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远古的神话、历史研究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人类的蛮荒生存时代，勇敢作为一种品质殊为重要，在父系氏族的男权社会，它甚至可能成为衡量一个男人各方面品质中的最重要的一点。长期以来，人类的生存条件是非常严酷的，艰难的劳动要求男人身体强壮，而不断发生的种族、部落之间的冲突和生存威胁都要求男人必须勇敢好战，许多文化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研究表明，在比较原始的很多部落村族之间，许多男人甚至必须通过劫掠别的村落的女人才能结婚和繁衍后代。作为与和平的交流、礼赠来往相反的另一种人类实践方式，暴力冲突可以在部落之间抢劫女人和财产，进而掠夺对方的生产资源，比如实现对耕作的土地，对河流和湖泊水源的控制，等等。战争对于部落整体而言，不但可以掠夺到大量的生活资源以充实实力，同时也可以提高种族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对于作战勇敢的个人以及领导作战的部落首领而言，战争能使他们在民众中间获得巨大的声望。一个优秀的被人们认可和传诵的武士必须有许多勇敢的战斗事迹在民间流传，他拥有声望的同时也就相应地拥有女人的追慕、性的奉献和服从以及其他物质上的财富。对部落的首领而言，成功的对外战争更可以空前提高他的民间声望，从而更加巩固他的领导和管理地位，相反，如果战败，不但部落的整体命运堪忧，而且他的个人领导地位也会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武士和战争领导者个人获得的威望事实上不仅仅为他们个人所有，而且他们个人所属的家庭以及飘荡都会因此获得相应的社会威望。这种家族的威望在远古的原始社会甚至后来长期的人类社会都殊为珍贵，往往被视为真正的最难得的财富。显而易见，在新石器晚期的父系氏族社会里，最高首领因为自己所属部落的实力以及个人很高的社会威望，而实现对各部落（诸侯）联盟的领导，并有效地行使领导和管理权。炎帝部落因为所领导的部落的实力不断下降以及对蚩尤作战的失利，逐渐一步步地退出了对中原部落联盟的领导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力，而轩辕黄帝则通过至少两次大的战争的绝对胜利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声望，实现了对中原各个部落联盟的绝对领导，并且因为其家族在这种有利的社会地位中的威望和自身实力，在相互依存和不断促进的过程中，保证中原华夏族最高领导和管理的权利一直在其家族内部流动，通过推选、禅让的方式进行权力移交。
这些联合起来的部落事实上继续延续着推而广之的原始氏族社会族群之间的交流方式，他们在和平期间保持应有的基本交流，比如相互礼赠、通婚、相互宴请，并通过此种方式实现最重要的社会财富流通，以形成更大的利益联合体，相互增进了解和信任。这种部落一般围绕其内部领导的家族而形成生活地域，建立其生产生活组织形态，这实际上是原始国家的雏形，部落越是强大，这种生存的秩序和模式越成熟，并且以威望最高的轩辕氏族部落为服从对象我们可以将这样的社会政治运行方式称为联合国家。联合国家的最高领导和管理权利运行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的平衡发展，形成更为强大的团结力量以保护生存领地，防御外敌的入侵。
黄帝所在的部落在漫长的对最高领导权力的维持中不断获得威望和物质财富的双重利益，权利的社会效益被最大化地体现出来。权利的绝对价值日益显现。当黄帝家族在中原联盟中占有绝对的权利和威望以及实力上的优势时，家族内部的权利转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而使较为严格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和王朝的维持成为现实。
§§§第三节 夏商二代：兵与车的一跃
由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显然是非常重大的历史突破。经历五帝到夏，政治运行方式又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对往后历史的发展影响非常深远。夏政权虽然在最高权力移交方式上发生根本转变，却不意味着夏已经建立了一个巩固和统一的政权国家。夏政权不过是众多的联盟部落中实力依然十分强大的一个可以统领其他诸多部落的首席政权而已，而且各个部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甚至周边若干部落依然是母系氏族社会，这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但是政治上已经开始向一元趋势发展。事实上直到商代晚期，国家控制的范围依然很小。从考古发现判断，整个夏的历史为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度的历史，一般称为“二里头文化”（前2080年——前1620年），“二里头文化”已经有成熟的文字，并且有规模宏大的宫殿庙宇，因此可以判断已经拥有相当规模的政治行政组织，表明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体制的存在。
