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以后，府兵制废弛，藩镇军士改为招募，长期戍边，不再更代。在节度使统率下，边兵们一面戍防，一面屯田生产，他们的家属也随军迁到边镇落户。这样一来，原来只管军事的节度使，逐渐把辖区内的军事、财政、民政大权集于一身，成为独霸一方的封建军阀。
随着藩镇势力崛起，唐朝中央的政治却每况愈下。玄宗时，“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狡诈贪婪的杨国忠相继当宰相。两人执政二十多年，胡作非为，搞得朝政腐败不堪。当时，各地藩镇的总兵力已膨胀到四十多万人，中央禁军却只有十二万人，还多是雇来凑数的商贩、游民，根本不能打仗。在这种内轻外重的畸形局面之下，藩镇的反叛和割据已经不可避免。安史之乱爆发了。
藩镇割据是从安史的降将开始的。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史朝义的叛军从邺城败退。唐朝廷接受了一批安史部将投降，并同意他们就地担任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今北京西南)、卢龙节度使，驻幽州；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驻恒州(今河北正定)，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南)。这三家以后发展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史称“河北三镇”。此外，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内地的许多节度使也各占一方，对抗朝廷，成为割据势力。如驻淄州(今山东淄川)的淄青镇，驻汴州(今河南开封)的宣武镇，驻申州(今河南信阳)的淮西镇等，就是其中较大的藩镇。这些藩镇的历任节度使，有父死子继的，有兵将拥立的。朝廷不能节制他们，只能事后“任命”，承认既成事实。在唐朝后期一百五十年里，河北三镇换了五十七个节度使，真正由朝廷委任的只有四人。
各藩镇在经济上都自搞一套。田承嗣把魏博镇的百姓户口统计造册，强迫老弱种地，青壮当兵，征收的赋税从不上缴朝廷。宣武节度使韩弘，在汴州搜刮二十多年，积攒铜钱百万贯，谷子三百万斛，不给朝廷一钱一米。许多节度使不仅以屯田方式把封建国家的土地控制在手，而且自己也大肆兼并土地，成为大地主。
各藩镇还竭力扩充军队，选练精兵。田承嗣养兵十万，又挑选二千名壮汉，收为义子，给以优遇，让他们当警卫，叫做“牙兵”。卢龙、成德、淄青、宣武等镇，也都各有牙兵。这种牙兵多是当地豪强地主的子弟兵，成为藩镇武力的核心。如果节度使一旦违背了地主豪强的利益，牙兵又往往把他杀死或推翻。河北三镇先后五十七任节度使，就有二十二人是被部下杀死或赶走的。
各藩镇依恃强大的兵力财力，威胁朝廷，甚而起兵反叛。田承嗣在魏博给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堂，称之为“四圣”，意在效法安史。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今陕西华县)节度使周智光竟说；“此处离长安只有一百八十里，我夜晚睡眠不敢伸脚，惟恐踏破长安城。”当初，李宝臣、田承嗣和淄青的李正己、山南东道(驻襄阳)的梁崇义暗相勾结，彼此商定：各以所占的土地“传之子孙”。779年，田承嗣死。在李宝臣要挟下，唐代宗李豫被迫同意魏博节度使一职由田承嗣之子田悦继任。两年后，李宝臣、李正己又死。他们的儿子李惟岳、李纳得到田悦支持，也要承袭父职，被唐德宗李适拒绝。于是，李惟岳、李纳勾结田悦、梁崇义起兵反唐。后来，梁崇义败死，李惟岳被部下王武俊杀死。这就是“四镇之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末，卢龙镇朱滔、成德镇王武俊和田悦、李纳又联合反唐，分别自称冀王、赵王、魏王、齐王，以朱滔为盟主。同时，淮西镇李希烈也起兵造反。唐朝廷面临危局，调发泾原(今甘肃泾县)兵东来讨伐。泾原兵路过长安，朝廷犒(ｋàｏ靠)劳，却给吃粗粮菜饼，又激起兵变。变兵打进长安城，唐德宗急召禁军抵御，竟无一兵前来。他只好带着王妃、太子，仓皇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变兵在长安拥立朱滔之兄朱泚(ｃǐ此)为大秦皇帝。朱泚发兵围攻奉天。有一次，叛兵射来的箭头，竟落在唐德宗脚前。784年春，坐困孤城的唐德宗，只好发布“赦文”，说这次战事起因在于“上失其道”，自己揽下了罪责。又说“朕(ｚｈèｎ振，皇帝自称)实不君(不像个皇帝)，人(指藩镇将领)则何罪(有什么罪)”。这一篇卑怯的自污之词，虽然换得王武俊、田悦、李纳取消了“王”号，朱泚、李希烈却不买帐。朱泚改称“汉元天皇”，李希烈则在汴州自称楚帝。这就是“四王二帝”事件。后来，朝廷依赖李晟(ｃｈéｎɡ成)等将领消灭了朱泚，收复了长安，但是各藩镇却割据如故。象田氏盘踞魏博长达五十多年，王氏盘踞成德长达八十多年，实际上都是土皇帝。
藩镇割据时期，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各镇军阀在辖区内横征暴敛；唐朝廷也在缩小了的地盘内变本加厉地掠夺人民。九世纪初年，江南只有一百四十万民户，却要负担唐朝八十多万军队的粮饷，历史上称之为“两户养一兵”。
藩镇割据的局面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唐朝灭亡以后，割据局面又进而演为五代十国的分裂和混战。
