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五个与清末经济相关的小子题，不易纳入前述各章的主题内，因而并在第7章分述。（1）从宏观性的角度来看，当时在各地发生过哪些经济恐慌现象？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根本性问题有哪些？（2）中国的资金枯竭，对外资应采怎样的态度？（3）全国人口结构中有哪些阶层是属于无生产能力的？（4）他写过几篇谈论银行的文章，也讲演过几次这方面的题材，在此略述梁对银行制度的见解。（5）他对中国关税权相关的问题有过哪些议论？梁有四篇论关税权的时事评论短文，但他对这项题材的关注点，却是国际政治的角度远多于财政税收的关怀。这五项主题在结构上并无明确的关联性，梁写这些文章时也无预设的架构，而是依时事或依各别主题发挥，因此不易据以提出系统性的评判，但这又是理解梁氏经济观点的必要工作之一。
在文集中，梁谈论经济事务时，以清末民初的议题为主，这是以上六章的范围。但在《合集》里，梁偶尔也会提到古代的经济事务，例如《中国古代币材考》（1910，文集20：58-72）。他对古代经济问题的论述，基本上集中在《王荆公》（1908）、《管子传》（1909）、《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这三本书内，收录在他的专集内（专集27、28、50）。我从上述文献整理出下列四章的题材，析述梁对中国古代经济的诸项论点。
梁在1909年以“旬有六日成”《管子传》，“述之得六万余言”，旨在评述《管子》的政治、法治、经济、外交、军事，希望“爱国之士，或有取焉”。第8章分析此书的第11章“管子之经济政策”，着重在两个议题上： 第一个重点放在梁本人的基本立场与见解，看他如何受到德国和日本“国民经济学派”的影响，因为这个学派和《管子》有个共同的理念，就是要把国家的经济资源和调控权集中在政府手里； 第二个重点，是析述他如何诠释《管子》内的各项经济政策。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以经济思想史的观点重读此书，得到三个观感：文笔方面情绪高涨，内容方面动人听闻，手法方面自我矛盾。
这章的附论析述《王荆公》（1908），说明梁对王安石的财经作为与思想有哪些洞见与偏见？他如何理解王安石的财经改革理念与政治上的阻碍？《王荆公》全书22章共208页，与财经政策直接相关的是第10章“荆公之政术（二）：民政及财政”。整体而言，梁对王安石的财经作为，并没有在具体问题上作深入分析，也没有提出财经政策上的新洞见；相对地，由于梁的主要诉求是替王安石洗冤辩诬，所以立场鲜明偏颇，在格局上还是没跳脱出“党争”式的论述。从财经分析的角度来看，梁在《王荆公》里的贡献有限，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远比不上他在翌年（1909）写的《管子传》里，对整套国家财经政策（如轻重术）运作概念的良好理解，以及视野宽广的评述。
梁对中国改采金本位的议题极为热衷，1910年时写了好几篇相关的长文力挺此制，并极力抨击张之洞等反金制者。他有一项独特的论点：从演化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币材从上古的贝币到龟币，到皮币，到珠玉，到铜银，他认为这是一系列历史进化的过程；到了20世纪，中国必当用金以为主币，才符合历史进化的潮流。梁论证货币有四种职务（交易之媒介、价值之尺度、支应之标准、价格之贮藏），欲完此四种职务者当具八德，金则八德咸备。第9章的主题是在论证：梁所说的龟“币”并未存在过；帛布“币”的币字，原意是指布、帛，根本不作货币解；皮币也无货币的功能；禽畜则完全不是货币；珠玉从古至今都一样，以“宝物”的意义为主，丝毫没有交易性的货币功能。梁写《中国古代币材考》（1910）来支持金本位制，基本上是引喻失当，因为中国若有足够的黄金，何必主张用银？
若黄金不足，主金奈何？梁这种独特的币材进化论，在“内证”上有明显的逻辑失误，在“史实”上也有严重的疏漏与错误，在“外证”上（中国应否随列强改采金本位），更有硬上弓的霸气。
梁对先秦田制的见解，集中在《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包括五项题材：（1）贡，（2）助，（3）彻，（4）初税亩与用田赋，（5）孟子的井田制。第10章析述梁对这些题材的说法，提出不同的见解来相对比，并对这些议题作较深入的解说与论证。井田之说源于《孟子》，本章最重要的论点，是在阐明孟子当初的重点——要替滕国规划“井地”，而非倡议“井田”制。后儒误解了这点，而导致不必要的“井田有无”之纠葛；梁因袭前说，也没能跳出这个陷阱。
其实“井字田”和“井田制”是两回事：把土地划成“井”字形，目的是要“正经界”；井字形的耕地，和传说中的井田制（一种政治、社会、经济之间的复合关系），是不相干的。
最后一个题材属于经济学说史的范围。梁写过一篇介绍性的长文《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1902）。第11.1节：（1）分析这篇文章的内容；（2）评论他对这些学说的理解与误解；（3）他受到这些学说的启发之后，提过一些政策性的建议，若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会有哪些缺失？梁对墨学下过深入的工夫（《墨子学案》《子墨子学说》《墨经校释》）， 第11.2节的着重点是在说明：（1）他如何以“七个公例（原则）”来解说《墨子》的经济见解，（2）他的诠释有哪些特点与缺失。虽然经济议题只是墨学的一环，但从梁的内在逻辑和不时出现的过度阐释，我无法赞同黄克武的结论，说：“梁启超论墨之作表现出他个人的学术风格，以及思想的一贯性，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他绝对算得上一个既博学又敏锐的思想家。”（黄克武，1996：90）
最后一章讨论梁的经济知识大概受到哪些著作、哪些学派、哪些路线的影响。从他的经济论述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他对哪些问题特别关注？为何会有乐观或悲观的态度？他对哪些经济政策作过哪些特殊的主张？这是综合讨论的部分。另一项主题是对全书的反思：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重读梁的经济论述，整体上会有怎样的感受？梁对清末民初的知识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若从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他的经济论述，现在看来反而比不上严复译案的《原富》来得深刻？从命题的趣味度、世界性的对话度、具体技术问题的挑战度来看，梁的经济论述会让后世的分析者，感觉到这是一个智识兴味度高、值得深探的题材吗？
全书诸章的安排，是依据下列的逻辑顺序。为什么最先谈币制改革（第2章）？梁对这个问题发表过19篇文章，是此表中最多的项目。这是他最早、也是最后关心的经济问题：表1.1的第2篇是《论金银涨落》（1897）， 第69篇是《民国初年之币制改革》（1926）。此外，梁写过一篇短文，介绍“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因为题材上的近似性，就当作此章的附录。同样地，这几项理由也适用在本书第3章“财税与预算”。外债与内债问题和财税预算有密切关联，所以就接着放在第4章。梁论工商业问题的文章发表得很早，所以接下来作为第5章。第6章论社会主义与土地国有化的问题，这是在辩论日后新中国的经济路线；虽然梁只写了一篇长文，但因此问题重要性与独特性，所以单独成一章。
第2-7章都是清末民初的经济议题， 第8-11章则属于古代经济的问题。第8章论管子与王安石的国家经济观，在时代上明显晚于古代币材与井田问题，但为何先谈论？梁在析论管子与王安石的见解时，其实心中所怀抱指涉的是清末经济问题，只是借这两位古人的语言与作为，来抒发自己的见解与理想。所以就把此章放在与清末经济问题相衔接的第8章。第9章谈古代币材与第10章的井田说，则是依时代的顺序排列。第11章是经济学说史，与上述诸章无密切相关，所以放在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