上文已经提到，在整个帝时代东夷和南方的外患相当严重，但是到了禹建立国家的时候，这些外患已经大大消弱，因此，夏时代，中原地区实际上依然可以看做是联盟国家，至少没有在政权形式上统一起来。记载表明，商人祖先是黄帝之宣器（契）一脉，在商到代夏政权之前，至少在文化上稍弱于夏，但是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商取代夏之后，继承了相对先进的二里头文化，并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时代。
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夏居于黄河中上游，并能局部控制黄河下游。先商则居于黄河下游，商代的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生活已经能够从考古获得的文献资料中有大致了解，商朝在政治建制和权力移交上完全跟夏相同，也就是最高王位为父子相承，兄弟相继济其穷。商人经常迁居，可能还有部分的游牧生活痕迹；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非常重视敬奉鬼神，喜欢占卜，同时盛行酒文化。
虽然商在早期时常迁徙，但是自盘庚迁都殷之后便不再迁徙，表明王权此时已经基本稳定下来，殷都以外的附近地区为直辖区域，称为“外服”，外服之外，既成为其他族群控制的“方国”，这些方国在商政府实力强大时往往处于臣服的和平状态，但一伺国力削弱，便成为“危方”或“鬼方”，不断侵犯商的外服之地，战争即成为常态，“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可见这些叛乱的方国不容易对付。在有商五百年的历史中，国家权力发展演变取得很大进展，在甲骨文的卜辞资料中显示，晚商政府组织已经非常复杂，并有常备军队的编制，以“旅”为作战单位，武器已经完全是青铜材料的戈、刀以及箭镞等等，相当精良，军事能力因此大大增强，并且已经出现了战车，尽管“车”在战争中有何重要意义并没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表述，但是单从后来战争中车的重大作用，我们可以认为，车的出现，对于战争发展殊为重要。
夏商二代在中国历史凡近千年，使中国政治形式已经完全由原始的部落联盟国家雏形演变为制度化的有着严密的大规模的政治行政组织的国家政权形式，并且在文化和科学技术上发展上实现了第二次重大飞跃，虽然不及新石器晚期农业文明出现的意义那样重大，但也对人类历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整个夏商二代在中原政治和文化核心中传承和发展的同时，周人一直游离于中原政治权利的边缘，也经历着殊为重要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从与尧舜同代的后稷到周文王，周人已经历了一千二百年的迁徙变动，难以考其踪迹。不过可以认为，在后稷时代，周人同为农业文明的实践者，后虽一度放弃农业而事游牧，但_公刘以后又开始农业生产，前后反复，足以想见，相对于一直稳定的中原农业文明，周人是比较落后的。古公后居岐山，始开始了稳定高速的发展，这支由部族首领领导的移民武装集团至此才算稳定下来了，进入渭河流域以来，周人开始与姜姓部族通婚并安居乐业，政治组织开始发展，国家政权也开始记自商武丁以后，周臣服于商为属邦，称周侯，并接受了商代高发展的青铜文化。但是此时的周人在生存处境上却非常不利，北方有长期与之冲突敌对的戎狄，南方又有强大的不得不臣服的商政权，鉴于此，周人在稳步发展的同时逐步在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同时逐步向山西一带扩展。
商取代夏的过程没有确切的历史表述，很难做一描述，不过周代商，则已经有大量的记载可以追述其历史根源和历史实践过程。前面已经说道，对于种族生存而言，生存实力和生存优先权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可能获得生存的主动权的种族，都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既然长期处于非常危险的被控制的生存处境中，而要获得生存的主动权，实现自身生存的主体性，就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战争是其中必要的手段。周人自后稷以来广直迁徙往返，疲于奔命，但是实力很弱，自古公以后，安居渭河流域，获得暂时发展，然而族群的生存命运叵测，因此必须居安思危，长远计划，以实现种族生存的自主和自决。
从后来周人的“翦商”活动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周人的自古公以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实为宏大深远。到周最终实施“克商”的时候，国家综合实力尤其军事实力已经非常强大。
§§§第四节 周克商：封建制的诞生
