超过85％。另外，他们关心村级事务的比例也很低，持“经常”的只占7．27％，使各选项中最低的。这也可以看到村民对村级事务的参与程度。
2．男女村民的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男村民对“村级事务”与“生产技术”的关注比例大大高于妇女50个百分点还强，而妇女则对“家长里短”有极高的倾向。而对“村上事务”持“均不感兴趣”态度的达到32．76％。“子女教育”、“身体保健”和“老人赡养”则是共同关注的话题。在访谈中也获得了相同的结果。她们说经常谈论的是：娃、猪及“提不上串的杂事”。
（五）人际交往及性别观念：
本次调查我们还对女村民的人际交往结构、农村妇女具备的品质及其它观念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
1．交往结构
女村民的交往格局遵循着姻缘——血缘——业缘的圈子逐渐向外延伸，“婚丧嫁娶”、“借钱”、“缺劳力”等均找姻缘——血缘亲属帮助；“不懂技术”则请教技术员，“家庭矛盾”找干部的比例最大。
从女村民画出的人际交往圈可以看出：娘家、亲戚、邻居、组长、村长，提一个由近到疏的交往格局，越往内她们有较多的交往，越往外则越少。至于乡、县干部或部门，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则很少接触。
2．对农村妇女特征认定
调查显示，“勤俭持家”（92．26％）、“善于农活”（70．09％）、“体贴他人”（66．36％）、“贤妻良母”（47．66％）和“有计划性”（44．86％），分别以接近和超过50％的比例列在突出的位置。总体上看，上述选择仍属对传统妇女正面评价的范围。被访者认同“关心村上事务”的仅占22．43％，“敢于表现自己”的为14．95％，而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认定则很低，只有7．84％和1．87％。可见，农村妇女在增强市场意识、自我意识和参与意识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赋权于她们，协助其能力增长，建立有效的社区支持性环境，是一项迫切的工作。
3．参与社区事务的整体评价
上表反映出传统的观念仍支配着农村妇女，她们的自主意识还不高，对参与社区事务方面还有相当比例的妇女表现出不积极的态度。
四、定性调查结果
（一）关于农活
1．男性村民比女性村民在描述一年十二个月的农活上更为全面、具体；
2．技术要求高、力气花费较大的农活一般由男性承担较多；
3．外出打工男性村民较多；
4．女性村民反映，绝大多数农活都会干，只是一些力气活更多由男人干。
分析：
1．农业活动中妇女不再是配角，但受到传统分工的影响，在农事的熟悉、掌握程度上与男村民们存在明显差距。如到了播种的季节，都是由男村民来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尽管在访问中，女村民发出了具有挑战意义的言论，提出“男的干，我们其实也干”，但通过农事项目的比较，仍会发现其中的差异。尤其是一些妇女用“帮着（男村民）干一些农活”，来强化传统的分工模式。
2．女村民在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农活方面确实与男村民差别较大。如春季果树剪枝以及疏花、疏果等有一定技术性的农活都是由男村民来完成，而女性村民只是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这一点不仅在男村民的言谈话语间表达，而且女村民也认同这一现实，并以自己的体会更加肯定了男村民在农事活动中的作用，认为“需要技术的活儿，就得男人来做，女人做不了”。这一方面反映出在获取农业技术、知识的信息与渠道方面男女的不平等，另一方面也是她们对现状的认可。
3．男村民有更多外出打工的经历，但女村民却很少。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女的不出门，出门挣不到钱”，“家里有娃娃、老人，也出不去”，走出山村后市场竞争会更加严酷和激烈。这里的男村民因文化水平低，外出打工主要是靠下苦挣钱，打工所得连自身都很难保障，妇女外出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妇女被当地政府组织起来到外地摘花椒等。可见，农村妇女更需要一种外力的支持，才可能走出村落。
（二）关于家务劳动
1．女村民可以列出很多项目，如做饭、洗碗、洗衣服、纳鞋、做衣服、赶集买东西、扫院子、看孩子、喂牲口、捡柴火等。
2．男村民只列出极少的几项，有捡柴火、喂牲口、扫院子等。
3．妇女认定“家务就是婆姨干的”，而男村民则说：“家务活女的干，男的不干。”
4．过去男村民较少干家务，现在男村民也帮助妇女做家务了。
分析：
1．更多的妇女受传统思想习惯的影响，认为女人做家务是天经地义的事，她们甚至以“男的不会做家务活”、“男人手笨”作为对不平等分工的解释。
2．“帮”妇女做家务，成为男女村民都能接受的观念。这既可以被视为对妇女做家务付出辛劳汗水的夸奖，也是对外出做大事，回到家中也能尽一些责任的男人的承认。这也许是处理两性关系中的策略。
3．生理的差异性也被男性村民所利用。“男人无法奶娃”、“女人可以用奶哄孩子，男的没奶哄不了”成为男性维护其权威的借口，男性的生理性别得到最机敏的男村民的利用。女村民则认为“女人没力气”，生理因素成为巩固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的基础。
