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夫卡去世前的几个月中，他曾与一个叫多拉的姑娘同居。那是一个出身贫民的女子，卡夫卡对她还是有感情的，至少，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这个女子陪伴了他不短的一段时日，也算是他四十多年短暂人生旅途中的一个真心爱他，理解他，懂得他心灵的女人，有人甚至将她看成是他的红颜知己。但已经进入老年状态的赫尔曼对这件事保持了他一贯的做派：不同意。只是卡夫卡当时并不在布拉格居住，不然，老赫尔曼那炮弹似的语言，将会使即将离开人世的儿子遭受又一次沉重打击。卡夫卡死后，赫尔曼夫妇也参加拉他的葬礼，多拉也来了，她显然十分悲痛，所有人都能看出她对卡夫卡那份纯真的爱情。当卡夫卡下葬后，奔丧的客人们陆续离去，墓地里只剩下赫尔慢夫妇俩和多拉时，多拉再次抑制不住失去恋人的痛苦，扑倒在他的墓上，失声痛哭，其情其境都非常凄恻，感人，但却没有打动赫尔曼夫妇，他们似乎并没看见一个女子出现在儿子的墓地，也没有听见她的痛哭，他们毫无表情地互相搀着挽着，转身离去了。
这种伤害最终还是落到了卡夫卡的头上，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凭借他的善感和敏锐，肯定会感受到多拉的爱，也会再次感受到父亲在婚姻问题上对他的始终如一的干涉、指责、拒绝和冷漠。好在有多拉，有多拉的爱情，使这个在人世孤独异常的人，在离开人世的时候，能带着一份真诚的情意，也算是有幸了。
其实，像卡夫卡同他父亲这样关系的人，在世界上随处可见，也可以这么说，天下的父子之间，或多或少地都具有这样那样的矛盾、误会、纠葛、隔阂、对立与争斗，我们通常称之为代沟，也可以从“同性相斥”这层面上去理解和认识，父子之间的隔阂、对峙和斗争，自古以来都从不间断，那是男人之间心灵力量进行的“殊死”对抗的“战争”。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在前行道路上的一道奇观，代沟成为其中最明显的痕迹。这种两代或多代人之间的矛盾，也是要求我们去认真对待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通过这封《致父亲》的信件，去分析卡夫卡所探讨的他和的父亲的关系。
在信中，卡夫卡历数了父亲的专制。这是首先让卡夫卡无法忍受的。
“许多年后，我还经常惊恐地想象着这么个场面：那个巨大的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而我在他眼里就是这样无足轻重。”
“你以自己的力量单枪匹马奋斗到这么高的位置，因此你对自己的见解抱有无限的信任。……你坐在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
“你的见解是正确的，其他任何见解都是发疯的、偏激的、癫狂的、不正常的。”
“还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你对一件事情根本就没有观点，这就导致对这件事可能产生的任何观点统统都是错误的。比如你可以骂捷克人，然后骂德国人，然后骂犹太人，而且不是有所选择，而是什么都包括在内，到最后除了你以外没有一个人没被骂到。”
于是，卡夫卡毫不客气地对父亲的形象进行了概括：“你在我心中产生了一种神秘的现象，这是所有暴君共有的现象：他们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思想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人身上。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思想是文明进步的助推器，没有思想的行为，不是野蛮，就是专制，卡夫卡对父亲形象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其实也是对人类历史在发展演绎进程中的关于“人”的形象的深刻的见解。即使不谈思想，单单从生活中的琐碎事例上，卡夫卡也没有放过对父亲与自己关系的分析：
“我这里说的不是那些高层次的思想，而是童年时代任何细小的举动。……问题的症结是：出于你那与孩子截然相反的天性，你始终如一地给孩子带来这种失望，再加上这种天性的对立通过物质的堆积不断加强，以致最后甚至在你偶然同我看法一致时，这种对立仍然带着习惯性继续发挥威力，以致孩子的失望最终已不再是寻常生活中的失望，而由于它是由你那决定一切的自身造成的，触及到了核心。”
由童年的不幸和父亲的行为而带来的切骨的痛苦和失望，纠缠着卡夫卡，压抑着卡夫卡：
“我的心灵之所以受到压抑，是因为你要我遵循的戒律，你，我至高无上的楷模，你自己却可以不遵循。”
