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建立以后，为了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的再现，消灭造成国家分裂割据的社会根源，除了在军事上加强中央集权，政治上也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
唐朝的地方行政分州(府)、县两级。一个节度使往往割据好几个州郡，权势很大。北宋仍旧沿用州(府、军、监)、县制，但对州一级的地方权力，由朝廷直接控制。当时虽然还保留节度使的名号，但和唐、五代时的节度使，已全然不同。宋初有些元老重臣，出守外地，加个节度使的虚衔，毫无实权，地方军政实权都归于州。各州的长官由朝廷直接派京官充任，叫做知州事，简称为“知州”。知州由文人充当，三年一换，当地人不能在当地作官，地方官无法树立自己的私人势力，使中央政府容易控制。宋太祖又在各州设置通判官，由朝廷直接派遣。通判既非知州的副职，又不是他的属官，有权与知州共同处理州事，并监督知州的行动，直接向朝廷报告地方情况。因此，通判又称“监州”。知州和通判就成为全国的定制。各州公文都要有知州和通判并署，方能生效。知州和通判互相牵制，既可以防止他们的擅权跋扈，又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防止他们专权。
在选派文官为知州的同时，赵匡胤还选派一批京官，带着原来的中央官衔出任知县。北宋王朝的权力一直控制到县一级。有个小故事，颇能说明这个做法对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后周旧将符彦卿久镇大名府，宋初，专横一时。公元963年，宋太祖任命朝官周渭知永济。符彦卿郊迎，周渭只在马上拱揖。符彦卿对周渭也无可奈何。
在集中地方权力的同时，中央权力也集中于皇帝一身。
北宋中央政府分为政事、军事和财政三个互不统属的平行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握。
北宋的宰相制度是继承唐朝的，但权力已大大缩小。宰相无定员。赵匡胤用谋臣赵普为宰相，又用薛居正等三人为副相，称“参知政事”。宰相只是负责全国行政事务，军事改归枢密院，财政改归三司。
枢密院的最高长官是枢密使，专掌军事政令、调动部队。宰相和枢密使，一文一武，互不通气，分别向皇帝奏事，由皇帝直接控制政权和军权。三司使主持国家的财政大计，地位仅次于宰相，称为“计相”。三司包括盐铁、度支、户部。盐铁掌管工商业收入和兵器制造；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户部管理全国户籍、赋税和专卖等事。
北宋政府又设御史台负责纠察官员。御史官有权弹劾各级官吏包括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处。
五代以来，节度使把持地方财政，地方财富很少上交给中央朝廷，而且可以任意加赋。这是造成地方割据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控制地方财权，赵匡胤于964年下令，从这一年起，各州郡的民租和专卖收入，除地方的必要开支外，所有钱币绢帛之类，都要送到京师。第二年又重申，各州除留少数必要费用外，全部解送京师，不许扣留。中央政府还派出朝官十八人分赴各地，收受民间租税。宋太宗赵匡义还派出朝官驻各州监督收税，成为固定制度。965年，北宋政府又开始设置转运使，总管各道财赋。997年(至道三年)，改道为路，全国分为十五路(后增至二十六路)，转运使是路一级的常设官员，主管某一路所属州郡的财政税收和水陆转运。赵匡义还规定各路转运使要轮流到京师报告当地的财政情况。
经过了宋太祖和宋太宗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地方权力完全收归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在皇帝。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基本上全面得到加强。
北宋王朝在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对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专制主义的皇权，造成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和各级官吏之间的互相牵制，增加种种矛盾，造成种种紊乱。宋代官制，从此分官、职、差遣三种，只有“差遣”才掌握实权。地方官中，如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州刺史等，只领俸禄，不于实事。朝廷文武官员，竟有十分之七、八作官而不管事。这些所谓“官”，不过是表明他们的政治地位，向国家领取俸禄，毫无别的作用。“职”仅仅是表示学识，如翰林学士等。北宋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官僚人数无限膨胀，官僚机构空前庞大。一般地主阶级分子，通过科举就可以做官。宋真宗时，一次科举就取士达一千八百多名，官僚人数越来越多。中央集权的严重恶果，是把一副更加沉重的封建枷锁套在全国农民的身上。国家为了支付浩大的军费和官俸，农民的负担日趋沉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
北宋的户籍制度和役法
