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描写在《城堡》中是极为震撼人心的，似乎也为主人公的命运埋下了令人不安的伏笔，就像那些在主人公K看来陌生异常、恐惧万分的人际关系一样，城堡的形象将它们凝固化了，从而更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从而进一步表现卡夫卡自身所具有的陌生化倾向的人格特质，K的思考，就是卡夫卡的思考，K的惊呼，自然也是卡夫卡的惊呼，他通过自己的视角和感受，用K来表现，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弱小者的悲剧命运和社会本质。
而小说中对K的房东奥尔嘉姐妹及其一家的遭遇的描写，也是非常精彩的。事件的起因是城堡中的一个官职并不大的官员向奥尔嘉妹妹阿玛莉雅求婚，但被阿玛莉雅拒绝。尽管这个小官僚并没有立即进行报复，但奥尔嘉姐妹却预感到大祸临头了。只是她们以为的危险和祸害并不是血淋淋的，而是这样的：从此以后，她们的父亲的修鞋铺子开始没有人来光顾了，买卖一下子跌落下去；生意受到影响，至多是赚不了钱，关门了事，但问题是隐藏在没有生意可做的背后，是那个小官僚的阴影，它像一道魔咒一样，紧紧地箍住了姐妹俩的父亲，而后者在万般的惊怕中，每天疯疯癫癫地跑到村口，等待那个叫索尔蒂尼的小官僚饶恕他。小官僚不动声色的行为，最恶毒的就是断绝了姐妹俩父亲铺子的买卖，究其实质，就是断绝了城堡里的人和奥尔嘉姐妹一家的来往，连基本的关系也被斩断了。自然，城堡里的人们是绝对顺从官僚旨意的，他们原本就充当着官僚脚小的奴才顺民的角色，即使没有官僚的旨意，他们与奥尔嘉姐妹一家的关系也并不牢固，更何况是在城堡的上司在被这个外乡人的妹妹拒绝求婚之后，这显然更让城堡里的居民们选好最佳时机，与他们一家断绝了关系。而作为高等动物的，也就是具有社会属性、应该互敬互爱的人类，保持良性而持久的关系，是维系社会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最为关键的环节，可奥尔嘉一家的命运却遭到了城堡上下人等的捉弄，他们没有了与他们的那种亲密和友好的关系。就想奥尔嘉所说的：“我们又开始逐渐感觉到贫穷的折磨。我们的亲戚们不再送东西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失败了，所以他们把原来认为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变成了最终的决定——永远断绝我们和村里人的关系。”（见卡夫卡：《城堡》 第十五章）
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情节，就是关于弗丽达一家的不幸遭遇。其实事情也很简单，原因就是弗丽达一家不小心将官僚得罪，等待他们一家的，依旧是整个城堡居民的冷漠，并迅速断绝了和他们的关系，也就是说，整个城堡的人抛弃了弗丽达一家。尽管弗丽达的父亲、姐姐和弟弟当众极力澄清他们的所所为，但依旧得不到城堡上下的理解和宽容，任凭他们如何努力，最终都无济于事，结果悲惨的结局让他们跟奥尔嘉姐妹一家一样，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不安之中，更惨的，其家境也一日不如一日地衰落下去，从此一蹶不振。这和K的遭遇也是多么地一致，K也是跑上跑下，为了他那张可怜而又重要的居住证，付出了种种努力，都没有结果，直到他快了死的时候，当局才下达了准许他在城堡居住的命令，其实，这对于K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卡夫卡通过对弗丽达一家遭遇的描写，再次让人感受了那种没有家园，被世界拒绝的孤苦无助的心态，那也是整个犹太民族的悲剧性人生的写照，在社会进步，文明进步的现代社会里，这种极端的自私、冷漠和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强烈的陌生感，以及荒诞，不得不让人深思。
或许，我们在这个作品中力求找到的“异化”元素，就是这样那样的故事所渗透出的荒诞，也就是说，“异化”在《城堡》这个作品中，是对荒诞的一种阐释，也是对文明进步的质问，或者说是一种犹太人普遍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卡夫卡也许并不执意要在他“误入”的世界里找到什么是决定人的言行的内在动因，也不是一定要将荒诞的世界等同于他所理解的异化世界，他的想法、创作切入点和提出的问题都与众人大像径庭，而物质对人类的统治和盘剥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卡夫卡最终的关怀只是对他所认识到的问题提出一个可能性的解答，但他显然仍没有成功，城堡依旧是城堡，它因为实实在在地存在而显得过于强大，对此，卡夫卡是没有法子摧毁它的。