4．“外边人就是外边人，屋里人就是屋里人”，性别的分工在各年龄层的男女村民的评价上似乎差异不大，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种和谐。
（三）关于男人在家庭中的形象和作用
女村民：
1．养家糊口、挣钱；
2．有责任心、事业心、上进心；
3．当家、有主见、有主意；
4．有市场头脑；
男村民：
1．养家糊口、挣钱；
2．承担责任；
3．收入比女的高；
4．考虑一家人的收入问题；
分析：
1．养家糊口是男女村民提到男人作用时的第一反应。男女村民在回答此问题时，并没有感到意外，却认为是理所当然。尽管妇女承担着强度不亚于男村民的家务和农活，甚至更加劳累，但男人在农村中养家糊口的角色认定却不容改变，男人在家庭中的性别位置相当牢固。
2．对男人挣钱没有什么争论，但对另一种说法：“男人挣钱给女人花。”有人却提出异议。相对来说，都认为男人是获得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因素，但妇女并不认同是完全靠男人，她们也在创造收入。“没有我们照顾家里，他们也不可能出去挣钱，应该说钱是大家共同挣的。”这种态度无疑是对男性一统地位的质疑和挑战。
（四）关于女人在家庭中的形象和作用
女村民：
1．生儿育女；
2．照顾老人；
3．干家务；
男村民：
1．厚道、勤快；
2．多教孩子东西，管教孩子；
3．男人出去，女人什么都能干；
4．做家务整理家里；
分析：
1．在女村民中“生儿育女，做家务”等传统的女性角色已经根深蒂固，她们还很难跨越传统女性的角色规范，去重新定义女人的形象。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早就走出家庭，不再是行动上的“屋里人”，但传统“屋里人”的共鸣仍影响着她们对自己的定位。她们仍想透过对传统角色的认同来肯定自己在家中和社区中的地位。
2．男村民对女人的作用除肯定了原有的角色要求外，还对传统妇女的角色给予了拓展，说明了妇女在屋里之外的能力，用男村民的话说：“男人忙，女人也要到地里，很多农活都是互相帮助的。”
（五）关于家庭事务谁做主
男村民：
1．一般是共同商量，男的做主；
2．大事男人说了算；
3．要靠男人使用农用品，男的做主；
4．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女人定；
5．借钱、贷款等是男人的事；
女村民：
1．大钱男人管，男人不在女人管；
2．小钱、针头线脑能自己做主；
3．大事上听丈夫多；
4．一起商量，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5．家有千主，主事一人，就是男人当家；
分析：
1．家庭的大事及经济支配权仍主要掌握在“当家人”——男人手中。“当家的”、“掌柜的”是妇女对丈夫的称呼。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妇女在资源支配权方面也获得了一小部分的权力，如油盐酱醋、针头线脑之类的支配由妇女决定，而这仅有的一小部分权力恰恰体现在传统的分工上。
2．在女村民看来，“男的想的多，女的想的少”、“头发长，见识短，不如人家”、“人家是掌柜的，出去见的也多”。这里不难看到，妇女对自己能力的估计并不乐观，而男人由于机会和资源相对较多，从而获得较多的能力，也因此很自然的获得较高的评价。
3．“男人是耙，女人是匣，不怕耙没齿，就怕匣没底”，这句话出自妇女自己的议论。从中可以感到男人是挣钱的工具，女人由于其心细、俭朴的性格特征，更利于管理钱财，也可以更进一步地体会到妇女有意通过这种渠道来争取和男人平等的经济支配权。
（六）关于参与社区事务
男村民：
1．村上开会一般男的去；
2．掌柜的要担事，也不是重男轻女；
3．男人不在，女人就去开会，也能担事；
4．如果女的来了也不发言，不敢说，有话放在肚子里；
女村民：
1．男人不在女人才去，一般不去；
2．就算去了，也不说话，光听着；
3．男村民能决定村上的事；
4．人家说什么就什么；
5．有时咱说的对，人家也不听；
分析：
1．“女人转小圈，男人转大圈”，这显然是一种性别歧视。男村民这样说，是为了巩固他们建构的在处理社区事务中的男性霸权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是“男人定了什么事就定了”。
2．女村民的解释是“有孩子去不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妇女参与社区事务，或者它至少是一种借口。“人家就叫男人去开会，不叫女人”，在社区生活中，不给妇女参与的机会，更是限制的因素。“女的办不成人家办的事，说话不算数”、“女的靠不成，计划上不如男的”、“男的说能，咱也就说能”、“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妇女在自信心和能力的自我评价上仍有值得反省的必要。这里，不单总结了村中男女两性不平等定义，也是对长期延续下来的男尊女卑习俗的部分肯定。
3．男村民的解释是“屋里有孩子，女的去不方便”，照顾小孩是妇女的责任，也就很自然的成为阻碍妇女参与社区活动的借口。“有的女的来也发言，但接触外界少，不太会说话。”
4．其它不同的时期也就会有不同的表现，年龄大些的妇女描述了这样一个曲线：“文革前不叫，文革中叫，文革后不叫。文革时参加会发言。”这一表述是一种争取权力的反映还是一种无耐的感叹，无从知道，但也不能有思考，不同的政治背景对妇女的政治影响也是深远的。