经过唐末黄巢农民战争的扫荡，使官僚贵族按等级占有土地的制度无法维持下去。特别是经过五代十国割据政权的相互混战和各族人民的反抗，多少改造了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使北宋初的阶级状况和土地占有关系与唐代相比，有着明显的变化。
北宋王朝把全国的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类。凡是有土地的人家，不管土地多少，都称主户，也就是纳税户，要向国家定期缴纳赋税。那些没有土地的民户，列入客户。
主户按照占有土地和资产的多寡，分为五等：一等、二等、三等户习惯上叫做“上户”。一等户是占有土地十多顷、数十顷甚至上百顷的大地主，二、三等户是占田较少的中、小地主。“上户”就是宋代的地主阶级。其中现任文武官员称“形势户”，官员家属及其后代，称为“官户”。
主户中的四、五等户，习惯上称为“下户”。四等户都是仅有十几亩到数十亩田地的自耕农，五等户就是只有极少一点土地的半自耕农。在北宋初年，全国户籍中的下户较多，其中大部分是从唐末和五代农民起义中解放出来的依附农民和奴婢，他们从斗争中夺得了一小块土地；也有一部分是自己辛辛苦苦地开垦了一点荒地。北宋初，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在太平兴国年间(978~983年)，全国户数中的十分之四是客户，而十分之六的主户中，绝大多数是下户。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大量出现，是阶级斗争的成果，是推动北宋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力量。到了北宋中期以后，随着新的土地兼并现象的恶化和沉重的赋役剥削，主户中的“下户”又面临着破产的命运。上户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下户占有的土地不及百分之二十。下户连少量的土地都无法保持，终于逃亡或者沦为客户。
客户就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又叫“佃客”、“浮客”。这些人正如北宋初石介(1005~1045年)在《徂徕集》中所写的：“乡野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庸而耕者，谓之客户。”早在唐朝，就有“客户”这个名称，但指的是从外地迁来的人家，既有佃农，也有地主，与宋代的客户性质完全不同。宋代的客户，主要是指农村里的佃农。他们全无田地，是靠租种地主的田地生活的。北宋王朝把佃农编入户籍，主要是为了征收身丁税，并且要他们担负国家的劳役。客户中也有少数是没有土地的小工商业者。
北宋时期的客户，遭受种种封建压迫和剥削。佃户根据契约上规定的租佃关系，每年向地主交纳沉重的地租。但是他们的户籍已经独立，不再依附于地主的名下。佃客的身分地位，比起东汉以来的部曲、徒附是大不相同了。田主不能奴役佃户的家属；契约满期，佃户可以更换田主。特别是农业生产比较发展的江南地区，佃农在收割完毕并向地主交清地租以后，可以离开原来的田主，田主不能无理阻拦。这些生产关系的变化，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广大农民进行长期阶级斗争之后才出现的。
宋代的役法分徭役和差役两种制度。
徭役是政府强迫农民替国家服劳役，称为“夫役”。这种夫役是由主户中的下户(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和客户承担的无偿劳役。佃农虽然没有土地，但作为客户编入国家户籍之后，也要按丁口承担夫役。
较大规模的劳役如修治黄河、疏浚运河、修筑堤堰，往往要调派役夫几万到十几万人；修筑城池、官舍、桥梁、道路，也要使用大批役夫。此外，诸如运送粮草、茶盐等官物，也都征发役夫承担。应役期间，政府也发一点钱物，但很难真正落到役夫手中。役夫们来自各地，不仅荒废了农耕，甚至惨死于道路或役所。那些单丁户和女户，本来是免役的，但是地方官在追索不到男丁时，不管妇女和老弱，也要强迫他们充数，出现了“尽将妇妻作男子，数少更及羸(ｌéｉ雷)老身”的悲惨情景。
差役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项：
衙前——这是替官府看管仓库或押送财物。法定要由资产在二百贯以上的一等户大地主充当。担任衙前职役，有可能授给官衔，三年一升。
里正、户长、乡书手——这是替官府督催赋税。户长是里正的副手，乡书手帮助里正办理文书。法定里正由一等户轮流充当，户长由二等户充当，乡书手由三等户充当。里正催收租赋，有权捕人送县鞭打。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从中贪污勒索。
耆长、弓手、壮丁——名义上是替官府捕捉“盗贼”，实质上就是帮助地方政府镇压农民的反抗。耆长由二等户轮充，弓手和壮丁由三等户轮充，都听从耆长指挥。有时也从四等户中抽取“壮丁”。
北宋初，地主阶级也有争当衙前、里正的。他们可以利用差役的机会，压榨人民，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到了北宋中期以后，役法日趋混乱。衙前押运官物，如有损耗，就要包赔，甚至遭到库吏的挑剔成色、敲诈勒索。里正、户长催税不齐，也要代为赔垫。因此，有些中小地主特别是三等户的小地主，常常由于服差役而全家破产。
