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每次统率水手、军卒等约两万多人，分乘宝船五、六十艘(不计小船)，从太仓刘家港出发。宝船最长的有四十四丈(约一百四十七米)、宽十八丈(六十米)，载重量约一千吨。平均每只可容纳水手、军卒等四、五百人。在宝船上，除装载礼品和商品以外，还备有充足的粮食、淡水、盐、酱、茶、酒、油、烛、柴、炭等各种生活日用品。船上的专业人员，有负责罗针的“火长”和“番火长”(外国领航人员)，有司舵的“碇手”，有修理弓箭、火器的“军匠”，有制造修理木铁工具的各种“民匠”，有担任翻译的“通事”，有办理交涉事务的“行人”，有管理“梢水”(水手)的“管带”，还有医生、厨役、书算手等，各有分工。
最大的宝船上，装有九桅、十二帆，航行起来，好像是“维绡(木桅)挂席，际天而行”!船上不仅篷、帆、锚、舵结实壮观，而且具有符合科学原理的安排。当时采用了“牵星过洋”(观看星斗法)的天文知识进行夜航，用水罗盘定航向。关于船上如何储积淡水，对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都作了合理的解决。因此，这支船队，在那样“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大风大浪下，仍然能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并且较少的发生意外的海损事件。很显然，当时我国造船手工业工人的技术优良，航海海员的机智勇敢和他们具备的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都是居世界前列的。只是由于明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推行保守的海禁政策，束缚了那些灵巧工程师和航海家的手脚，才使得我国的造船与航海事业，从十五世纪中叶起逐步落后。
郑和下西洋，这个“西洋”，当时并不专指欧洲大陆，而是泛指我国南海以西的海洋，包括印度洋及沿海地区而言。郑和船队到过的三十多国家和地区是：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满刺加、彭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阿鲁、南勃里(印度尼西亚)、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榜葛刺(孟加拉)、南巫里(印度)、忽鲁谟斯(属伊朗，位波斯湾口)、祖法儿(佐法儿)、阿丹(红海的亚丁，属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比刺(不喇哇，属非洲东岸的索马里)、竹步(属索马里)、木骨都索(即摩加迪沙，属索马里)、麻林(麻林地，属怯尼亚)和天方(麦伽，属沙特阿刺伯)等。
郑和船队远航东非大致是从我国沿海出发，经过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过印度半岛再西行，入波斯湾(阿刺伯湾)，然后经红海远达非洲东岸的。郑和七下西洋，就以宣德八年(1433年)的最后一次航行的时间来说，它比世界著名航海家哥伦布、华斯哥·达伽马发现新航路，还要早半个世纪。它在早期世界航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郑和作为明王朝的政治使节和商务代表，每到一国，即向该地国王、酋长等赠送珍贵礼品，表示愿意通好的诚意。在双方的协议下，进行了彼此互利的贸易。因此赢得了所到国家的欢迎，促进了明王朝与邻近各国的友谊。例如在印尼有三宝垅，泰国有三宝港，马来西亚的麻六甲有三宝城。这些名称都是对郑和出使该地的纪念。在我国西沙群岛中的永乐群岛，南沙群岛中的郑和群岛，也是为了纪念郑和的航行事业而命名的。
郑和七次远洋航行，曾经绘制了《郑和航海图》，图中对于航向、停泊港口、暗礁、浅滩的分布等，都作了比较可靠的纪录，是我国早期有关海洋地理的珍贵地图。伴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这三书中各自记录了海外各国的风土人情、山川道里，以及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等等情况，是研究当时各国历史的珍贵史料。
唐赛儿起义的重要意义
1420年(永乐十八年)初，山东青州地区爆发了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
唐赛儿，山东济南府蒲台县(山东滨县)人。她从小信奉白莲教，自称佛母。蒲台县位于大清河的下游，与青州益都相连接，旱涝失时，河水泛滥，广大农民深受其害，生活十分贫困。1399年(建文元年)的“靖难之变”以及朱棣称帝后的屡次北征，再加上迁移国都、营建北京城垣宫殿等所摊派征调的赋税差役，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蒲台一带的农民，本来就极其穷苦，在上述赋税、差役的重压下，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420年，又发生了灾荒，瘟疫流行，广大农民饥寒交迫，流离死亡。唐赛儿的丈夫林三，这时也染疫病亡。在天灾人祸的催逼下，唐赛儿以宗教活动的形式，发动起义。
唐赛儿领导的起义军，主要活动于益都、诸城、安邱、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起义军所到之处，杀富济贫，深得劳动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各地群众纷纷响应，投奔唐赛儿。起义军从最初的五百余人，发展到两万余人，向封建统治集团发起猛烈冲击。
