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尤莉·洛维在作为母亲这一角色上算得上是称职的，甚至说是优秀的，在卡夫卡的文字里，母亲尤莉对他好得不能再好了，远远超出了他的父亲。母亲对儿子的爱除了使儿子能健康幸福地成长之外，在性格特征的形成方面，当然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而且，在卡夫卡的生命世界里，母亲是一个绝对重要的角色。这与天下所有的母亲充当的家庭角色没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尤莉·洛维在母亲去世后，就同父亲和后母一起生活，长大。由于她是父亲六个后代中唯一的女儿，生活中的很多差事都得由她来承担，几乎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按理说，这种吃苦耐劳，为家庭殚精竭虑而承担了家中大部分活儿的她应该是能得到父亲和后母首肯的，但事与愿违，父亲和后母始终对她不满意，在脸上和话语上都表现了出来。父亲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而是非常德国化的犹太人中的中产阶级人士，在对待女儿的态度上，有着欧洲人的特点，挑剔，冷漠，刻板，严肃，当然，作为父亲，毕竟还是父亲，他对待自己的女儿还不至于到残酷的地步。但后母毕竟是后母，她对待尤莉的态度则有些近于苛刻。但尤莉却保持了相当的克制，既不顶撞父亲和后母，也不怨天尤人，或者干脆就这样屈服于命运，而是在长期的家庭劳作者，保持着极为乐观的情绪，形成了坚强、干练、大气、坚韧的性格特点，这不仅使她能默默为父亲和后母做着超过一个女儿能够做的任何事情而毫无怨言，而且使她在对待儿子弗兰茨·卡夫卡的态度上，与其丈夫完全两样，也使卡夫卡对她的感情相当的深。同时，她的这种忍辱负重和接近崇高的利他主义的行为也感染了邻居及其他的人，他们始终认为她的人品、德行都无可挑剔。这种评价与来自她内心的真诚和坚韧，都使她感到相当的欣慰，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她过早失去的母爱，尽管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有着某种精神胜利法的意味，也无法和常人眼中的亲情，尤其是母爱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我们就这么认为这个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女人是这么一个人，从而为她“盖棺论定”的话，未免不妥。她的这种干练作风，大气的行为和利他主义精神，以及由此得到的认可和赞美，在身边人事中形成的凝聚力，对儿子卡夫卡无私的爱，其实都是一种自我救赎、寻求心理平衡和对缺失的母爱的某种补偿，同时，也是犹太人普遍心理现象的“对立”呈现，也就是对生存处境的忧虑所带来的迎合生存的行为，这些现象和行为共同组成了她极度沉重的心理积淀，当这种心理的积淀到到饱和，那她的表现在行为是稳重的，干练的，从容的，但内心依旧充满了焦虑和失望，换句话说，她只有通过这样那样的忍耐、坚持，并由由此带来的社会或家庭的评价来评判内心，充实内心，弥补缺憾，到达内在心理与生存环境的统一。她的这种性格是比较软弱的，利他主义精神虽然让人赞叹，但说到底，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她同所有犹太人一样，不可能摆脱时运“赐予”他们的无数磨难，她本性的善良和柔弱，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求得平衡和解脱。这对卡夫卡的影响非常深，而她没有料到，或者根本就不愿意看到的是，她的儿子似乎比她更加焦躁不安，不仅从心理上，而且从外在表现形式上都走到了她最不愿意看到的境地中去了，以至于发展到了几乎与她没多少干系的地步，那是儿子向往的更加独特，别人永远无法插足的世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她似乎并未有过这样的一个儿子，或者说，她因为有了这个儿子最终被自己抛弃，而不是被儿子和残酷的现实抛弃。这对她来说，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
后来，这个叫尤莉·洛维的女人嫁给一个叫赫尔曼·卡夫卡的男人。看起来，这是一桩美满的婚姻，男人有了一个为卡夫卡家族传宗接代的机会，女人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个家完全可以补偿她在失去母亲后，在父亲和后母的冷漠中失去的东西，特别是在她有了儿女之后，这种感觉和需求都更加强烈，这种强烈的需要表现出来，就是对丈夫的绝对忠诚，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家庭最大限度的操劳。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个家庭之所以还能支撑下去，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尤莉作为妻子、母亲和女人的凝聚力，是她的人格魅力从另一个方面帮助赫尔曼撑起了这个家，或者说是直接撑起了卡夫卡们的世界。这与她在娘家的境况极为相似。在母亲去世，父亲又娶了一个女人之后，她和父亲后母在精神上已经疏远，却与五个兄弟保持了相当密切友好的关系与来往，而五个兄弟之间却基本上是：不仅老死不相往来，而且鸡犬之声也不相闻。娘家那个怪异世界，就因为她的存在而使血缘关系保持下来，给当时冰冷异常的人际关系和日益恶化的犹太人的生存景况增添了一丝亮色，也使兄弟们能时时感受到亲情的温暖。看似柔弱的女人却有着联结世界的强大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上帝创造的奇迹。
