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日，徐悲鸿返回祖国，到达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师生们挑着“噼啪”作响的鞭炮，拥向前去，热烈欢迎徐悲鸿的归来。
第二天，徐悲鸿便穿着墨迹斑斑的蓝布长袍出现在讲坛上。他环顾一下挤得满满的课堂，说：“同学们，诸位听课老师，我来讲个故事吧！在三年前，四川省招考一批中学美术教员，聘我主考。我先在黑板上画了棵黄桷树，树下站了个四川人。”
“当时有人站起来说：‘徐先生画得不对，黄桷树和四川人在芥子园画谱上没有。’”
“我笑问道：‘芥子园画谱上有飞机大炮吗？’”
“那人摇头说‘也没有’。”
“我又问：‘要是叫你画一幅我们抗战胜利了的作品，你怎样来表现呢？’他不言声了。我接着说：‘画是从生活中来的，生活又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学画不能受什么画谱的限制，如果那样，中国画就走进了牛角尖。你们都是四川人，爱吃辣子，而黄桷树几乎是四川特有的树，如果连家乡的树都不会画，那还算什么美术教师啊！’大伙一听都乐了。”
徐悲鸿提高嗓门继续说：“我讲这件事，用意是想说明，作画只能以造化为师，绝不应以什么画谱为师。比如画马就拜马为师，画树就拜树为师，画什么就拜什么为师。同学们在艺术系里学画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了解生活不够。怎么弥补呢？那就要经常不断地到人民大众中去生活、去写生。”
掌声骤起，震耳欲聋。有人狂热地喊道：“见解非凡，名不虚传，真乃艺术大师也！”
一个勤劳的艺术巨匠，是永远也不寻求消闲的，徐悲鸿就是这样的人。他走下课堂，又忙着看学生们的作业。他不仅会指出学生作品中的一些问题，而且还会经常鼓舞学生，并且尽可能地在各个方面来帮助学生们。
1940年春，徐悲鸿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
印度是我国亲近的邻邦，而泰戈尔先生是印度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人们称他为印度近代文学之父。他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徐悲鸿在国际大学所在地圣蒂尼克坦，和泰戈尔先生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妙的时光。
圣蒂尼克坦是和平村的意思，它美丽而宁静。那些硕果累累的芒果树，似火如霞的木棉花，鸟儿柔婉不倦的歌声等，都伴随着泰戈尔优雅的言谈和举止，长久地留在徐悲鸿的记忆中。
在印度，徐悲鸿利用各种机会，在私人交往中，或在公开的场所讲演，都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取得印度人民的同情和了解。他在那里除了给国际大学的美术学院讲课和社交活动外，仍然继续从事创作。他为国际大学的许多学生以及一些民间艺人画了速写，如《鼓者》、《琴师》等。他还为泰戈尔先生画了10多幅素描、速写、油画及中国画的肖像。
泰戈尔先生始终如一地对中国怀着热爱和同情。他深切关怀中国的抗日战争，并多次向徐悲鸿赞颂中印两国人民永恒不渝的友谊。
1940年2月17日，年事已高的印度圣雄甘地先生访问圣蒂尼克坦。泰戈尔先生亲自将徐悲鸿介绍给甘地，并建议举办徐悲鸿的画展，以加深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甘地表示赞许。徐悲鸿在拥挤的人群中，以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便为甘地先生画了一幅速写像。甘地先生高兴地在画上签了名。
徐悲鸿在印度讲学、举办画展之际，他得知鄂北战场打胜仗的消息，立即泼墨作《群马图》，并题词：“二十九年五月，昔有狂人为诗云‘一得从千虑，狂愚辄自夸。以为真不恶，古人莫之加。’”
当徐悲鸿到达喜马拉雅山之大吉岭时，又题：“鄂北大胜，豪兴勃发。”
画展先后在圣蒂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两地举行，泰戈尔先生亲自为画展撰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
