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7月，美国能源部长奥莱利（Hazel O'Leary）率领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印度，签署了11项有关电力和能源的合同。1995年1月，由美国商务部长布朗（Ronald Brown）率领的商业和发展代表团访问印度，与印度政府签署了“相互谅解备忘录”，成立了美印商业联盟（US‐Indo Commercial Alliance），签订了11项商业合作协定，总值70亿美元。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斐尔这样评论道：“我们与印度日益增长的经济关系的结构体现了其范围和规模。布朗部长设立美印商业联盟以促进我们两国的私营部门间的合作。这一联盟有望执行次内阁级的美印经济/商业小组委员会的工作。”[29]美国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实行市场导向经济政策的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克林顿的第一任期，美国与印度的双边贸易增加了一倍，1996年达到100亿美元。美国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投资国和出口市场及第二大进口来源。
美国公司在印度很容易找到廉价的熟练工人和服务人员，而印度庞大的中产阶级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印度还有优秀的软件工程师，为此，微软公司（Microsoft）把最大的海外基地设在印度。美国政府把印度列为十大新兴市场之一。
在克林顿当政时期，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不仅如此，在克林顿政府看来，经济联系的扩大还有利于加强地区安全，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Jeffrey D.Sachs）所指出的，“民主的扩展本身肯定可以减少战争的危险，国家间经济联系的增加也一样”。[30]
三、政治利益：民主人权
克林顿宣布人权是“其外交政策的中心部分”，并称“亲民主政策既不是自由主义的，也不是保守主义的；既不是民主党的，也不是共和党的，它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传统”。拉斐尔也说，“加强民主是一项长期的任务”。[31]
克林顿政府的几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把促进民主价值视为国家利益。因此，美国非常关注在该地区加强民主。自独立以来，印度一直维持着民主制度，尽管美国对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人权状况和国内妇女的不平等地位以及少数人权利得不到保障表示不满，但仍然称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文官政府和军人政权交替是巴基斯坦政治生活的特点。美国除了要求军人政权恢复民主外，还鼓励巴基斯坦加强民主体制。美国认为，民主和人权是实现地区稳定的重要手段，为此，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还专门成立了“南亚地区民主基金”。
第三节美国学者眼中的印度和巴基斯坦
一、美国学者眼中的印度
在美国许多政治家和学者眼里，印度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国。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指出：“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6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32]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把印度与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并列为世界上“主要的和活跃的地缘战略棋手”。[33]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冷战后的世界是由7个或8个主要文明构成的，印度是文明的核心国家之一，“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34]
1997—1998年间，美国国内发表的三份报告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转型国家、枢纽国家和新兴市场，对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第一，印度作为一个转型国家（transition state）。1998年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发表的《战略评论》把世界分为四类国家：核心伙伴（core partner）、转型国家（transition state）、无赖国家（rouge state）和失败国家（failue state）。印度与中国、俄罗斯一起被列为转型国家，对这类国家，美国的利益是“鼓励转型国家的改革并将其融入核心伙伴”。[35]这一报告认为，印度处于转型国家和核心伙伴之间，与中国和俄罗斯可能成为核心伙伴国的未来对手不同，印度有可能作为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加入民主核心。具体来说，报告认为美印关系有两种前景：一是美国与印度将来成为战略伙伴；二是印度作为一个有效的民主国家，虽然没有加入核心伙伴，但也不会反对美国的利益。
第二，印度作为枢纽国家（pivotal state）。所谓“枢纽国家”，是指“有能力影响地区和国际稳定的国家”。[36]1998年，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等学者在《枢纽国家：美国在发展中世界政策的新框架》中把印度等9个国家列为“枢纽国家”，[37]目的是“设立优先议程和制定一项全球战略，把美国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到对美国国家利益关键的国家”。[38]鉴于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一个主要的崛起的市场”和“可以成为平衡中国的力量”，一些学者主张在美国的战略规划中给予印度以更大的重视。[39]由于印度存在的弱点，如低水平的经济发展和高水平的社会冲突，使它成为“既不是一个弱的枢纽国家，也不是一个强大的全球国家”。皕瑒0]
第三，印度作为一个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1997年，杰弗里·加藤（Jeffrey E.Garten）提出著名的“十大新兴市场说”（big emerging markets，BEMs），[41]把印度列为十大新兴市场之一。不同于其他市场，印度具有“长期的商业和法律规则”，[42]但它又是最不发展的，在联合国发展指标的排行中处于十大新兴市场的最后一位。在世界经济论坛的199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印度排在第45位。印度经济的特点是有“吸引力”（attractiveness）却缺少“竞争力”（competitiveness）。