暴君既可以制订法律，也可以亲手撕毁任何法律条文，因为他是暴君。暴君的准则就是：法律是用来管制别人的，但与君主无关。在卡夫卡的家庭世界里，父亲就充当了这么一个专制者的角色，而且把自己的儿子当成了专制的对象，儿子长期遭受的压抑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卡夫卡身心遭受到父亲如此的摧残，并不认可父亲的教育方法，但他还是清醒地意识到。父亲在他的身上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这个失败却是父亲不能容忍，也不可承认的，在随着儿子年岁的增长的同时，他的暴君意识也更加强烈，而因为一些在儿子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上，父亲这个拥有极大权威的人在并不遵守他亲自给儿子制订的条律，给儿子造成了更大的心理阴影。卡夫卡继续写道：
“这么一来，世界在我眼中就分成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我这个奴隶居住的，我必须服从仅仅为我制定的法律，但我又（我不知原因何在）从来不能完全符合这些法律的要求；然后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极其遥远，那是你居住的世界，你忙于统治、发布命令、对不执行命令的情况大发雷霆；最后是第三个世界，其他所有的人全都幸福地，不受命令和服从制约地生活在那里。我永远蒙受着耻辱，或者我执行你的命令，这是耻辱，因为他们只对我起作用；或者我不服从，这也是耻辱，因为我怎么可以不服从你呢？或者我无法执行，因为我比如所不具备你的力量、你的胃口、你的技巧，尽管你是把这作为毫无问题的事向我提出的；这无疑是最大的耻辱。以这种方式活动着的不是孩子的想法，而是孩子的感觉。”
“暴君”不执行自己制定的法律，似乎无可厚非，谁叫他们是暴君呢？但“暴君”赫尔曼看到自己的儿子不执行自己的法律，那显然不是好事情，大发雷霆，威胁斥责，谩骂羞辱，都不可避免。看来，还是作为父亲的“暴君”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卡夫卡这个拥有新潮思想的知识分子，敏感异常的作家，他怎么可能完全“守法”呢？如果面对这样那样的专制，卡夫卡就屈服了，认命了，那他就不是“犹太皇帝”弗兰茨了，也不是文化人卡夫卡了，他毕竟还是一个血性男人，他虽然胆怯，懦弱，甚至优柔寡断，自卑，但他被雄性荷尔蒙催发着，偶尔或适度的“反抗”也会出现：
“为了在你面前显示我还是有点能力的，还有一部分是出于报复心理，我很快就开始对我在你身上发现的一些小小的可笑之处进行观察、搜集和夸张。……为此，我感到愉快，这些观察给了我窃窃私语和寻求乐趣的机会……”
这符合卡夫卡的性情，也符合洛维家族在神经质里潜伏着的对正义和思想的追求的特点，尽管这种追求和反抗永远见不到成效，甚至经常性地被“谋杀”在萌芽状态。于是，卡夫卡无奈地告诉父亲：
“由于不可能进行心平气和的交往，于是另一个其实很自然的后果产生了：我把讲话的本领荒芜了。……你很早就禁止我讲话，你那‘不许顶嘴’的威胁和为此而抬起的手从来就一直陪伴着我。……你说：‘不许顶嘴！’是想压服我这儿令你不快的反对力量，但你这句话的力量对我来说却太强大了，我太听话了，于是我完闭了嘴，蜷缩在你面前，而只有我离你很远，在你的力量至少不再能直接达到的地方，我才敢动弹一下。”
这些文字读来，确实让人感到心酸。
卡夫卡说：
“你在教育中运用的效果特别好的，至少在我身上从未失效过的语言手段是：斥骂、威胁、讥讽、冷笑、还有（这是奇怪的）自责。”
而在卡夫卡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来自父亲那张嘴的最恐惧的话就是：
“我要把你像条鱼一样撕碎。”
而父亲对他的讥讽和嘲笑的言辞也非常多。举个例子吧：
“比如艾莉，我有好多年一直生她的气。当几乎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这么说时，对于我来说堪称是恶毒和幸灾乐祸的节庆：‘那个胖姑娘喜欢坐在离桌子十米远的地方。’然后你生气地坐到你的椅子上，毫无喜悦或带感情色彩地、像个死敌般夸张地模仿她那不合你胃口的坐相。”
这种专制主义作风一旦落到少年儿童的身上，其结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家庭教育如此，学校教育更是如此。卡夫卡虽然并没有全然反抗他的专制父亲，却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明白父母，尤其是父亲如此这般作为的全部意义所在。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代表，赫尔曼不仅要求自己必须获得更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的家庭教育必须围绕这个法则进行，必须遵循社会基本的法则、义务和规范，采取的手段自然就是极端的，专制的，这对年少的卡夫卡的成长自然是不利的。
