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正月初五）晚12点，晏紫接儿子短信，让我修网络线，他回来要用。
2月23日（正月初六），晏紫改变了主意，决定还是让儿子坐小车。她说长途汽车全封闭缺氧更难受。又说，车到中途时，让儿子下车吃一次麦当劳。其情悲壮，引人联想。当日，晏紫将儿子班主任发给她的短信转发儿子：学校开过会，学生必须完成寒假作业，没完成的不许报到，不许进教室。儿子回信：不会做。
2月24日（正月初七），晏紫给陈锋打电话，告知明天儿子来宜昌。陈锋说，三纵从腊月二十九就开始有学员送来，现在每天来十几个，基地爆满。
2007年2月25日，是个黑暗的日子。
这天是正月初八，年刚过完，城市与人群还裹在浓浓的过年气氛之中。中午，司机叶军开车载了我和晏紫，直奔汉口火车站。
此事对所有人都隐瞒了，包括随车的我妹夫。直至今日，姥爷姥姥对此仍不知觉，已经过世的奶奶就更不用说了。隐瞒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此事的残酷，不仅仅是将儿子骗去，更是使用了变相劫持的方式。我们不能让这种残酷惊扰老人的晚年。对一个16岁的孩子施行这种残酷，我和晏紫其实都不轻松，那种隐隐的不光彩的道德亏欠和情感亏欠多天来一直压迫着我们。途中，晏紫没说一句话。我也不言一语。我们表面安静，内心紧张。我们可能已经多次不约而同地想到哪怕还有任何一条路可走，我们也决不走这条路。
下午一点多钟火车到站，儿子和玮玮一起回来。
儿子和我们见面后，他笑着和我挥了一下手，还带了点顽皮的味道。那一刻我忽然被儿子的这一笑一挥手弄乱了心。我好心酸啊，心里差点打了退堂鼓。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心怀鬼胎的小人，一个阴险歹毒的恶人。我心里十分难过，脸上却挂着虚假的微笑。我想这时改变主意还来得及啊，只要我不坚持，晏紫这时一定会不惜折弓断弦功亏一篑的。可是，我已经不能了，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儿子这时穿着红色带帽的绒衣，整个人还带着新年的喜气。他急着找小店给手机充值，完后，我们朝停车场走去。
难道我们的言行表情有什么破绽吗，或是陌生的司机叶军这时的表情过于严峻，儿子竟狐疑、踌躇着，半天不肯上车。天，我们这儿子太敏感惊警了。
儿子最后还是上了车。
汽车扔下了我妹夫，朝通往宜昌的公路驶去。我坐前面的副驾位置，儿子坐司机背后的左车门位置，玮玮坐中间，晏紫坐右车门边。车门已上锁。埋头按手机的儿子突然抬头往窗外张望，叫道，怎么不是回家的路？车往哪里开啊？晏紫说，回家呀，这是另外一条路。过了一会儿，儿子发觉越来越不对劲，又叫起来：这不是回家的路，你们要到哪里去？
晏紫不能再瞒了，说，过年，陈叔叔请我们去宜昌聚会，明天就回。儿子陡然激怒了：你们为什么骗我？我不去！我下午还有聚会，跟他们（同学或朋友）都约好了！我和晏紫这时已无话可说，任儿子在狭小的汽车空间里委屈而又愤怒地吼叫。他困兽般不停地喊“我要下车”，可汽车正加大马力朝市郊驶去，直至驶上汉宜高速公路。
晏紫中途让儿子吃麦当劳的计划自动取消了。我对叶军说，中午饭吃不成了，直接开宜昌。
车行一路，气氛十分紧张。潜江站是停车休息上厕所补充食物的中途站，汽车没停，从它身边疾驶而过。
行程过半后，儿子渐渐安静了。然而，这是一种比焦躁狂躁更为可怕的安静，他在心里种植了“愤恨”，暗植了“报复”，在愤恨与报复的心理催动下，他说了一句令人寒心的话：“好吧，那就让我们相互折磨吧。”说完，他戴上耳机，打开MP3，头靠窗玻璃闭上眼睛。
晏紫掂出了这话的分量，在车后座不停给我发短信：老徐，这不行啊，看样子今天晚上就要送去！