美的语言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而其音调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景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
我欢迎这次徐悲鸿绘画展览，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既然旨趣高超的形象应由其本身来印证，多言是饶舌的，这样，我就升起谈话的帷幕，来引导观众走向一席难逢的盛宴。
徐悲鸿心念着灾难深重的祖国人民，又利用这两次画展，将筹得的一笔画款全部捐寄祖国，救济难民。
一天，徐悲鸿头顶烈日，走到正在修筑滇缅公路的士兵中间，士兵们为抗战胜利而豁出命干活的情景，深深打动了他，他不停地速写。
徐悲鸿不由想起了《列子·汤问篇》中的故事《愚公移山》。这是中国人民喜爱的一则寓言故事。它教导人们，只要有坚强的毅力，持之以恒，终能战胜一切困难。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但徐悲鸿坚信，中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艰苦奋战，一定能移掉压在我们身上的两座大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徐悲鸿正是怀着这样的坚定信念创作《愚公移山》的。
他感觉，我们要想战胜日本侵略者，不正是需要愚公当年这样的精神吗？他就参照修筑滇缅公路的形象，把那美好的故事表现出来。徐悲鸿按照自己的创作程序，访问、写生、搜集研究资料、构思主要人物形象，画出一张又一张草稿。
夜深人静，居住在印度国际大学的徐悲鸿，正聚精会神地作画。突然，一个人走过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偏头一瞧，原来是国际大学校长泰戈尔。
徐悲鸿忙搁下笔说：“泰翁，如此晚了，还没休息吗？”
泰戈尔笑道：“何尝不是太晚，我正是为此而来，劝你歇着的。”
两人攀谈起来，泰翁兴致勃勃地说起当年游历中国时的情景。当时，也是这样的深夜，船在长江上航行，他站在甲板上远眺，疏落的村舍在宁静的月光下酣睡，星点的灯火从茅屋里发出诱人的光，多么亲切啊！他恨不能一步跨上岸，唤醒村庄，叩开门户，向中国朋友问好！倾吐对中国人民的感情。
徐悲鸿听着，感叹道：“可惜，昔日的灯火已被熄灭，日本侵略者正在到处点燃起战火！”
泰翁说：“和平美好的灯火定然会在贵国土地上重新处处燃起，我坚信这一点，你的画笔不也就是一支点燃灯火的火把吗！”
在徐悲鸿的卧室里，到处是一张张素描稿，一心扑在创作上的徐悲鸿夜以继日。由于长时间的废寝忘食，徐悲鸿的胃病发作了，他用左手使劲按住痛处，额头上沁出了滴滴汗珠，右手仍不停地刷刷作画。
随后，徐悲鸿赴大吉岭，在那里继续创作他构思已久的国画《愚公移山》。
奋斗了近一年，徐悲鸿终于完成了《愚公移山》。光辉的巨幅彩墨画卷《愚公移山》，抒发了徐悲鸿坚持不懈的战斗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抗战到底！
这幅国画画面宽4.24米，高1.43米，描绘了正在开山凿石的壮观场面。每个人物都有模特儿，都画了极精确的素描稿。愚公白发长须，拄锄而立，开山者体魄健壮，挥锄掘石。整个画面表现了那种坚强的精神和强劲无比的力量，给人们以巨大鼓舞。
这一巨幅画卷，在笔墨的运用和造型方法上，除了继承，更有创新。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画面开阔，气势磅礴。
画面上在大山脚下，一个个身强力壮的愚公的儿孙们，为打通前进的道路，正豪迈地挥镐舞耙，开山劈岭，搬土运石，挖山不止。画面的左方显示了老愚公和京城氏寡妇正在对话的生动场面。
愚公笑容满面，指着靠在她身边的孩子，似乎在说：“我死了，还有这些可爱的孩子接着干，子子孙孙，还怕移不走这两座山吗？”
泰戈尔看了《愚公移山》后，兴奋得连连赞好。
从徐悲鸿驻地大吉岭遥望雄伟的喜马拉雅山，景色无比壮美。他怀念在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祖国，于是创作了国画《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之山林》和油画《喜马拉雅山之晨雾》。在创作之余，徐悲鸿还参谒了许多古老的寺庙，惊叹印度古代艺术的辉煌成就。