按照法令规定，差役是在上户中按户等派差的。事实上，官户、形势户不服役，女户、单丁户、僧道都免役，大地主可以设法逃避差役，他们把差役转嫁到农民身上。最后，各种大小差役都由下层地主和勉强温饱的自耕农来承担，甚至客户也有被差服役的。有的家产仅有十几贯到二十几贯铜钱，或者是开一家饼店，甚至是孤老妇人，也一律派差。差役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充当弓手和壮丁的，要自备衣装弓弩，武艺熟练，甚至终生不能摆脱。充当户长的，由于民户逃亡，赋税催不上来，要由他们自己赔纳，使派充户长的人也不得不逃之夭夭。宋代户口的逃亡现象，就是在土地兼并和差役的压力下产生的。早在咸平年间(998~1003年)，蔡州(今河南汝南)就有2509家主户逃亡，使政府减少了5300多贯的田赋收入。北宋役法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时司马光就以亲身所见叙述广大农民不敢发展小农经济的情况，农民们如果“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茸庐舍乎?”(《衙前札子》)因此，稍有一点田产的农户，只得将田产典卖给形势户，甚至被迫将亲族分居，减少丁口，以降低户等。李觏(1009~1059年)在他的《哀老妇》)中，描写一家下户，为了逃避差役，忍痛把六十岁的老祖母出嫁。有的农户，为了使儿子免去差役，宁愿自杀而死。这些血泪斑斑的历史，暴露了宋代役法对人民的严重摧残。1069年(熙宁二年)，当时任三司使的韩绛就指出：“害农之弊，无出差役之法。”王安石的免役法，就是针对当时差役法的弊病，把差役改为由政府出资雇人服役。免役法实行后，官府差役有人充当，收缴的役钱却超过了实际需要，官府并由此增加了收入。
北宋王朝施行沉重的赋税剥削
以赵匡胤为首的统治集团建立北宋政权以后，放手让官僚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官僚地主的庄田迅速膨胀。1022年(乾兴元年)就有人向宋真宗报告：宋朝建立六十年来，豪强大姓大量并吞土地，如果不加制止，全国田地将要有一半被他们占有。一批经商致富的大商人，以大量的资金购买土地，成为社会上一批新的封建剥削者。北宋王朝上自宰相，下至各级地方官，无不经商贸利，兼并土地，过着歌舞宴饮的生活。因此，地主经济有了新的发展，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逐渐地遭到破坏。
官田是北宋政府直接控制的土地，包括官庄、屯田和营田。官庄就是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租给农民垦种，收取租赋。屯田和营田都是士兵在沿边驻地屯垦的土地。
自从唐朝的均田制破坏之后，原来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大都被豪强地主所占有。到了北宋，国家所直接控制的土地为数已很有限。因此，官田在整个土地占有形式中不占重要地位。最主要的是官僚和豪强大姓(即官户、形势户)占有的庄田。
唐朝对各级官僚实行职田制，按品级领受职分田，从二百亩到一千二百亩不等。北宋虽然没有职田制，但大小官吏都可以自行购置田产，没有数量限制。从宋太祖赵匡胤时代起，那些放弃军权的高级将领如石守信等人以及高级官吏，都有任意占有田地的特权，大肆兼并土地。宋仁宗时，全国有十分之七的垦田已经落到官僚地主阶级手中，他们逃避赋税，造成国家财政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北宋政府才不得不下令：公卿以下官员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这就说明官僚占田超过三十顷的现象决不是少数。这种限制是不可能生效的。
大官僚、大地主在自己的田庄上建筑华丽、高大的屋舍，并强迫佃户寄住庄上，私蓄兵器，建立武装。大姓豪族的一个大田庄，就是一个大村落。《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就是祝姓大地主的田庄，庄名也就是地名。宋仁宗时，衡州大姓尹家，占田达一千顷，称霸一方。这种庄田，就是北宋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
一面是官僚、地主、商人无限占田，一面是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顷家破产。这就是北宋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
北宋时期自耕农的土地，多者也不过数十亩；半自耕农的小块土地，不过三、五亩到十多亩，还要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是主户中的下等户，要负担国家的繁重赋税和徭役。大官僚阶级可以免赋免役，还用各种手段，把自己应当负担的赋税转嫁到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身上，迫使他们忍痛把小块土地卖给地主，沦为佃农。甚至当他们出卖土地之后，由于田产没有在户籍上注销，仍然“产去而税存”。他们终于被迫逃亡，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破产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是北宋时期农民起义的重要力量。
北宋时期的佃农，通称“庄客”、“佃客”或“浮客”。他们没有一寸土地，流动他乡，通过租佃关系，租种地主的土地，遭受地租和高利贷的沉重剥削。他们是农民中最穷苦的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