1420年二月，唐赛儿率起义军数千人，据益都卸石山寨。以此为据点，击溃了前来围剿的官军，并杀死青州卫右卫指挥高凤，声势大振。不久，又占领了莒州、即墨等县城。起义军每占一城，即开仓济贫。
起义军的胜利，震撼了明朝廷。朱棣即派安远侯柳升、都指挥刘忠等前往镇压。在官军强大攻势面前，起义军英勇奋战，在一次夜袭中，杀死刘忠。但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唐赛儿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逃脱了官军的追捕。
唐赛儿起义，前后不过两三个月，活动地区只限于胶东的几个州县，但它有较大的影响。这次起义发生于明王朝建立的初期，封建统治相对地说还比较稳定和巩固，起义发生的地点又是连接河北、京师的心腹地区。然而，一个普通妇女，振臂一呼，在极短的时期内，就能号召数万群众，冲向官府，攻城占地，和官军英勇搏斗。这对明初所谓的“太平盛世”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打击。唐赛儿起义暴露了明朝封建统治的虚弱。因此，朱棣对这次起义十分仇视和恐惧，视它为洪水猛兽。他始而调兵遣将，大肆剿捕；继而血腥屠杀，残酷镇压。而对唐赛儿的无法捕获，更使他十分恼火。他一方面以“纵盗”的罪名诛戮山东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连总兵大将柳升也一度被捕入狱。另一方面又把山东、河北等地的尼姑及全国出家妇女逮至京师，逐个审问，追究唐赛儿下落，但毫无结果。这些做法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残暴和虚弱的本质。
唐赛儿起义不仅从政治上打击了封建统治，同时，也是对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一次挑战。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条绳索严酷统治下的封建社会里，唐赛儿身为寡妇，不甘忍受欺凌和压迫，敢于冲出网罗，组织群众，向封建统治开战。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鞑靼、瓦刺、兀良哈在明初与明王朝
元朝灭亡以后，顺帝妥欢帖木儿逃至上都，后又逃到应昌(达里泊西南)。1370年(明洪武三年)，妥欢帖木儿死去，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历史上称为北元。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明将蓝玉率大军在捕鱼儿海(贝尔湖)大败北元军，北元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大汗(皇帝)的权力在经过多次的失败与逃亡以后，日趋衰落，内部篡乱不断发生。自爱猷识理达腊至坤帖木儿，约二十年的时间内，换了六个大汗，“未闻一人善终”。各部(蒙古语称为爱马)部长乘机壮大势力，各自成为独立的领主。洪武末年，鬼力赤杀死坤帖木儿，自称可汗，从此北元时期沿行的典章制度一概被废弃，不再使用元的国号。因为鬼力赤不是元帝的后裔，诸部不服。十五世纪初，蒙古阿苏特部领主阿鲁台崛起，自称太师，袭杀鬼力赤，迎坤帖木儿的弟弟本雅失里为可汗。但是这时瓦刺部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其酋长马哈木等觊觎汗位，于是发生了鞑靼与瓦刺间长期的战争。
瓦刺就是成吉思汗时代的斡亦刺惕，其牧地原在叶尼塞河上游。术赤北征，斡亦刺部臣服于蒙古，以后一直接受元的分封，且与元皇室通婚姻。元末瓦刺已向西发展，住牧在阿尔泰山以西之地。其首领猛可帖木儿死后，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分立，势力渐盛，遂与阿鲁台相仇杀。
除了鞑靼与瓦刺两部之外，在鞑靼与建州女真之间，潢水(西刺木伦河)以北，兀良哈之地，因元宗室辽王阿扎失里等来降，朱元璋设立朵颜、福余和泰宁三卫。兀良哈三卫骁勇善战。靖难之变，朱棣曾借助它们的骑兵为先锋，立有战功，因此被允许在大宁地区放牧。
明朝对于鞑靼、瓦刺与兀良哈等三卫的策略是秉着“分则易治，合则难图”的原则，根据变化的情况，有时进行拉拢，有时加以打击的两手政策。朱棣在结好兀良哈三卫的基础上，利用瓦刺与阿鲁台相仇杀的机会，封瓦刺的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许其入贡互市，利用他们来削弱与牵制东蒙古的力量。
1410年(永乐八年)，朱棣第一次亲征蒙古，本雅失里大败西走，后为瓦刺人所杀；阿鲁台也遭到失败。瓦刺随即进军东蒙古，占据和林，阿鲁台被迫南走降明。朱棣眼看瓦刺的势力日增，渐不可制，转而支持阿鲁台，封他为和林王。1414年(永乐十二年)，朱棣又第三次亲征，以阿鲁台为前锋，击败瓦刺。阿鲁台乘机进一步进击瓦剌，力量得到恢复。朱棣于是又转而扶持瓦刺，使与之抗衡。朱棣的这种政策，更加剧了蒙古各部领主间的混战。
1416年(永乐十四年)，瓦刺部首领顺宁王马哈木死，子脱欢嗣位。脱欢统一了瓦刺四部，1434年(宣德九年)，袭杀阿鲁台，进一步征服东蒙古，立元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脱欢死，子也先嗣位，自称淮王。东攻兀良哈而促使之西破哈密，形成北方的一大势力，也先自称大元天盛可汗，表示了重建元朝的野心，随即挥兵南侵，发生“土木之变”。