徐悲鸿也曾骑马驰骋在异国漠漠的荒野，一直漫游到克什米尔。他迷恋着那些美丽而剽悍的骏马。那些马尖尖的耳朵，宽阔的鼻子，像风箱般的胸脯，缎子一样闪光的皮毛，还有那高头长腿，蹄子就像钢铁铸成的，奔驰起来如同疾风闪电。
他更深刻地了解了马的驯良、勇猛、忠实、耐劳、无怨的性格，成了马的知心朋友。从此，他画的马更加雄健，他用泼墨写意或兼工带写，塑造了千姿百态的马，有的昂然挺立，有的回首长嘶，有的腾空而起，有的四蹄生烟。
1940年11月，徐悲鸿结束了访印的行程。他回到圣蒂尼克坦，向泰戈尔先生辞行。泰戈尔先生正值病体稍愈，披着那有波纹的长发和美丽的银须，躺卧在长椅上。
泰戈尔听说徐悲鸿要离开印度，希望徐悲鸿能为他选一选画。
泰戈尔先生60余岁才开始作画，到80岁时，已作画2000余幅。他所用的作画工具有中国和日本的墨，西洋画的水彩、水粉、铅笔、粉笔、油色，题材也多种多样。他的绘画曾在巴黎、伦敦、莫斯科举行展览，脍炙人口。
于是，徐悲鸿与国际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南达拉尔·鲍斯先生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将泰戈尔先生的2000余幅作品一一检视，挑选出精品300余幅，最精者70余幅，交国际大学出版。
泰戈尔先生十分满意，对徐悲鸿表示深深的感谢。
徐悲鸿怀着黯然神伤的心情，与病中的泰戈尔先生依依作别。后来徐悲鸿在新加坡，得知泰戈尔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时，悲痛万分，深切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40年11月，徐悲鸿向印度告别，踏上了赴新加坡的旅程。这是他第四次来到新加坡。在这里，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多少亲切的笑脸在热烈迎接他，那些热爱祖国的华侨都像亲人般地真诚待他。
这时，吉隆坡、槟城、怡保的华侨都邀请徐悲鸿前往举办为祖国捐输的筹赈画展，这使徐悲鸿异常激动。能为抗战中的祖国多做一份宣传工作，能为苦难中的同胞多尽一份力量，这正是他日夜盼望的。徐悲鸿踏上新加坡土地不久，便开始为这三个画展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
1940年岁末，新加坡盛暑天气。徐悲鸿每天每夜都挥汗如雨地作画，他要准备大量的作品，以便同时在3个画展中出售。他作画时又习惯于站着，而且从不马虎，总是一丝不苟。此时，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苦难，占据着他整个的心胸，使他在享有盛名的时候，仍能如此忘我地工作。
日日夜夜的煎熬使他突然病倒了。徐悲鸿感到腰部剧烈地疼痛，就如同被人折断了一样，不仅不能弯腰，也不能行动，被迫在病床上躺下来。但是，他一想起祖国艰苦的抗战，在他面前就时常出现那些被屠杀的同胞血肉横飞的惨状，那些被战争驱赶的难民流离失所的情景。他一刻也不能安宁。
正是这种对祖国和同胞的强烈热爱，使他在腰痛并未痊愈时，不顾医生劝阻，顽强地从病床上爬起来，重新拿起画笔，继续投入紧张的创作中。
不幸，从此便种下了腰痛的病根，和他在巴黎时因饥寒交迫而患的肠痉挛症一样，开始不断地、长期地折磨他，直至他去世。
1941年，在吉隆坡、槟城、怡保三个城市，先后举行了徐悲鸿的筹赈画展，受到当地人民和爱国华侨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
华侨们都以买到徐悲鸿的画为荣。每当徐悲鸿穿着浅色的西服，胸前打个黑色的大领结出现在展览会场时，热情的观众们便紧紧地围住他，每个人都抢着递上自己的小册子，请他签名留念。
兴致勃勃的徐悲鸿就利用机会，和大家攀谈，尽力宣传祖国的抗日战争。有时，他应邀到各处讲演，便大声疾呼，请海外侨胞多为苦难中的祖国尽力。许多华侨受到他的爱国精神感染，和他结成了好友。
就在他举办筹赈画展之际，听到长沙会战消息，他夜不能寐，连夜画了大幅奔马，并写道：“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也，企予望之。”
华侨们踊跃支持抗战，每次画展，他们都竞相抢购，以买到徐悲鸿的画为荣。徐悲鸿把3个画展筹得的巨额收入，全部捐献给了祖国。不久，美国援华总会也来邀请徐悲鸿赴美举行画展。徐悲鸿再一次回到新加坡，积极为赴美画展做准备，他又开始不知疲倦地埋头作画了。
