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袁当时的政治威望，在直隶尚且如此狼狈，原因其实很明白：
政府和民间早已枯竭，再刮有限。其余诸省募集公债的状况可想而知：湖广总督在宣统元年（1909）奏准借公债240万两，用以偿还已届期的华洋商款300万两；安徽奏准借公债120万两，以偿付因海陆军费及各种政务岁出之亏额（21：96）。这三省的例子都在说明同一件事：借公债的目的是用来偿旧债和补漏洞，而不是用在新建设和开发新资源上。梁说得对：“今者内而中央政府外而各省，何一非穷空极匮，罗雀掘鼠。”（21：105）虽美名曰公债，但实质上是另一种强制性的税收。
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梁认为出现了一些怪异的状况。（1）“此种为定期定额偿还公债，而无据置年限，此一奇也。”（21：98）其实这些公债都有明确的年限规定：直隶公债的偿还项下说“自光绪三十一年起，每年带还本利，六年还讫”（21：94）；湖北公债自宣统二年至宣统七年间还讫（21：96-97）；安徽公债自宣统三年至宣统八年间还讫（21：97-98）。（2）“内债而指定财源，以为担保，此又一奇也。”（21：99）政府财政能力不足，以诸项财源为担保昭信，虽与欧美状况不同，但何足为怪？（3）“公债票可以为完纳租税之用，此又一大奇也。”（21：99）依据直隶公债规定：“凡本省之田赋、关税、厘金、盐课、捐款，皆得以满期之债票缴纳。”（21：95）这是激励性的措施，梁认为公债票的性质与公司的股票相同（此点可议），而与货币绝异，直隶公债竟可当钞票用来缴税，“要之为万国所无也”。梁苛求矣！（4）“公债之息率每年递增，此则奇中之最奇者也。”（21：100）梁举英、意两国创行公债利息递减之法，赞叹此举能直接减轻国库之负担，间接减轻国民之负担。而袁的公债做法适反：“第一年七厘，以后每年递增，最后三年增至一分二厘。”（21：94）英、意之公债是建设性与扩张性的用途，是用于营利之途，民间信任且勇于认购，在需求殷切之下，公债利息虽递减而募集者不惧。反观中国的公债，在利率上虽六年而倍其旧，但民间信心不足且资金枯竭，利率再高也乏人应募。
梁认为上述四项特点，可名之为“袁世凯式公债”，他认为这种袁式公债还有四项技术性的缺失。（1）面额太小：日本面额最少之公债为25圆，学者多议其非，今小债票每张10两，则更小矣，盖收息不便也。（2）派息太疏也：各国公债每年派息总在两次以上，此仅一次。（3）偿还之定期定额也：公债以永息者为最善，有期者次之，定期定额偿还者无伸缩力，最下。（4）偿额之不用抽签法也：
各国皆同，惟此无之。（21：100）综观这四项缺点，可以说梁是以欧美诸强在最佳状况时的条件，来对比中国各省募集公债时的各种窘况。欧美正值兴盛期，殖民地扩张，工商业发达，金融市场健全流畅，梁何必以富壮者的作为，来对照贫弱窘迫者的惨状？梁毫不保留地讥评袁的公债作为：“殊不知为彼画策之人，殆不过一知半解之新学小子，于生计学、财政学之大原理瞢无所识，以至演此笑柄。笑柄犹可言也，而遂展转效尤，流毒无已。袁世凯所谓利国便民之政，转为误国病民之阶者，彼自当之矣。……袁世凯之在直隶，其时全国练兵费咸集北洋，恣其挥霍。其募债似非出于穷，无复之之计，度不过为功名心所驱，欲举前人所不能举之业以自伐耳。”（21：104）日后梁有机会入袁世凯政府，民国6年也曾任财政总长，当家之后才知缸底无米，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此外，农工商部于1910年10月5日曾上折奏请筹借“劝业富签公债”1000万元。方法是制票1000万张，每张售1元，略仿签捐票办法，以300万元为奖金，年给官息2厘，60年为止，不还本。
此款用来资办实业，鼓舞公债，债息由大清银行作保（25上：27）。
此项公债的办法确实怪异，尤其以年给官息2厘、长达60年而不还本最为奇特。梁写了好几点批评，大都在评论具体办法的规定，尚称公平：（1）既是公债而有300万奖金，实已把公债与彩券合一，以迎合国人赌博彩票之风习。（2）所欲兴办之实业目的未明，恐托名欺人诈款而已。此议后来由侍御黄瑞麒参劾，旨交部复议，同年12月奉谕缓办。梁的批评中肯，此事确实不当。