5．女村民说：“就算去了也不说话，光听。”她们的解释是：“说不了”、“不需要说”、“说话没人听”、“自己也不想说”、“不敢说”。“男人是当家的”，男人在家庭中的支配权扩大到处理社区事务上的支配权，说明男不仅主外其实也主内。
五、调研反映的情况
从对贫困山区两个样本村的以社会性别为视角的调研结果所得出的结论是：
1．农村妇女在生产活动中已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并随着农村男性村民的大量外出，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将随之更加凸显。
2．农村妇女在私人领域的地位已有提高的倾向，但对资源的支配权力，仍受传统性别分工“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的制约，局限在与家务劳动相关的范围内，这一格局严重影响着妇女在社区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3．农村妇女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不高，对于社区事务的参与程度较低。在公共资源的支配方面，妇女还处于无权的边缘地位。
4．不少农村妇女在价值观念上仍维护着对传统性别角色的认同，而受到家庭、社会男性文化的影响，又在强化着她们对自身的评价。
5．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的改变和农村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升高，不能脱离社区环境市场因素如国家政策等宏观背景，同时也不能脱离社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和与外界信息交流的程度。
结合这一调研结果，反思以往的项目设计和执行，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获得不少启示：
1．男女村民在农业生产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男村民有更多的获得培训、接触外界的机会，所以在农业技能较强的劳作中承担更多的分工。因此，在项目中应为妇女提供一些机会，让她们有更多的渠道获得农业及相关技能，这是提升她们在农业生产及家庭创收地位的重要环节。
2．男女村民无论在家庭资源或是社区资源的控制与决定权上都存在着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这样一种状态反过来又在强化性别不平等，给妇女的成长带来更大的阻碍。以往的项目设计大多是针对社区公共设施或只是局限于妇女健康，不存在资源的性别争夺。因此，对改变原有社会性别结构不可能带来多大的冲击。为改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有必要引入更敏感的经济发展项目，涉及家庭与社区关系，并关注妇女在其中的支配作用，以此为妇女体现更多的权力。
3．受社会性别制度及观念的制约，男女村民在很大程度上固守着不平等的性别观。尽管对村中的妇女健康骨干已做过短期社会性别培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缺乏必要的跟进，很可能会使培训种下的种子，不能生根，更谈不上结果了。所以今后从妇女需求最重要的环节上突破是很必要的，而这一突破又同提升妇女在社区及家庭中的地位紧密相关，达到从行为到观念层面上影响并建立平等的两性关系。
4．妇女在参与社区事务方面仍是浅层的，甚至是不足的。尽管在项目的执行中会设计出较多的妇女参与的项目，但在脱离项目的其它活动中，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情况就很罕见了。为此，要保持一种敏感和警惕：即妇女参与社区事务不能只局限于项目，那样肯定会在某种利益的驱使下，使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拘泥于形式。所以，更重要的工作是通过项目的设计调整两性的关系，并表现两性参与社区管理的益处。
六、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妇女
农村妇女的弱势位置显然是社会结构分化的结果。在社会转型期，这种社会分化和以往的结构化的性别不平等交织在一起，使得农村妇女的弱势处境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对这一趋势的认识可以从受教育、权力关系、家庭劳动分工、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活动状况等方面衡量。如究其根源，确是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延续的产物，是传统文化期望和社会语境塑造出的社会性别角色强大惯性的结果。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规范着男人和女人，规范着农村妇女在性别涉及结构中的依附和被排斥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