于谦领导明正统年间的北京保卫战
“土木之变”后，明朝统治一度呈现出危机状态。这时，英宗被俘，朝廷无主，军队溃败，城防空虚。北京城里剩下的老弱残兵不过十万，穿戴盔甲、手持武器的战士只有一万人。如何保卫北京，成为举国上下面临的严重问题。
腐朽的官僚贵族完全陷在惊慌失措之中。群臣在朝堂上，放声大哭。宫中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搜寻珍宝绸缎，打算去赎英宗。达官富户们，纷纷准备携带珍宝细软逃命，情况非常混乱。
几天以后，皇太后命英宗弟成王朱祁钰监国，代皇帝总管政事。朱祁钰召集文武官员商议战守大事，众情忧惧，束手无策。翰林侍讲徐理主张迁都南京避难。以兵部侍郎于谦为代表的抗战派，痛斥徐珵说：“倡议南迁者，可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勤王兵，誓死守卫京师。”朱祁钰和皇太后采纳了于谦的抗战主张。
1449年(正统十四年)九月初六日，朱祁钰在于谦等文武大臣的劝请下，接受皇太后谕旨，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年号为景泰。这一措施表明“明朝丧君有君”，决心团结一致，全力抗战，保卫北京。
在国家危亡的关头，于谦毅然以国家安危为己任，担负起保卫京师的重任。于谦(1398~1457)，浙江钱塘人，少年时代十分仰慕文天祥的为人，曾在他祖父收藏的文天祥像上撰写赞词，并悬置座旁，立志学习文天祥“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抱负和气节。十七岁时，于谦写过一首叙述自己志向的诗——《石灰吟》，诗中写道。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从二十岁到三十二岁的十三年内，通过科举考试，以进士出身，屡迁兵部尚书。他做官以“廉明公正”著称。处理公事，审察刑狱等，都是严格执行法律规章，不稍徇私情，并且能反对和打击一些权贵奸吏的凶焰。他比较注意关心农民的疾苦，主张改良政治。巡抚山西、河南期间，在赈济灾民、安抚流民、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有显著成绩。因此，于谦在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有一次，于谦在太行山遇见群盗劫路，群盗发现他是于巡抚，各自散去。《明史》中说他：“威惠流行，太行伏盗皆避匿”，可见这是真有其事的。
于谦担负起保卫京师的重任后，他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整顿和加强北京的防卫力量，从各地调集士兵来京，加强训练。又派遣官员往各省召集民兵、动员军民将通州仓粮食迅速运到北京。在京城内外，逮捕和惩办了瓦刺奸细，安定了社会秩序。同时派遣官员往顺天府、通州等处，安抚军民，撤换京畿各府县不称职的守令，补上廉能官吏等等。于谦一面调兵遣将，加强京师和各关口的防守力量。同时下令京师和各地工匠日夜赶造武器战车，并令边将收集土木堡等地败军丢失的大量武器和溃散的士兵。抗战派还严惩了土木堡战败的罪魁祸首王振一家及其党羽，惩办了擅离职守、畏缩逃跑的边将和镇守宦官，士气大震。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北京守城军队很快增加到二十二万人。斗志旺盛，防御力量大大加强了。
也先见明朝另立皇帝，不肯屈服，便采纳降官喜宁(太监)的建议，再度大举进攻。十月，瓦刺军挟持着朱祁镇，用计从小路攻破紫荆关，直逼北京，扎营西直门外。
于谦在强敌压境的紧急关头，召集诸将商讨对策。都督石亨主张退守城内，关闭九门，以避敌锋。于谦主张出城迎战。他命令诸将分率士兵，列阵京城九门之外待敌，并亲自穿戴盔甲，与总兵石亨、副总兵范广等，率领士兵屯驻德胜门外，迎战敌人主力。于谦又下令造功赏牌，鼓励军民奋勇杀敌。他慷慨挥泪，激励三军，并颁布临战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二十二万人马，在于谦的激励下，决心背城迎战，保卫首都。
也先这次入侵，态度骄横，意在必胜，认为北京城旦夕可下，但一到北京城下，见京城坚固完整，明军严阵以待，开始感到沮丧。两军相持五天，双方在彰义门、德胜门、西直门等处，经过几次激战，瓦剌军死亡万余人，散失九万余骑，损失惨重。更加上到处受到人民的袭击反抗，又听说明朝各地的勤王之师将到，害怕自己的归路被截断，遂于十月底带着朱祁镇和残兵败将，偷偷撤离北京，往紫荆关方向逃去。
于谦侦知敌人逃跑，命诸将用大炮击敌，取得大胜。接着又乘胜追击，大破敌兵。十一月中旬，瓦刺军退出塞外，北京城宣布解严。
这次战争，瓦刺方面是非正义的。于谦领导军民抵抗瓦剌的侵犯，保卫京师，战争的性质是正义的，因此得到明朝军队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于谦为首的抗战派，带着坚定的抗战信念，在粮食、兵员、武器和物资各方面，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调兵遣将，指挥得宜，终于击退了瓦剌军的侵犯，胜利地保卫了首都北京。
瓦刺失败后，明英宗被释放回京。1457年(景泰八年)二月，趁景帝病危，总兵官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即徐珵)、太监曹吉祥等密谋拥立英宗复位。明史上称它为“夺门之变”。
在英宗复辟的政变中，于谦惨遭石亨、徐有贞等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