4.3.4书生报国
1914年3月时正值袁世凯当国（大总统），梁任熊希龄内阁的币制局总裁，“启超自奉职以来，目睹财政艰窘情形，忧心如捣。徒以官守攸分，未敢越俎建议，……”（31：14），但他还是忍不住写了3页的《上总统书》（“论财政问题”，31：14-16），旨在建议新的公债策略。“启超尝详考其导民利用之法，……苟能实行，则一万万圆之内债决非难致，而目前财政之险象，亦可以昭苏矣。”（31：15）
前述清末两次公债失败的经验，以及袁在直隶的公债成绩，总计亦未超过1亿元，梁有何高明之策要献给袁总统？
他所提议的炼金术其实很简单，也很乐观。他要求下列四项金额皆以公债为交付之手段，而此四项所需之公债数额为1.35亿元左右，所以他认为要募集1亿元公债“决非难致”。（1）“请令凡掌司出纳之官吏，皆须缴保证金，而其保证金得以公债代之。”（2）“请令凡贩盐售卖者，纳公债作保，许赊税价若干用。”（3）“请速颁定国民银行条例，令人民欲办此种银行者，得用公债作保，发行兑换券。”（4）“令中国银行所发行兑换券，须以公债为准备。”（31：15-16）前两项的要点，是把公债当作保证金来运用。保证金原应以国币缴纳，而梁建议改用公债，等于是把公债当作钞票使用，而这正是他批评袁办直隶公债时的一大缺点：“公债票可以为完纳租税之用，此又一大奇也。”（21：99）依梁之见，把公债当作保证金抵押品，则日后政府不必偿付这些公债本息（自己发行、自己收受），此项公债既可卖钱又可不必偿付，一举两得。
主要的问题在于后两项：以中国财政之困窘，所发行的公债已少有人敢买，如何据以为银行发行国币之准备金？再说，中国币制混乱，银币价值尚且起伏不定，现在要发行纸币形式的银行兑换券，民间何以有信心？就算勉强有，但一见到发行的准备，竟是财政窘困政府所发行的公债，信心恐又失去大半矣。梁“窃谓今日救国大计，无逾于此，……若蒙嘉许，当更而陈详细办法也”（31：17）。袁以过去在直隶劝募公债的惨痛经验，岂会轻信这种乐观的建议？袁应该还记得梁曾严词批评直隶公债之四大奇事，但恐碍于身份不便反讥尔。梁写此项建议时是1914年，李达嘉（1997）的研究（第4节“财政措施与商人的反应”，页117-125）很能解说此时的状况。袁在民国成立后财政困窘的主因有二：一是清廷所欠的外债仍需由民国政府偿还，二是民国之后各省自顾不暇，不但不将解款缴交中央，反而要求接济。袁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对外继续举债（善后借款），对内则整顿旧税（盐税、田赋、关税、厘金），另加新税（印花税、烟酒税、所得税、特种营业税等等），这些苛捐杂税使得商民的负担更为沉重，抗税抗捐的风潮层出不穷。
在公债方面，袁于1913年2月颁布《民国元年六厘公债条例》[详细的16条文见千家驹（1984：37-38）]，预定发行2亿元，但不久后因为得了善后大借款而未发行[详细内容见宓汝成（1996）]。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无力贷款给中国，所以梁在此时献上发行公债的新政策。梁的建议虽未落实执行，但综观1914-1916年，袁政府一共发行过三次公债： 第一次（1914年8月）定额1600万元，因在3个月内收款超过定额，于是增加债额800万元，前后实收2500余万元。第二次（1915年4月）的公债定额2400万元，同年9月时已收2600余万元。第三次（1916年3月）发行公债定额2000万元，后因护国战争爆发，到6月底只收到30余万元。这三次发行的公债中，有两次超过目标，成果斐然。中央设公债局以梁士诒总其事，各省将军、巡按使、财政厅、中国和交通两银行的各地分行皆负协助劝募之责。此外，各省富商也是主要的劝募对象，各行各业的领袖，皆以顾问或咨议的头衔协力劝办。另一种方式，是中央依各省的贫富状况，订定数额摊派给各省，各省财政厅依类似原则往各县市摊派。
袁政府的公债兼采自由认募、强行派销、省县分摊的手法，这和他在直隶总督任内的手法类似。只是当了总统之后，募集的范围更扩大，纵深更可观，可以说是用政治压力来解决部分财政问题。此外，政府的银行体系（如中国和交通银行），更是袁政府推展公债的支应金融体系；相对于清末直隶时的状况，袁多了一项现代金融的管道。
