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航海的需要，我国重要发明之一的指南针，从北宋起就普遍在海船上应用。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宣和年间(1119~1125年)写的《萍洲可谈》，作者朱彧记载在广州所目睹的情况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同时代的徐兢所作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中也指出：在海洋中如遇阴暗天气，“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当时的罗盘还是一种“水罗盘”，即用磁针横贯几段灯草，浮在盛水的圆盘上，盘外四周是刻有二十四个方向的方位盘。
在阿拉伯和欧洲各地，一般要到十二世纪末或十三世纪初才懂得罗盘针的知识，这是通过来中国经商或乘坐过中国海船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传播。根据南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书中的记载，波斯和阿拉伯商人都是坐他们的小船南行，到了印度半岛以后，就要换乘中国的大舶东行。在中国的大舶中，他们有机会见识罗盘针这种先进的航海仪器。于是也就传入阿拉伯、波斯以及欧洲各国。
指南针在航海上的普遍使用，进一步推动了中外商业贸易的发展，从而促进我国同世界各国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1021~1086年)是北宋时期地主阶级著名的改革家。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曾经提出一整套的“新法”，并一度加以推行。
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这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一是由于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二是由于国家财政的严重危机，三是军事上抵抗辽和西夏侵扰的需要。王安石变法，就是为了防止农民的起义，重新开辟国家的财源，加强抵抗辽和西夏的军事力量，以巩固北宋的地主阶级专政。
北宋王朝从960年建立到1069年王安石开始实行变法，已经统治了一百多年。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竞相兼并田地，造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的严重局面。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各族人民接连地举行武装起义。993年，发生了王小波、李顺等领导的农民起义。1043年，在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农民到处暴动，声势较大的有山东沂州(今临沂)的王伦起义，陕西商州(今陕西商县)张海、郭邈山起义。起义军战斗在今陕西、河南、河北一带，如入无人之境。同年(1043年)，瑶族等少数民族人民在今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广西东北部发动起义，斗争坚持了五年之久。1047年，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领导士兵和农民起义，建立“安阳”农民政权，称东平郡王。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宋仁宗哀声叹气地说：“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王朝面临的正是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重形势。
其次是国家的财政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一、俸禄优厚的各级官吏逐年猛增。根据户部副使包拯的奏报，真宗时文武官员还不及一万人。经过四十年左右，到仁宗时已达一万七千多入，增加将近一倍。外地州县官更是无法统计，“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如此滥用官吏，必然要增加国家财政的负担。二、国家养活的脱离生产的雇佣兵无限扩充。赵匡胤时代，全国兵额三十七万多名。到宋仁宗时代，已增至一百二十五万多名，每年军费支出竟达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五。三、北宋王朝每年要以大批物资送给契丹贵族和党项贵族，增加了财政的支出。四、皇室侈靡，大量浪费财富。仁宗时祭一次天地祖宗，竟耗费一千二百万贯。由于以上几个主要原因，国家财政亏空越来越大。赵匡义时代，每年国库节余大半。到仁宗时，国家财政收入比前增加五倍，而国库已不足用。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国家亏空数字达一千五百多万，北宋王朝的财政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第三是由于辽、西夏的骚扰，民族矛盾有所加深。北宋王朝养活浩大的雇佣军，但是没有战斗力。士兵中大部分是被迫当兵的饥民，平时缺少训练，没有听过战鼓，不识战阵。宋仁宗时，禁军领取军粮甚至还要雇人挑运。西北边区的骑兵，有的不能披甲上马。再加上宋朝军事机构的腐败，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因此在对辽和西夏的防御战争中，连遭失败。
以上这三个方面，就是王安石想要通过变法而加以解决的问题。王安石变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入，出身于普通官僚地主家庭。二十二岁时，通过考试中了进士，从此参加地方行政工作。1047年担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时，就实行过一些政治改革，开发农田水利，颇有成效。他认为广大人民的贫穷，是由于豪强大姓兼并土地所造成。王安石在舒州(今安徽安庆市)通判任内，写过“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发廪》)等诗句。又写下了“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感事》)“俗吏不知方，掊克(敲剥)乃为才”(《兼并》)，揭露当时社会的深刻矛盾，官僚的腐败，反映了他有“诛抑兼并”的政治抱负。
