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0月，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司炉》出炉，刚刚写完的时候，他依旧以很多西方作家诗人喜欢的方式，将这个作品朗读给别人听，而这次他的听众是他的朋友布洛德。这个短篇是其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章，而接下来的六章，也就是《美国》的前七章则是在1912年9月到1913年1月完成的。这是卡夫卡比较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在1912年的最后两个月内，卡夫卡完成了他创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中篇小说《变形记》。由于前面章节已经对《司炉》和《变形记》内容进行过论述，在此不再重复。但要着重指出的是，《判决》《司炉》和《变形记》三个小说都有一个十分近似的主题：那就是与“父亲”这个形象连在一起，其中最为深刻就是作为晚辈的儿子被残酷的生活，与代表这种生活的现实社会、家庭和父母亲轻易地“判决”和推进了一个不幸的命运之中，而儿子几乎是毫无反抗和辩解的余地，就被命运所吞噬。在卡夫卡看来，《司炉》是梦呓，是对那些永远也不会成为现实的一切的深切回忆，而这些回忆只能徒增他的哀伤和无奈，与海市蜃楼和梦一样，终究要被无情的现实摧毁。而《变形记》则更进一步深化了《司炉》和《判决》的主题（通过对个体不幸和可怕的命运的揭示，渗透到关注和思考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的大问题，创作旨意有了质的飞跃），内容也更加充实，技巧也更加圆熟。著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鼠疫》《局外人》《西绪弗斯神话》《第一个人》《堕落》等经典著作的作者加缪，在评论《变形记》时，也忍不住赞叹到，它是一部明察秋毫的伦理学的惊人的画卷。
看来，爱情的力量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卡夫卡在此段时期内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连续创作了他文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几部作品，与他同菲莉斯的热恋有相当大的关系。这种创作的丰收带来的喜悦，与他生来就伴随的存在性不安和恐惧心理，都使他与菲莉斯的恋情保持了极高的热度，他们逐渐走向了婚姻，尽管最终他们并没有喜结连理，但不可否认，这场热恋影响了卡夫卡的创作和人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财富之一。但任何事情都有其多面性，一方面，因为青春期爱情的热能，促使他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正是越来越陷入他所谓的浪漫情调之中，包括他偶尔涉足的妓院，分散了他很多的精力，消耗了他的灵感，使他暂时失去了创作的欲望，这种分心，一晃就是一年半。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在日记中写下了《村子里的诱惑》的片断之外，他几乎没有任何象样的文学创作。这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懊恼，对自己的行为相当的不满，他不仅又自责又深感后悔，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对自己这种文学创作的浪费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实，这也正是卡夫卡性格的复杂和自我分裂的重要表现，他就是这么一种人。当这场深刻而坚决的自我“批评”和省察使他恢复了作家的身份之后，他又一次进入了文学世界，创作欲望再次高涨。这恐怕是他和菲莉斯婚姻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吧。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它摧毁一切的巨大能量，人类再次被卷入了同类自想残杀的惨状之中，而这一次，比以前任何一次战争带来的杀戮和生命的灭亡还要巨大，卡夫卡极为清醒地看待这场世界大战，同时，他又将自己的思想同战争、爱情等联系起来，并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些思考带给他的无尽烦恼。毫无疑问，他的一切都将同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混淆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就像他自己说的，战争以极端折磨人的方式，从各个方面无情地将他吞噬，他目前的思想，与菲莉斯带给他的烦恼是一样的。就在这种烦恼纠缠和不止的思想中，他再次进入了写作状态，因为通过战争，通过与菲莉斯的热恋和爱情的失败，以及离开了家庭和摆脱了“带爪子的小母亲”的布拉格，使他能有一个清静和孤独的环境来清理思路，然后深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很显然，当创作状态回来的时候，卡夫卡终于可以在文学的世界里“自由”地来去了。
在1914年7月底到12月，卡夫卡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审判》。这个重要的长篇，又被翻译成《诉讼》。