雕版印刷术发明
纸发明以后，文字还要用手来抄写。东汉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写了《西京赋》，大家认为好，互相传抄，一时洛阳的纸都贵了。“洛阳纸贵”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有名的典故。手抄书籍，辗转传抄，时间长了，错误越来越多。后来我国劳动人民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印刷术是复制文字和图画的方法。我国很早就有了好几种复制文字和图画的方法，如印章和拓石，就是印刷术的先驱。
印章也叫图章。近几十年周秦的印章不断出土。《史记》记载，战国的苏秦，佩带六国相印。战国墓出土的铜印为这段记载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汉朝时候，印章已很流行。印章上的文字，都写反字，有的凹下去，有的凸出来，印出来就成了正字。通常上边只刻有三、四个字。四世纪初，在我国古代著名的炼丹家葛洪著的书中，记有刻着一百二十个字的大木印。
拓石是用浸湿的薄纸敷在刻有文字的石碑上，轻轻拍打，然后在纸上刷墨，把纸从碑上揭下来，就成了黑地白字的拓本。这种技术叫做“拓石”。东汉灵帝时候，蔡邕把重要的儒家经典刻写在一块块石碑上，树立在洛阳的太学门外，作为标准读本。许多人赶来观看、抄写、拓印，或拿了书来校正，街道都被堵塞了。后来，人们又把字刻在木板上，比在石碑上刻字省力多了。
印章和拓石相结合，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技术条件。
隋唐之际，劳动人民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印刷工匠先在尺寸相等的木板上抹上一层浆糊或胶质，然后把有字的透明稿纸的正面，贴在木板上，字就成了反体。再由刻工把文字和插图刻在木板上，让字和图凸出来，版面上涂了墨，覆上纸，轻轻一刷，字和图就印在纸上了。一个熟练的工匠，一天可以印两千张纸。
史书上记载最早的雕版书，是唐太宗时刻印的长孙皇后写的《女则》。玄奘和尚也让人大量雕印菩萨像，散发出去。唐朝著名的诗人白居易的诗，被雕印出卖，朝鲜和日本人也抢着买。835年(太和九年)，唐文宗下令禁止人民私自雕印历书，说明当时印刷术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唐朝末年的柳玭(ｐíｎ贫)，记载他于883年(中和三年)在成都书铺里看到许多雕版印刷的书，有阴阳占梦等迷信书籍，有杂记，也有关于“字书小学”的读物等等。
唐朝雕版印刷的原本，多巳失散。868年(成通九年)雕印的《金刚经》长卷，是世界上保存最早的有图画的雕版印刷品。这个卷子全长十四尺。首页是图画，画着释迦牟尼对弟子说法的神话故事，四周环绕的天神，也在静听，大家神色肃穆，是优美的版画艺术。这个卷子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字体浑朴厚重，墨色均匀，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金刚经》是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发现的，后来被英帝国主义分子盗走了。
宋朝时候，雕版印刷术更为发展。南宋刻书的中心，除京城临安外，还有四川的成都、眉山和福建的建宁等城市，连偏远的海南岛也刻印了医书。北方的辽、金和西夏，也先后采用雕版印刷。宋朝雕印的书籍，现在知道的就有七百多种，而且字体优美，纸墨精良。后世把宋版书作为古代书籍中的珍品来保存。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逐步传播到国外，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伟大贡献。唐朝时候，朝鲜和日本来我国的留学生，学到许多工艺技术，包括印刷技术。在日本，至今留存着雕印本的《陀罗尼经》，据说印于770年(日本宝龟元年)，印数相当多。刻工和印刷的技术很像初学。日本学者认为这个经书的印刷，是由中国传去的。日本大规模的雕印事业是在十七世纪以后才发展起来。十二世纪，我国的雕版印刷术传到了埃及。欧洲直到十四世纪末，才开始有雕版印刷品。印刷的方法、程序和我国相同，说明欧洲的印刷术很可能是在我国的影响下产生的。
赵州桥在建筑工程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在今天河北赵县城南的洨(ｘｉáｏ淆)河上，屹立着一座雄伟壮丽的大石桥。这座桥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至今车马仍然可以通行。
古代的洨河水势很大，每逢夏秋两季大雨来临，形成汹涌的洪流。人们要想渡过洨河很困难。到了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6年)，杰出的工匠李春领导石工李通等人，设计建造了一座横跨洨河的安济桥，便利了人们往来行走。赵县在古代曾称作赵州，所以安济桥又名赵州桥。
赵州桥是世界上保存的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用拱作桥身主要承重结构的石桥，拱是有曲线外形的建筑结构)。我国有石拱的构造，年代已很久远。洛阳发现的战国时期的一座墓门，就有石拱结构。文献上提到西晋时候洛阳附近有座“旅人桥”，是石拱结构，不过这桥早已不存在了。隋朝时候，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有很大进步。赵州桥就是那时建筑工程上最辉煌的成就之一。