早在1979年，美国学者斯蒂芬·科恩等就认为印度已经是“地区霸权国”。[43]他在2001年出版的《印度：崛起的大国》一书中称印度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国。印度因为其经济发展速度、民主政治制度、不断扩大的文化影响、********中心地位、实际或潜在的核武器国家链的一部分、得到改善的国际形象等因素，[44]而将在未来10多年上升成为一个“大国”（great power）。他认为，“尽管印度是大国中最弱的，还不能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但它有一鸣惊人的能力。印度不能被忽视，虽然它不可能一直像一个大国那样行动。”[45]他指出，“从战略上讲，美国不能把印度视为与巴基斯坦或印度尼西亚一样的另一个亚洲国家，而要将其视为较大的亚洲圈中的一个角色，印度无论从战略上、政治上，还是从意识形态上，都是世界上5个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印度不可能是中国，但也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第三世界’国家。一个继续推动经济改革并与巴基斯坦达成妥协的印度，可以成为一支稳定亚洲的力量，一个对非洲和其他交战地区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伙伴。”[46]因此，他认为美国应将印度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对待，一方面，“印度可以为国际和平做出重要贡献，在核不扩散方面，印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印度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制衡因素；刚刚释放活力的印度经济与美国经济建立了日益紧密的联系；美国已有约200万印裔美国人。此外，印度的民主制度和社会改革的成功尽管是一个间接的因素，但仍然是美国的一个重要兴趣所在”。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重新审视对印政策的消极因素同样存在。印度有可能会表现得毫无责任感。美国制定了先发制人的外交谋略，以确保印度不会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做出大量出口敏感技术以换取硬通货或招惹西方和中国的决定。此外，虽然印度永远不大可能成为中国的盟友，但是它有可能站在中国（和俄罗斯）的一边向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东亚和东南亚联盟体系挑战。在对付巴基斯坦时，印度随时有可能会采取一项冒险的战略。”[47]科恩进一步提出，美印之间“既不需要对立，也不需要结盟，真正需要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48]一年后，科恩在为该书的印度版所写的序言中进一步指出：“印度的力量是复杂的，更多表现在文化和组织上，而不是军事和经济上。印度的弱点是不辩自明的，但它的力量也被国外和地区观察家所低估。”他同时指出，“9·11”事件后，印度（在外交和战略上）的弱点主要有，“新德里仍然发现很难将其经济潜力转化为政治和战略影响”，“印度仍然不能提出一项战略为克什米尔带来和平和与巴基斯坦的正常关系，仍然经常与其较小和较弱的邻国有隔阂”。但同时，印度的力量也很明显，其中包括，“9·11”事件使印度减少了对一个崛起和有威胁的中国的担心”；“与美国的关系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在与巴基斯坦的危机中，“印度的外交和战略行动尽管有一些风险，但其结果似乎对印度有利”；“印度在国际社会的总体地位得到加强，？？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对印度有了更均衡和客观的理解。”[49]
2002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学者在一份报告中认为，21世纪的前10年印度有三种发展前景：第一种前景是“饱虎”（the well‐fed tiger）。
在经济高速增长，政治持续稳定，国防建设加快的同时，在对外政策上表现为对邻国采取民族主义政策，在其他地区实行务实的外交政策，最主要的对外关系是美国，其重点是印度洋安全，对外经济关系将集中在与东南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的贸易和能源。第二种前景是“饿虎”（the hungry tiger）。经济增长缓慢，政治不稳定，实行民族主义—尼赫鲁式（Nationalistic‐Nehruvian）的防务和对外政策，在处理本地区关系时更为强硬，由于双方容易产生误判，这种情景下，印巴冲突的风险最高。第三种前景是“老虎重组”（the tiger regroups）。这种情景是由于政治结构的变化而推动的，国大党（Congress Party）和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的分裂形成政党的重组。新的政治领导将来自南部经济比较成功的邦，短期内这不利于对外政策和印美关系，但有可能为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带来更多机会。与邻国更注重开展能源外交，包括通过巴基斯坦的输油管道、进口孟加拉国的天然气、获得尼泊尔和不丹的水电等。[50]
2003年美国思想库的一份报告称，由于印度有10亿多人口、民主体制和价值、持续增长的经济、庞大的国防，因而是美国“一个有重大价值的伙伴”。再过几年，印度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印度洋的主要安全角色，在不确定的亚洲权力均衡中其重要性日益增加。
印度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如何衡量印度的实力？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曾将实力（power）定义为“影响别人而不是别人影响自己的程度”。这样，一个国家的实力可以理解为两种能力的综合：一是依自己的意愿影响别国的行为；二是抵制别国不受欢迎的影响。[51]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由于印度拥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包括“军事力量、社会动员和凝聚力、经济资源、技术能力、治理水平和外交敏捷”，印度虽然“不能使别的重要国家服从印度的需要，也未能在国际社会获得所有它想要的东西”，但“有足够的能力抵制绝大多数国家，即使不是所有国家，包括公认的大国，强加给它的要求”。[52]
美国重视印度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经济利益的驱动。印度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其中有2亿多人的中产阶级，市场规模大，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是西方看好的十大新兴市场之一，是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的潜力巨大的市场。印度有大批懂英语的科技人才特别是信息技术人员，是西方国家竞相争取的对象。
第二，战略上的考虑。美国认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与西方国家有共同的价值观。美国总统布什在1999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在下一个世纪中，民主的印度将成为一支世界力量，必须更加注意印度。美国还认为可以利用印度来防范和遏制中国。美国《洛杉矶时报》（2000年8月17日）说，美国已开始打“印度牌”，以印制华，维持亚洲力量均势。基于这一背景，冷战后美国调整了南亚政策，从过去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相对平衡的政策，转为重印轻巴的政策。当然，是轻巴还不是“弃巴”。
总之，在美国看来，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崛起的大市场、转型国家、枢纽国家、人口大国、平衡中国的力量，因而是美国有价值的潜在战略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