相对地，梁的四项建议基本上还是属于经济手法，只是辅以行政上的配套性约束，属于半强制性的公债发行法。
4.4回顾省思
沉重的外债压力，是清末经济的一大问题。梁身在日本，以感性的诉求和理性的计算，析述此事的来龙去脉，并提出偿还的计划书。
他的论述清晰条理，佐以日本的成功实例，来鼓舞国人解决此事的信心。然而清末外债的清偿，不只是单纯的债务问题。一方面是中国的偿债能力有限，人民的赋税负担已经过重，而课税的新名目仍一再添增；更复杂的，是列强之间为了贷款给中国清偿外债，而引发了外交上的紧张与冲突。民间虽有筹还国债之心，政府也有以国民捐来偿国债之议，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梁最倡议的方式，是由政府发行内债，用以筹措币制改革的资金，并作为偿还外债的基金。然而清末的几次公债发行经验，最后都沦为民间的报効与捐输，所以袁世凯主政时所发行的公债效果都不理想，还被梁严词批评。整体而言，在1901-1911年（所谓的“新政”期间），直隶、湖北、安徽、湖南、邮传部先后发行五次公债，总额达1690万两。由于政府债信不佳，民间观望不前，结果是这批公债有78％左右（约1324万两），被外国的银行和洋行收购，原先的内债竟转变为外债：日本占了约45％，英国约有50％，德国约5％；也就是说，列强通过各省的公债发行，把经济与政治控制力渗透到深层的命脉里。
到了辛亥革命时（1911），各地都有治安或军事上的危机，中央与各省更积极地扩充军备、整军增兵，也因而举过二十多次外债，但多数未能成功。主要原因是列强对清廷的经济能力与治理状况已失去信心，常以保持中立为借口拒绝贷款。这些未成功的外债交涉过程，并不在梁的议论范围，所以本章不拟触及，请参阅许毅（1996：643-652）的概观性解说。民国3年梁任币制局总裁时，正式提议发行公债，后因1914年欧战爆发而未能落实执行，但同时期袁总统所发行的公债，最后还是以强行摊派、省县分摊的手法进行，和清末的做法并无多大差异。
梁并非专业的财经人士，他在海外纵笔为文析述中国外债的窘境，讥评清廷的内外债政策与措施。本章从他当时所写的诸多议论，综述出他的基本立场、观点、见解，可以感受到他从日文的财政与公债著作内，吸收到不少基本的内外债学理，解说给中国读者理解；同时也能介绍欧美诸国如何运用内外债的优点，来解决国家经济的困境，或甚至因而提升国民经济的水平；他也说明了内外债如何使落后国家（如埃及）陷入悲惨的状态。我们可以说，在内外债的学理与各国经验上，对当时在这方面所知有限的中国知识界与部分官员，梁提供了相当有用的信息。
但这些信息的层次是“现买现卖”型的，谈不上真知灼见的程度，也无所谓的“学理代表性”。基本上梁是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去找相关的书刊，饰以笔锋与讥评。在这种状况下，他对内外债的见解是属于报章杂志型的议论，当时能做这类层次评议的人必定不少，只要翻查同时期的报纸，就可看到许多类似的见解与评论。我们可以说，梁对内外债的见解，并无特殊深入之处，也无远超侪辈之议论，只是他有一支比别人更能“搅动社会”的利笔，因而更引人注目。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以清末民初政府财政窘迫的状况，再加上政局的动荡，清政府和袁世凯式的公债，依欧美的标准来看当然可笑。
梁身在日本，持欧美诸国富贵人家的眼光，讥评处于屋漏墙倾状态下清末政府的狼狈与低劣手法，说得头头是道；但一朝入阁主政，捆手绑脚，难以施展，所献之策亦未见高明。清末民初的公债问题，是整体性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而非个人能力高低的问题。再从政策的影响性来看，梁对内外债的议论虽然慷慨激昂、头头是道，但对当时政府的财经政策有无实质的影响？他的意见有无落实的可能？从前面几节的内容看来，答案都是负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