问题是，作为当事人的父亲并不以为他的的家庭暴力有什么问题，更不会意识到他的作为会如何伤害儿子，乃至产生影响其一生的负面意义：
“自我能思考之日起，我就一直为维护精神上的生存而如此忧心忡忡，以致我对其他一切都感到淡漠了。”
孩子的内心世界异于成人，也敏感于成人，也更单纯和天真，一旦他们的心灵得不到呵护，个性不被人尊重，内心世界被残酷的外在因素所玷污、破坏、粉碎，那他们的一生基本上就被毁了。
卡夫卡悲哀地写道：
“整个这种教育的最直接外露结果是：我躲避着能使身在远方的我联想到你的一切。”而这些联想无疑是如刀子扎心般的往事：“这里，我只需提醒你回忆一件往事就足够了：我在你面前丧失了自信心，换来的只是无穷尽的负疚感。”“确实，母亲对我好得无以复加，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同跟你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不好的关系。母亲无意中扮演了狩猎中哄赶者的角色。……或者就是这样：谅解无法达成，而母亲只是在你面前悄悄地保护着我，私下给我些东西，允许我做什么事，于是我在你面前又变成了怕见天日的东西，成了骗子……而这么做又扩大了我的负罪意识。”
因此，在卡夫卡看来，无论作为父亲的这个“暴君”形象如何威风凛凛，如何专制武断，如何自以为是，如何标榜自己早年的辛苦和功绩，如何出于何种目的撑持这个家庭，但他的教育，他的一切表现出来和没表现出来的东西，在卡夫卡家族，尤其是在他卡夫卡的身上，完全失败，尽管有时也很有效果。他控诉的调子既显得悲凉，又显得无奈，无奈中又透出愤怒和不甘。
在这封长信中，卡夫卡还用大量的笔墨刻画了父亲作为一个资本家剥削人的形象。
卡夫卡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这封信里，他并没一味地向父亲陈述自己与其他亲人面对父亲的专横和狂暴时的痛苦和愤怒，而是将笔触又投向了父亲形象的另一面：中产阶级的代表，一个有着剥削阶级共同拥有的剥削者的性情和方式。卡夫卡看到自己和父亲的矛盾、对峙，其实也跟阶级意识有关联，但至少他不像父亲那样，他是同情那些店员的，也就是说，卡夫卡对下层人是理解和同情的，甚至也可以这么说，父亲与店员的冲突，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与做儿子的冲突，或者说，父子俩的矛盾与对立，引申开去，就是剥削阶级与下层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只不过表现出来的人是他父亲雇佣的职工，店员，但深层次的意义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理解的。
“那里一切最初在我眼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开始使我痛苦，令我羞愧，尤其是你对商店职工的态度。……我说我无法忍受那里的骂人，经管这种待遇从未冲着我来。……可我在店里看到的却是你在吼叫、怒骂、暴跳如雷，我当时认为全世界都不会有类似的情景。而且不仅是骂人，还有其他粗暴手段。……再如你对一个身患肺病的店员常说这样的话：‘他死了算了，这只病狗。’你把职工称为‘受雇的敌人’……在那里我也受到了伟大的开导：你也会做出不公正的行为；我在自己身上并未马上发现这种现象，于是我身上积聚起越来越多的犯罪感，这种感觉使我觉得你是对的；……因此而不得不始终生活在对你的恐惧之中。……但我对这个商店却无法仁寿，它太逼真地使我联想起与你的关系了：完全撇开企业主的利益，撇开你的统治欲不谈，仅仅作为商人，你已比所有在你手下学艺的人高明得多，以致他们的任何成绩都不使你满意；同样，你也必然永远对我不满意。”
这种恐惧是复杂的，同卡夫卡能感受到的其他恐惧一起，控制了卡夫卡整整一生（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专门探讨卡夫卡的恐惧感受）。但这是父亲对待下层人的情形，引起了卡夫卡的反感，恐惧和思索，他在向父亲陈述他在职工面前的所作所为时，这种恐惧和反感很快就被愤怒和反讽所取代：
“不过他们还没有成为那样的人之前，我就觉得您已经是他们的‘雇主的敌人（付工钱的敌人）’了。……如果他们真的像我想象的那样，那么他们也许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但由于他们是有着多半很出色的神经的成年人，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咒骂从身上抖掉，以致最终咒骂给你带来的伤害比给他们带的要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