当时，也有些有远见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面临这样的社会危机，提出改革的方案。如范仲淹在1043年(庆历三年)就向宋仁宗提出十项建议，主张要实行新政，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
王安石也向宋仁宗上过洋洋万言的意见书，但没有受到重视。
年青的皇帝宋神宗赵顼(ｘū须)上台以后，急于要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破格提拔了积极主张革新的王安石。
1069年(熙宁二年)，四十九岁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中央王朝成立一个制订新法的机关叫做“制置三司条例司”。三司是中央的财政机关，包括户部、度支、盐铁。在三司之上设置这样一个立法机关，表明王安石的新法是以理财为中心，推行地主阶级的“富国强兵”政策。
新法的主要内容有。
1、农田水利法：1069年十一月，颁布了《农田利害条约》，鼓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扩大圩田和淤田，以利农业生产。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由官府借钱。从1070年以后的六年间，全国兴修水利一万零七百多处，灌溉田地达三十六万多顷。各地还开发了大量淤田。据王安石估计，京畿一路的淤田，每年可以增产粮食几百万石。
2、方田均税法：针对当时的田产不实、赋税不均的弊病，1072年八月颁布了《方田均税条约》，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按照土质肥瘠，分等级规定税额。结果，丈量出大批被官僚大地主所隐瞒的田产，迫使豪强大姓不得不交纳赋税，纠正大地主“有产无税”的不合理现象，为北宋王朝增加了税收。
3、青苗法：各地政府在夏、秋未熟之前，借钱米给主户，主要是贷给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收成之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还钱。这种措施是为了防止豪强大姓乘农民青黄不接之急，索取数倍的高利，以致造成大批农户流亡。正因为青苗法堵塞了官僚大地主放高利贷的渠道，才遭到他们猛烈的攻击和反对。
4、免役法：免役法就是由国家出钱雇人充役，按户等收免役钱，乡村四等以下户不纳。那些原来可以兔役的官户，也要按定额的半数缴纳，称为助役钱。这对于过去所实行的把负担都转嫁到农民头上的差役法来说，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办法。
5、均输法：1069年颁行均输法，是为了纠正税收上的流弊。均输法是由政府派出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财赋，统一采购物资，防止富商大贾操纵，力求“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这项措施限制了大官僚兼富商的私利，遭到了他们的反对，攻击均输法是“渔夺商人毫末之利”。
6，市易法：政府在京都汴京设立市易务，以一百万贯作为流动资金，控制商业贸易，收购或出售物资，调节物价。中小商人可以向市易务赊购货物，也可以贷款，都是年息二分。市易法后来从开封推行到各地，打击了富商大贾对商业的垄断，使北宋政府从大商人手里夺取商业上的利益。
7、保甲法：宋神宗、王安石在“强兵”的工作中，改革了兵制。裁减五十岁以上的老弱士兵，精选部队。经过减并之后，全国兵额下降到不及八十万，减了三分之一，“不惟胜敌，兼可省财”。兵制改革中。北宋政府还在各地区设置将领，负责教练军队。保甲法就是在整顿军队的同时，规定乡村民户以十户组成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地主分子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主客户有两丁以上的，都要抽一人为保丁，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保丁平时负担巡逻、放哨，遇有“盗贼”，报大保长追捕。如果保内发现“强盗”，知情不报，同保人都要连坐治罪。保甲法维护地主阶级统治，防止农民反抗的目的，那是很明显的。
以上是王安石新法的主要内容。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打击了大官僚贵族、大商人对人民的疯狂掠夺，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财力的再调整，“损有余以补不足”，力求“民不加赋而国足用”。正因为限制了大官僚贵族的经济特权，新法遭到守旧势力的猛烈反扑和围攻。
王安石曾经讲过三句有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认为自然界的灾害，不用害怕，祖宗的立法，不适应时代需要的，可以改变，社会上的舆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分，错误的言论就不应当接受。这三句话反映了王安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革新的精神。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的变法措施带有一定的进步性。