这是卡夫卡一贯的对客观存在的物质的恐惧和不安，一如他的家庭，布拉格，小学时就读的学校，父亲强壮的身体，肺结核，喉结核，战争等，这些在他们的经验世界和意志力面前，都是他无法逾越的。这样一来，卡夫卡自然就感觉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未来，在社会现实中他就显得极为无能和自卑，于是，很快就导致他性格的变异，本性的乖张。实际情形就是，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利益和竞争面前，毫无疑问地感觉到自己成了一架机器，而他清醒而又无奈地认识到了他成了他自己的“异化”物，而且他准确地将这种来自自身的荒诞或异化，嫁接到了他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这就是卡夫卡——一个自卑而无能的、残缺的世俗的卡夫卡，他成了他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化身，或者说，是那些人物形象也是社会“异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牺牲品。这些作品除了《变形记》《饥饿艺术家》《城堡》之外，还有其他作品，如《在流刑营》，其主人公的“事迹”令人震惊，也耐人寻味。这位主人公是个司令官，有着某种变态心理的，带有行为艺术风格的人。对犯人或社会中人来说，行刑是一种恐怖和残忍的行为，但对这位司令官来说，确实一种超级肉体享受，是一种艺术，每一次行刑，他都将此当着艺术表演，既然是艺术表演，那他的行刑的花样就非常丰富。卡夫卡针对他的这种超级变态的“艺术享受”“情欲张扬”，设计了这样的细节：司令官在犯人的身上用行刑机器刻了十二个小时的花纹，残忍地“欣赏”和感受犯人撕心裂肺的惨叫，然后看着犯人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而他却获得了极大的感官和心理上的快感。这使读者非常容易想起后来的纳粹德国那些惨绝人寰的行刑手段，或许，卡夫卡在此也表明了他对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某中种预知。而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个为了他心爱的行刑“艺术”而痴迷和疯狂的司令官，在新来的司令官下达废除这种使用行刑机器在犯人身上镌刻花纹的酷刑的时候，他居然躺到机器上去，说要亲自感受一下这种酷刑的滋味。这种“行为艺术”该算是疯狂到了巅峰了，其行为的实质就是一种“异化”，是极为荒诞的行为，而这种异化也可以看成是现实社会中人的心理和精神变异的又一个象征了。
“卡夫卡用一个永远结束不了的世界、永远使我们处于悬念中的事件的不可克服的间断性来对抗一种机械的异化。他既不想模仿世界，也不想解释世界，而是力求以足够的丰富性来重新创造它，以摧毁它的缺陷，激起我们为寻求一个失去的故乡而走出这个世界的、难以抑制的要求。”（见加罗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
卡夫卡说他是一个素食者，作为一个素食者，他靠自己的血肉来维持生存。这种自我折磨，自我摧残的人，才会那么带着与众不同的笔调写那个时代，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那个世界，所幸的是，他很清醒，也看得很透彻，在那个被异化了的世界上，那个奋力挣扎仍然只能自我毁灭的异乡人，却始终渴望做一个永恒的守望者。
“深深地沉入夜幕之中，像一个人有时沉入冥想一样。人们都睡着了。认为他们正睡在房间里，睡在安全的床上，可靠的屋顶下，平躺或蜷卧在褥垫之上、睡单之中、毛毯之下，如果真是这样认为的话，那可是无害的做作，天真的自欺了；事实上，正像从前一样，他们又都挤在了一起，挤在荒郊，挤在野外一块宿营地上，不可计数的一大群人，一大群平民百姓，挤在寒冷的露天下，冰冷的地面上，倒卧在他们早先曾经站过的地方，额头枕着胳臂，脸朝着地，安详地睡着。而你正爱看守着，你是一个更夫，你挥舞着一根从你身旁柴堆中捡起的燃烧的柴枝，发现了你最亲近的人。你为什么要看守呢？据说必须有个人看守，必须有个人在那儿。”（引自林和生：《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55-156页。见卡夫卡：《夜晚》，载《卡夫卡随笔》，冬妮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
是的，卡夫卡始终在守望着他企图逃离却又毕生蜷于其中的陌生而又异化了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