赵州桥长50．82米，宽9．6米，石拱跨度37．37米，全部用石料建成。桥的突出特点是大拱两端的上方各有两个小拱，可以减轻桥身的重量和桥基的压力，洪水来了，又可以从小拱排水，减弱激流对桥的冲击。桥的另一个特点是跨度大，弧形平。这就可以增大排水功能，又使桥面坡度平缓，便于车马往来，还可以节省工料。
赵州桥的整个桥型，大小拱相配，轮廓清晰，线条柔和，在雄伟中显出秀逸、轻盈、匀称。历代诗人写了不少诗篇赞叹这座雄伟壮丽的大桥。宋朝有个诗人说得好：“架石飞梁尽一虹，苍龙惊蛰背磨空。”明代祝万祉(ｚｈǐ止)的诗中说：“百尺高虹横水面，一弯新月出云霄。”他们用雨后初晴的长虹、初出云层的新月来形容赵州桥的美观，实在并不过分。
桥的两侧栏杆、栏板和柱子也装饰得十分华美。石栏板上雕刻的蛟龙，有的互相缠绕，有的回盘相望，有的张目怒视，有的作成二龙戏珠，有的嘴里吐出美丽的水花，变幻多端，姿态生动。龙尾都绕过后足向上翘起，看上去好像在飞舞，也好像在游动。柱子上刻的狮子头，个个栩栩如生。这些石雕的刀法苍劲古朴，是隋代石刻的精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赵州桥十分坚固，从建造之日起，除了桥面和栏杆经常修换外，其他方面没有大修过。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这座古代历史建筑珍品，研究了李春的设计，结合现代技术条件，进行了彻底整修，使它恢复了青春，并把它列入重点文物，加以保护。1966年邢台地震，震中离桥很近，经过剧震，桥身安然无恙。这种具有高度科学水平和艺术水平的工程技术，是我国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毛主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赵州桥就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珍贵历史遗产之一。
在中外桥梁史上，赵州桥占有突出地位。欧洲罗马帝国时代所修的石拱桥虽比这更早，但未能保留到今天。十四世纪法国泰克河上的赛雷桥是石拱桥，早在一百七十年前也已毁坏。十九世纪中叶，这种桥型才在欧洲广泛流行。
赵州桥对我国各地桥梁的建造，影响很大。同在河北赵县，就有两座石拱桥是仿照赵州桥修建的。一座是金代修建的永通桥，样式和赵州桥一模一样，只是规模较小，所以又名小石桥。另一座大约是明中叶修建的济实桥，桥身由两个大石拱构成，另有三个小拱分别在两个拱的两端和中间，显得格外玲珑可爱。此外，在河北的其他地方和山西、浙江、贵州等地，也有不少石拱桥相继出现，而且在建筑技术上有所发展。
营建赵州桥的业绩灿烂辉煌，可是在史书上却没有李春等人的记载。直到造桥之后的一百多年，唐朝人写的《安济桥铭》中，才追记了李春等人造桥的事。关于李春的生平，历史上也没有记载。这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多么受轻视。
唐代的“药王”孙思邈
隋唐时期，我国的医学有很大的发展。唐太宗时候，中央和地方都办了分科比较细的医校，比西方要早二百年。高宗时，官府组织人编写的《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比欧洲最早的药典早八百多年。隋唐时期的医学家很多，最杰出的是孙思邈(ｍｉǎｏ秒)
孙思邈(581~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自幼用功读书，喜欢钻研医术。后来，隋文帝让他去做国子博士，他托病拒绝了。唐太宗曾召他到京师，要他做谏议大夫，他也拒绝了。他用毕生精力研究医学，为我国医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652年(永徽三年)，孙思邈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著名的医学著作《千金要方》三十卷。后来为了补充这部书的不足，他又写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书里记载了八百多种药物和五千三百多个药方。在这部书里，淘汰了古代医书中一些不合理的药方，吸取了民间同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重大革新。孙思邈的医疗思想中，有许多可贵之处，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史书上记载，初唐文学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曾以老师之礼来对待孙思邈。一次，卢照邻问他做一个好医生的道理，他说天有四时五行，下雨刮风是天时变化的“常数”，人有四肢五脏，工作休息，新陈代谢，也有一定规律，生理失调，才会发生疾病。一个好医生，就要懂得这个道理。高明的医生为人治病，就要对症下药，把病治好。
孙思邈的医学著作，在药物发展史上有很大成就。他的故乡盛产药材，孙思邈亲自去山野采药。他对白头翁、苦参子、黄连可以治痢疾，常山、蜀漆可以治疟疾，槟榔可以治绦(ｔāｏ 滔)虫，朱砂、雄黄可以消毒等等，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肯定。他还注意研究采药的季节，书中讲明了什么季节采些什么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