《诗经》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由此可见，即使远在周代，人们也早就意识到周最终克商根本的战略上的原因。作为边地的弱小族群，从历史的现实角度来看，周人要推翻商人的统治，简直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周人的祖先也是完全认识到了这个现实，他们之所以最终实现了这一在早些时候看来完全不可能目的，完全是一种高度的发展的长远眼光使然。周在古公之前，生存处境非常恶劣，流徙转途，长期为生存所累，从最初的农业生存方式到被迫放弃农业而事相比之下远为落后的游牧生活，反复奔走与戎狄和中原之间。从整体族群的生存大计来判断，周人始终没有放弃过有关族群生存和发展的思考，可以说，在多次的对战略时机的把握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周人的最终成功，其主观上的努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小积大，以弱积强，可以说是周人战略实践的重要经验。自古公居岐山到周文王时代，周政权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和相当辉煌的成果，此时，周人开始征服和团结周边的商诸侯小国，并成功地使若干部落不征而主动归附，由此可见，周人不但实力已经非常强大，而且在国家政治方面也是很成功的。自周人征服了商的诸侯国崇之后，商的政治核心已经完全暴露在周人面前。
鉴于周代文化的发达以及距今历史较近，关于周代的各方面历史记载相对充分，我们能够对周代的建国历史有详细深刻的认识。周政权取代商政权不是通过和平演变或者政变，而是显而易见地通过战争，而周在灭商的战争中，已经完全体现出了人类文明时代战争的大特征。在远古时代，人类社会在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情况下，社会结构也是非常简单的，部族是群体存在和团结凝聚的根本依据所在，这完全区别于生产力相对发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日益复杂的后代社会。从战争武装群体来看，在周代以前乃至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无论其最终的历史后果如何，人类所实施的战争仍然是种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但是这一暴力冲突在黄帝前后开始，已经不是简单的单一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而是战争联盟，在战争已经成为人类生活常态的史前时代，联盟是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这种联盟诉求于政治行为的重要内容是各联盟个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相互依存，以及族际之间相互发展的稳定与平衡，但是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各民族、国家、社会团体之间的真正意义上的稳定和平衡是非常难以维持的，种族、国家之间因为各种利益纷争而不断变动，彼此消长，何况远古社会？
由早期的人类战争活动可以判断，人类战争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建立在种族意识和民族向心力之上的生存竞争。这种民族主义的历史动机在后来复杂发展的人类社会尽管不再是战争发生的唯一集体心理依据，但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言归正传，在周文王时代，以周的国家实力，发动对商的战争似乎已经成为可能，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无论如何，商依然是中原的核心政治力量，也就是说，相对而言，商是其时综合实力最强的大国，而周不过是其属国。单单直接的暴力对抗，周能否达到灭商的目的，显然难以判断。这时候就非常有必要在商的社会和政治内部寻找突破机会。
商是否政治稳定，内部团结？商是否存在除周以外的重大外患？商是否依然具有号召和领导其他盟国的威望和能力？商是否能够有效维持联盟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平衡？商政府是否依然能够获得绝大多数的民意支持？等等。由此可见，战争谋略在这个时候已经相当重要。
在这一历史实践中，周政权拥有一个非同一般的战略人才，即姜尚。我们前面说过，周先祖在进入渭河流域开始稳定的农业生活时即与姜姓部落通婚，这在远古社会是一种相对常牢固和稳定的族际关系，因此，对于周人来说，姜尚是绝对意义上的自己人，当然，姜太公能够尽心协助周完成伟大的历史实践，原因不单是这一点。据历史记载，姜尚曾长期生活在商政权的首都即政治文化中心朝歌，甚至曾在其政府机关任职，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姜尚实际上是周克商的历史实践中最为重要的情报工作人员和情报分析专家。长期生活在商都朝歌的姜尚对商的国情非常了解，因此能够为周灭商的政治军事计划提供最为可靠有力的依据，并且以他的大智慧，抓住了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机。
牧野之战：一个原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