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约瑟夫·K是一个银行职员，在他三十岁生日那天早晨起床后，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了，没有任何足以说明他犯罪的证据，也没有谁告诉他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看起来非常神秘的法庭向他宣布了被逮捕的决定，但他仍然保持着与平时一样的自由状态，却在一年之后，即他三十一岁生日前夜，他被莫名其妙地处死。说实话，我在看完这个小说的时候，总是想起二战时期，一个或更多的犹太人，被德国纳粹秘密或公开逮捕，没有任何审判，就被关进集中营，或立即拉出去处死。卡夫卡是不是在之前就预见了整个犹太人的不可捉摸和悲惨的命运呢？约瑟夫·K的命运也许就是卡夫卡式恐惧和不安的再一次体现，也是一种隐喻和暗示，是一种预言，那是作为犹太人的卡夫卡的暗示和预言。当然，卡夫卡自己是不是就这么想的，自然不得而知。就这个长篇小说来说，整个场景和氛围都是不安的，起因、过程和结果都是莫名其妙的。主人公被宣布逮捕后，依然享有人身自由，但这种看起来与平常时节无二的“自由”对于主人公来说，是一种间接的、但极为残忍的折磨，是一种慢性的“他杀”。比如，法庭通知他接受初审，却并没有确定初审的时间和地址，这让约瑟夫·K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和焦虑，究竟是要审还是不审？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他觉得又该有电话来告诉他要进行审讯时，可那个电话始终不来，于是，等待再次审讯又成了折磨他的一个因素，比第一次来得更加严重，他就处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之中。而更让他感到莫名其妙的是，由于他的迟到或别的什么原因，法庭则声明今后不再有审问他的可能了，那不再是他们的义务。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这种强调不再有再次审讯的可能和义务，恰恰在主人公的内心投下了更大的阴影，让他始终觉得那个声明是谎言，是哄骗他的，审讯说不定在某个时候就会突然降临，警察会再次莫名其妙地将他带到法庭，法官再次莫名其妙地说一些让更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话，他将更加战战兢兢地生活在不安和恐惧之中。
“换句话说，法庭将K置于一种‘悬而未决’的悖论状态。K无法忍受这种‘莫名之罪’和‘悬而未决’。更准确地说，他无法承受这种‘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决的不由分说’。他要反抗法庭所拥有的非理性的权威。他要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为此甚至不惜利用有关人士，包括女人。”（见林和生：《地狱里的温柔 卡夫卡》 第229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
于是，约瑟夫·K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所谓的“法制”的机构，卡夫卡也进行了细致和有趣的描写，那就是所谓的“阁楼上的法院”。“法院”位于一个贫民窟一座楼房的顶部。约瑟夫·K找到了它。他所见到的是楼房的肮脏破败，空气污浊，散发着异味，而所谓的法官的桌子也凌乱不堪，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官的桌子上摆着的书刊大多是有关色情的。而K心目中的法院却应该是在高楼大厦里，整洁，肃穆，威严，建筑精良。在卡夫卡的设计中，这个破败而肮脏的阁楼上的法院仅仅是一个初级的法庭，或者说仅仅是K意念中的法庭的雏形，而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神秘而决定着他命运的法庭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只能莫名其妙地存在与莫名其妙的想象之中，按照林和生的说法，那个“神秘而无形的法庭本身也是某种悬而未决的存在”。但K知道自己是无罪的，他至少还能鼓足勇气找到这个初审的法庭，在法官面前慷慨陈词，但他的努力和抗争没有得到相应的好结果，他竭尽全力的演说和批判，其实在浪费他的精力。世俗的力量确实强大得让无数个K都无法将其击破，何况是掌握着生杀予夺之大权的法官。最终他终于明白过来，这种机制下的法庭，连同与这样的法庭相类似的其他机构，大多古怪，荒唐，肮脏，严酷，甚至更加严重。由此看来，白费口舌的K将面临着怎样的一种结局，他的后果自然也是无法预测的。他的律师告诉他：“这个庞大的机构可以说正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如果有人想要改变周围事物的排列顺序，他就会冒摔跟斗和彻底毁灭的危险——它一点也不会改变，相反，它很可能会变得更加警惕，更加僵硬，更加严酷，更加残忍。”很显然，这个律师的话切中了“法庭”的要害，也是K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
而告诉K法庭将不会立即将判决作出来，而是以“悬而不决”的方式逐渐展开的，是一个神父，后者在法庭监狱里做事。这使K感到非常茫然。这个坚强的战斗者始终不肯屈服于那个神秘而荒唐的法庭，他内心极度渴望能在真正的法律面前陈述自己的思想，为自己辩护。但这个战斗者面临的法律和法庭却并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在“法的门前”，卡夫卡有这样一大段描写。