原计划在宜昌市住一夜宾馆第二天去三纵，晏紫这时改变了计划：是否与陈总联系一下，发短信给他，今晚很难过去，必须去他那里！
我立刻给陈锋发短信：陈总，情况不好，儿子今晚就送来。
接着我又给陈文杰发短信：晚上一起吃饭，饭后直接送走。
陈文杰回信：听你的。
将近5点，陈锋回短信：你什么时间到？到了最好住酒店，明天上午报到。
我急回：马上到！
4个小时400公里，到达宜昌时天已黑，陈文杰一家已迎在一家饭店门口。
一下车儿子就不停打手机，上楼后又突然下楼来，在街上四处张望。晏紫紧张地跟下楼来围着他转，叶军也暗中跟着，担心他跑。他身上有钱，晏紫怕他包一辆的士回武汉。晏紫向儿子保证，叶军也表态，第二天一清早，还是叶军开车，专门送他一人回武汉，他可以不参加陈叔叔家的聚会。儿子无计可施，一阵焦躁过后，随晏紫上楼来。晏紫吓白了脸，把我拉到一边说，不行，太危险了，是不是吃饭时在他的饮料里放点安眠药？她担心儿子会作出出其不意的举动。我否定了。我知道，儿子还不是那种胆大妄为的孩子。
吃完饭上车，我们说去宾馆住店，儿子又犹疑着不上车，问晏紫为什么不上，晏紫说她坐另一辆车。
还是按来时的座位，只是晏紫的位置上换了陈文杰。我不看晏紫，直到车开动我都没看一眼晏紫的脸。
车往市郊的黑暗里开，前面越来越黑，我的心直往黑暗的谷底里沉。
车到三纵大门口停下，我给陈锋打电话。不一会儿，60多岁的门卫向师傅打开了铁栅门，车开进去，几名男管带围了过来。我的头皮哄的一阵发麻。我没对任何人说一句话，我不忍看即将发生的情景，不管不顾推开车门乌龙着自己的大脑闪身跑进了右边的门卫室，听任外面哪怕洪水滔天。我坐在凳子上，背对门卫室的门，身体低垂。我感到身子发软，发冷，两条腿微微颤抖。这时，我听见向师傅轻轻地一叹：“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我相信，每个孩子被送到这里时，出声不出声向师傅都会有这悲天悯人的一叹。
我此刻强烈的感觉却是不要可怜父母心，该可怜的是孩子。
返回的汽车里没有了儿子。
我在这里隐去陈文杰和叶军还有玮玮向我转述的“接收”细节。我希望我这辈子都不要想起！
这一天，是儿子年轻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我们让儿子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一瞬间与世隔绝，那一刻天塌地陷，那一刻从高空坠入深渊，那一刻从天堂到地狱。
尽管，这“黑暗”是我们制造的，尽管儿子的姑姑们事后谴责我们“残忍”诉说儿子的无辜，我还是不想在这里对自己进行道德谴责和良心审判，因为在此前后漫长的时间已经审判并惩罚了我们。所有的说法都可以存在，都可以众说纷纭，都可以叫我们上天入地，重要的是在一个我们（我和晏紫）认为正确的时间，我们做了。
返回的车内一直沉寂，唯有知情后玮玮止不住的啜泣。
蓦然间，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又愿意相信有一只命运之手安排了这一切：1970年2月，我16岁，从武汉来到千里之外的宜昌县小溪塔区仓屋塝公社谭家
冲大队三小队插队落户；
2007年2月，儿子16岁，我在37年前插队的小山村里偶然得知了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其“三纵”基地就在宜昌；
37年后，我将同为16岁的儿子送来宜昌。
惊人的相似与巧合。父子16岁时的命运内涵虽不相同，但有一点相同，都是来此承受人生苦难的初潮。
命运！命运这个东西！
返回陈文杰家时，晏紫已是个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