一八八二年九月三日，尤莉·洛维正式嫁给了赫尔曼·卡夫卡，他们举行婚礼的地点是在布拉格旧城广场的一家饭店里。尤莉，这个能干而又安静的女人终于在长期的不安和隐忍中有了一个自己的归宿，她由洛维家族中的一分子，通过婚姻而成了卡夫卡家族中的一员，继续着他们共同的犹太人生活。但从她和赫尔曼之间日后的生活和商业行为来卡，他们之间的结合，婚姻的成分大于爱情的成分。爱情，虽然美丽，但虚假的因素太多，这对于苦于生计和逃避迫害的犹太人来说，不仅奢侈，而且是浪费和慢性自杀，他们根本就无法让心灵浪漫起来，尽管他们其实也都渴望爱情，做着一场场关于青春和爱情的美梦，但现实就是现实，只有婚姻才能真正面对现实，或者说，只有现实承认的婚姻，才是真正的生活形式。所以，婚姻往往取代了美好但弱不禁风的爱情，能堂而皇之地进入生活中心，它虽然显得现实和势利了许多，但它硬扎，实在，没有虚的东西，只要有家庭，有生意，有利润，有子女，有点地位，当事人就相当满意了。可以这么说，赫尔曼和尤莉都有这样的心理，甚至就是这么样的一种人，他们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家庭事业和卡夫卡们的利益。这本身并不奇怪，也不可批评，试想想，无论是卡夫卡家族的赫尔曼，还是洛维家族的尤莉，都有着并不完整的童年时光，而且过早地见识了犹太人严酷的生存境地，这对他们的心灵是双重的伤害。倘若生存环境的残酷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而且被所有犹太人所面临的话，那么童年的幸福是有极大可能得到的，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几乎没有“童年”，生活让他们直接进入了成年社会，这是好事，却也是无可奈何的坏事。
很多人以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失败的，至少是不幸福的。我看未必。赫尔曼和尤莉的结合至少在维护家庭这一层面上，是成功的。而幸福本身就很难说清楚，它仅仅是一种感觉，和谐、持久、忍让、包容、诚实、大度、勤劳等，都可以和幸福相粘连。爱情上的恋者，往往不是最佳的婚姻的伙伴或合作者，而婚姻中成功的伙伴，有时往往会在繁杂的婚姻体系中获得不曾有过的爱情，即使不能获得，那至少也是安逸的，妥帖的。况且赫尔曼和尤莉在生意上互相应和，在生活上还能互相照顾，共同维持着家庭。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两人的骨子里，都有对早年生活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有着接近相同的、极为深刻的理解，因而他们不约而同地达成了一致：通过自己的一双手，创造出让人羡慕的幸福的生活，要被人瞧得起，在有相应的社会地位。特别是赫尔曼，身体健壮，精力旺盛，智商很高，思维活跃，目光远大，目标清晰。他在年青时就确定了要进入一个被人恭维的上流世界，彻底摆脱犹太人悲惨的命运。在他基本上进入中产阶级，成为一名中产阶级资本家的时候，他仍不满足，仍然勤劳地工作着。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并以此为荣，而捷克语则很少说，到后来基本上彻底将其忘记。这些都是因为他早年经历过的贫穷而辛酸的生活所致。他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对上流社会的渴望，基本上都是源自内心最原始最朴素最急切的冲动：他需要金钱，需要地位，需要面子！所以，他瞧不起游手好闲好吃懒惰做的人，没有技艺和没有能耐的人，他看中而且看重尤莉的恰恰就是她的能干和务实作风，以及作为一个具有超常忍耐力的女人所具有的利他精神，可以说，从婚姻，或者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看，赫尔曼·卡夫卡与尤莉·洛维可以说是珠联璧合。
自此，卡夫卡家族和洛维家族就坚实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在赫尔曼这一支系的“新”的卡夫卡家庭体系，这个体系的第一个结晶就是在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哇哇坠地的弗兰茨·卡夫卡，赫尔曼的大儿子。据说，夫妇俩给这个看起来还健康的婴儿取名是根据“犹太人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而来的。这可以看出赫尔曼和尤莉的某种心理特征，也可以说是所有犹太人心理的真实写照。弗兰茨是“皇帝”，做父母的自然是渴望通过取这个名字而让儿子和整个家族获得好运，但“卡夫卡”这个姓，则是斯洛伐克的姓氏，在捷克语中的是“寒鸦”的意思。这个看起来意味深长的姓氏，是不是就预示着整个卡夫卡人的命运，尤其是这个想通过“皇帝”来获得好运的卡夫卡的命运呢？在德语姓氏至高无上的时代里，拥有“寒鸦”这个姓氏，也许本身就是一个不幸，一个暗喻，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机缘巧合了。
七天之后，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人们为弗兰茨进行了割礼，从而在种族、宗教和文化三个方面打上了影响其终生的标记，从而完成了肉身的“符号化”。斯宾诺莎在他的《神学政治论》中所说的那句非常有名的话：“我相信割礼这个记号极其重要，我个人相信单单只这个就可以使这个民族长存。”
其实，在世界各地，有割礼习俗的国家很多，埃塞俄比亚人、犹太人和穆斯林等民族，行割礼是在婴儿出生后不久进行的（犹太人是在出生七天后，即第八天），有的是在出生后几年后才进行。据资料记载，古代埃及的男童一般在六至十二岁之间行割礼，比犹太人要迟得多。而其他的民族则更晚一些，大都在青春期进行割礼。当然，这已经不是本书所谈论的话题了。但要指出的就是，无论何种年龄，只要实行了割礼，其宗教和种族身份就得到确认，也就被认为具有了重要的宗教意义。而在犹太人的割礼中，这种意义则更加重要，况且它还包括复杂的种族和深厚的文化因素。
从此以后，这个行过割礼的、名叫弗兰茨·卡夫卡的犹太人，就开始了他的短暂而又丰富、美丽而又坎坷、痛苦而又别样的人生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