1941年11月底，徐悲鸿将自己的画册、照片、展览会资料等全部寄往纽约，他的作品也已装箱，准备托运。然而，没过几天日本就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向新加坡进攻。新加坡猝不及防，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徐悲鸿连夜匆忙离开新加坡，经海路至缅甸。当时交通十分困难，时间又急迫，他来不及携带全部作品，有40幅油画遗留在新加坡一所华侨小学内。
新加坡陷落后，日军开始捕杀大批爱国华侨。徐悲鸿积极宣传抗日是尽人皆知的。那所小学惧祸，恐因他的作品受到连累，不得已将这40幅油画沉到一个井底，结果全部遭到毁坏。
这件事给予徐悲鸿极其沉重的打击！因为那都是他油画中的精品，数十年心血的结晶，竟毁于一旦。
徐悲鸿由缅甸到达云南边境。他沿路都在日本飞机的空袭下紧张地奔波，疲乏困顿达到极点，但守关的国民党士兵却照例要检验行李。
徐悲鸿看到他们翻箱倒箧，弄得满地狼藉，不堪收拾的情景，便忧愁地望着身边那几只庞大的画箱，担心它们遭到厄运。迫不得已，他掏出身上的名片，求见关上的负责人。
等了不久，一位身着戎装的中年人走了出来，面带微笑地说：“徐悲鸿先生，久仰大名了，请到里面坐吧！”同时，将他自己的名片递给徐悲鸿。
悲鸿看了他的名片，急忙说：“黄先生，我的这些画箱能否不打开检查呢？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画，绝没有别的东西。”
黄先生热情地同意了徐悲鸿的要求。
徐悲鸿非常感激，以至于当这位黄先生向他求画时，他十分高兴地送给他两幅画。
徐悲鸿进入国境，来到云南边陲重镇保山，在这里略事休息。为了节省，他每天去一家小吃店，以烧饼代餐。
不久，徐悲鸿又辗转来到了昆明。和他们同时来昆明的，还有一位从新加坡逃难出来的刘将军。徐悲鸿在新加坡举行画展时，刘将军来参观，几位爱国华侨特意将他介绍与徐悲鸿认识。
据说这位刘将军曾是抗日将领马占山将军的秘书，上海沦陷时，被日军逮捕，逼迫他出任伪职，他严词拒绝，因此受到监禁和非刑拷打。后来，得到监狱内的爱国志士帮助，才逃出虎口。当他来到新加坡时，许多爱国华侨听到他述说这一段经历，都肃然起敬，徐悲鸿也同样对他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在昆明，徐悲鸿还举行了****画展，将那些准备在美国展览和出售的画移在昆明展览，受到昆明各界的热烈欢迎。他又将卖画的全部收入捐献祖国，以慰劳前方将士。
在昆明，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许多好学求画的青年都慕名来找徐悲鸿。一天，一个衣着简朴的青年拿着自己的画和雕塑来找徐悲鸿。徐悲鸿细心地观看着这个青年的作品，十分欣赏这些带有生活气息的雕塑和绘画。
这个青年叫袁晓岑，他出生在贵州苗汉杂居的一个小山村里。从小就喜欢拿木炭在地上、墙上画他放牧的牛、羊，喜欢用河泥对着猪鸡狗兔捏小动物。
后来，在县城读书时，他看到任伯年绘画的印刷品，更加勤奋地作画和做雕塑。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始终没有机会学画。考上云大中文系，也是靠平时捏点小动物，卖了交学费，半工半读。他很希望能够得到悲鸿的教导，请求拜徐悲鸿为师。
徐悲鸿感动地听着，十分同情袁晓岑的境遇，很热情地鼓励他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就是要创作人民大众所喜爱的作品，不要搞那些腐朽没落的东西。”
徐悲鸿还拿出自己的速写本和一些默写画稿，借给他看。以后，徐悲鸿又专门带着袁晓岑去大观楼附近的农村写生，指导他画水牛，在用炭精笔画的速写上，用水墨略加勾染，顿时增加了结实感和体积感。
有一次，徐悲鸿来到袁晓岑家里，看到他为了画好孔雀，自己不但养了孔雀，而且还把孔雀羽毛挂在墙上练习工笔写生。徐悲鸿高兴地说：“师法造化才能有创新、有进步。我在柏林学画动物时，就是这样每天对着动物画。”
徐悲鸿的鼓励和指导，更加坚定了袁晓岑从事美术工作的决心。后来，他大学毕业后，就专攻绘画、雕塑，直至靠卖画为生，终于走上了美术道路。
1942年夏天，徐悲鸿回到了重庆。当他穿着一件白夏布长衫，戴着宽边的礼帽，腋下夹着一大卷画，急匆匆地从飞机的舷梯上走下来时，到飞机场迎接他的，只有他的几位学生，没有官方的任何人。
尽管他在国外劳苦奔波，没有花国家一文钱，而为抗战中的祖国作了那么多辛苦的工作和贡献，但国民党政府却视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