王安石所采取的措施，只是为了缓和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他只能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十分腐败的官僚机构，在统治政策上作了某些调整。王安石和当时守旧势力的斗争，是属于统治集团内部革新和保守两派的矛盾。王安石对大官僚贵族的限制是有限度的，革新派的力量是十分薄弱的。从一些反对新法人们的奏章和文书中，还可看到，有些新法为某些贪官污吏所利用，反而起了扰民的作用。这些材料虽不尽可信，但毕竟反映了新法推行的某些实际情况。王安石把新法的推行寄托在宋神宗身上。一旦守旧势力发动反扑时，由于宋神宗的妥协和动摇，使革新派内部也发生裂痕。王安石1074年和1076年两次辞去宰相职务。1076年他离开北宋朝廷后，就一直退居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市)。后来宋神宗一死，新法全部被废止。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经验证明：地主阶级的任何改良，不可能解决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的革命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巨大动力。
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的经过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北宋封建统治更加腐朽反动。宋徽宗时期，政权操纵在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等六人手里。他们结党营私，荼毒人民。人们痛骂他们是“六贼”。
当时，不仅北方人民遭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江南人民所受的敲剥也很沉重。在蔡京等人的唆使下，宋朝在江南搜刮奇花异石、金银财富，用大批船只运往京都。这些运送花石的船队称为“花石纲”。随着阶级矛盾的发展，在北方发生了宋江农民起义，在南方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在京东西路郓州(今山东东平)的西南有一座梁山(今山东梁山县南)，梁山附近有一个大湖泊名叫梁山泊。由于黄河的长期泛滥，河水倾注入这个河泊，使河面扩大到周围八百多里。当地劳动人民在梁山泊捕鱼、捉虾、采藕、割蒲，依靠这些水生动植物度过艰难的岁月。劳动人民祖祖辈辈依山傍湖，开辟小块土地，过着极度困苦的生活。
宋徽宗统治时期，封建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搜刮是无孔不入的。他们眼看梁山泊有利可图，就强迫收归“公有”。打渔采藕的农民，都要按船纳税。郓州附近的农民，缴不起沉重的渔税，他们结寨自保，与北宋政府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梁山农民起义的故事，在当代就有流传。政和年间(1111—1117年)，在河北、山东地区，形成了以宋江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可能因为宋江起义曾经活动在山东一带，因而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就把宋江起义和梁山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
宋江起义军的声势是浩大的，“横行河朔，转掠十郡”，使北宋几万名官军，不敢接近。
1119年(宣和元年)，宋江起义军活跃于京东西路。第二年，向东流动到京东东路。方勺《泊宅篇》中写道；“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宋朝派曾孝蕴作青州(今山东益都县)知州，镇压宋江起义。不久，宋江起义军就从青州一带南下到沂州(今山东临沂县)，同沂州知州蒋园的武装发生激战。1121年(宣和三年)初，宋江起义军从沂州转向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北)，史书上称宋江为“淮南盗”。后来又向东挺进沭阳(今江苏沭阳县)，与县尉王师心率领的士兵进行了交锋。宋江起义军在淮南东路各州的广大农村流动作战，打击封建地主官僚。宋江的这种流动战术，在人民群众中发生广泛的影响，给北宋封建统治以严重的威胁。
当宋江起义军正在向南发展中，南方掀起了方腊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发生在今安徽、浙江地区。这一带遭受封建剥削特别沉重。北宋政府“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稍偿”。北宋的军粮、布帛、茶盐、金银等等，都来自东南。1102年(崇宁元年)，北宋政府在苏、杭设置造作局，役使大批工匠，制造各种皇家奢侈品。1105年(崇宁四年)，又设立应奉局，大肆搜刮民间财物。
方腊是歙州(今安徽歙县)人，在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万年乡的大地主方有常家当佣工。北宋政府搜罗竹木奇石，使这一带山区人民不得安宁。为了反抗地主豪强的剥夺，1120年(宣和二年)的十月，方腊杀了方有常一家，在青溪县帮源峒发动起义。他愤慨地对群众说：“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求一日饱食不可得”。“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他号召被压迫的人民“仗义而起”，迅速夺取江南州郡，推翻北宋王朝。方腊对北宋王朝的这一番控诉以及建立农民政权的坚强决心，反映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迫切愿望。起义不多久，队伍就扩大到几万人，还有不少劳动妇女也参加了战斗。
1120年十一月初，农民革命政权诞生了。方腊自称“圣公”，年号“永乐”。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农民军占领了睦州(今浙江建德县)、歙州、衐州(今浙江衐县)、处州(今浙江丽水县)、杭州、婺州(今浙江金华县)等六州的五十二个县。在方腊农民军的影响下，东南各地人民，纷纷诛杀官吏、土豪，开仓散粮，起来响应。如苏州的石生、归安(今浙江吴兴县)的陆行儿、仙居(今浙江仙居县)的吕师囊、永嘉(今浙江永嘉县)的俞道安、缙云(今浙江缙云县)的霍成富，剡县(今浙江嵊县)的仇道人等，都先后领导农民起义，使这次起义的总人数近百万人，震动了整个东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