“法律的序文中，是这样描绘这种特殊的欺骗的：一个守门人在法的门前站岗。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求见法。但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让他送去。乡下人略作思忖后问道，过一会儿是不是可以进去。‘这是可能的，’守门人回答说，‘但是现在不行。’由于通向法的大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守门人也走到一边去了，乡下人便探出身子，朝门里张望。守门人发现后，笑着说：‘你既然这么感兴趣，不妨试试在没有得到我许可的情况下进去。不过，你要注意，我是有权的，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守门人。里边的大厅一个连着一个，每个大厅门口都站着守门人，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就是那第三个守门人摆出的那副模样，连我也不敢看一眼。’这些是乡下人没有料到的困难。他本来以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法那儿去；但是，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位穿着皮外套、长着一个又大又尖的鼻子、蓄着细长而稀疏的鞑靼胡子的守门人以后，决定最好还是等得到许可后才进去。守门人给他一张凳子，让他坐在门边。他就在那儿坐着，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反复尝试，希望能获准进去，用烦人的请求缠着守门人。守门人时常和他聊几句，问问他家里的情况和其他事情，但是提问题的口气甚为冷漠，大人物们提问题便是这个样子；而且说到最后总是那句话：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乡下人出门时带了很多东西；他拿出手头的一切，再值钱的也在所不惜，希望能买通守门人。守门人照收不误，但是每次收礼时总要说上一句：‘这个我收下，只是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有什么该做的事没有做。’在那些漫长的岁月中，乡下人几乎在不停地观察着这个守门人。他忘了其他守门人，以为这个守门人是横亘在他和法之间的唯一障碍。开始几年，他大声诅咒自己的厄运；后来，由于他衰老了，只能喃喃自语而已。他变得稚气起来；由于长年累月地观察，他甚至和守门人皮领子上的跳蚤都搞熟了，便请求那些跳蚤帮帮忙，说服守门人改变主意。最后他的目光模糊了，他不知道周围的世界真的变暗了，还是仅仅眼睛在欺骗他。然而在黑暗中，他现在却能看见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眼下他的生命已接近尾声。离世之前，他一生中体验过的一切在他头脑中凝聚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还从来没有问过守门人。他招呼守门人到跟前来，因为他已经无力抬起自己那个日渐僵直的躯体了。守门人不得不低俯着身子听他讲话，因为他俩之间的高度差别已经大大增加，愈发不利于乡下人了。‘你现在还想打听什么？’守门人说。‘你没有满足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到达法的跟前，’乡下人回答道，‘可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以外，却没有一个人想求见法，这是怎么回事呢？’守门人看出，乡下人的精力已经衰竭，听力也越来越不行了，于是便在他耳边吼道：‘除了你以外，谁也不能得到允许走进这道门，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神父在向K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大约是带着对K的歉疚之心的，但他显然比K更懂得什么是法，是什么决定着法庭的判决，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个社会机制下的种种弊端，只是他并不想对K全盘而透彻地讲明白，于是他就向K讲了这个著名的故事，其实他也就通过这个故事清楚地告诉了K那种莫名其妙的“法”与被告之间那种微妙的、说不清楚的、奇怪异常的关系。尽管K并没完全领会神父讲的故事的全部意义，但他很快就明白了，他面临的这种“审判”已经失去了意义，但让他焦虑不安的是，没有意义的、悬而未决的“审判”对他来说始终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他始终不忘而又徒劳地为自己的无罪进行辩解，但他照旧得面临“不由分说”的“判决”和彻底的失败。他的坚强和并不太突出的软弱经受了整整一年的考验，最终有了结果。
“K三十一岁生日的前夕”，“审判”终于有了最后的结局，他被带到了远离城区的一个荒凉的采石场。就在这里，被莫名其妙的“法制”所折腾了一年的K终于找到了答案，生命也在那一刻呈现出了它巨大但又不堪一击的多重性。但K还是得到了解脱，无论是莫名其妙地就这样死去是一种痛苦或耻辱，还是这样莫名其妙地感到轻松，彻底地摆脱在人身自由状态下那一道阴影在眼前晃来晃去的焦躁、不安和恐惧。死亡，是人类永远不需经过约定，但可以夺取和“生产”的东西。无论哪种方式，死亡的意义都在这里：它是所有人的远方和结果。
“他的目光落在采石场边上的那幢房子的最高一层上。好象有灯光在闪动，一扇窗子突然打开了，有一个人模模糊糊地出现在那么远、那么高的地方，猛然探出身来，双臂远远伸出窗外。那是谁？是个朋友？是个好人？是个同情者？是个乐意助人者？是单独一个呢，还是所有的人全在？还会有人来帮忙吗？是不是以前被遗忘了的论点又有人提出来？当然，这样的论点肯定有。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可是它无法抗拒一个希望继续活下去的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法官究竟在哪里？他从来没有进去过的高级法院又究竟在哪里？他张开手指，举起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