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孔子所在的鲁国，是西周典籍和文物制度保存得最多的国家，是公认的东方各地的古代文化中心，所谓“周礼尽在鲁也”。孔子受其影响较深，因此他虽处于社会剧烈动荡变化的时代，但政治思想的基本倾向是保守的。他站在维护旧制度的立场上，十分赞美西周的制度，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至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因此，他很重视维护西周的礼制，把春秋时代“礼坏乐崩”的社会现象看作是“天下无道”的象征，而加以抨击，要求君臣父子都应恪守周礼规定的名分，以严格亲疏、贵贱、尊卑、上下的区别。
但作为思想家的孔子，是要比本阶级的其它成员有远见些。他为了适应现实，赞同在一定程度上对礼乐稍加修改。例如当时的礼帽，较之西周的传统，已经有了一点改变。孔子认为这种修改，比过去节俭些，就说：“我从众”，也就是同意了大家的做法。这是对礼制的细节的一种修正。从而主张礼仪与其奢侈铺张，不如朴素俭约，丧礼与其专注仪式，还不如内心表示哀痛。孔子为了纠正“礼坏乐崩”的局面，挽救旧制度旧秩序的危机，他甚至也不反对对旧的礼制作某些改良。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要求在不触动旧制度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从下层贵族中选拔一批较有德才的人来参与政事，以适应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动。另外，他还主张以德礼为治。强调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采用一套道德礼制来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以图改善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孔子这种对旧礼制作某些修改的政治思想主张，正是春秋末年的社会矛盾在他思想上的反映。
与孔子德礼为治的政治主张紧密相关的，还有他的“仁”的道德伦理思想学说。这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最具有特色的重要内容。“仁”这个词在孔子以前已经常被人使用，但作为哲学思想范畴而提出，是从孔子开始的。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谈到“仁”，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他心目中的“仁”的内容，并一再将“仁”与“爱人”联系起来，把“仁”作为他最高的道德标准。但孔子的“仁”的道德伦理思想学说是有显明阶级性的，他在统治阶级内部推行“仁”，并把它作为贵族之间处理彼此关系的道德原则。他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当时经常发生在贵族之间破坏周礼和犯上作乱的“无道”行为，看作是贵族之间彼此不能相爱的结果。因此，他特别强调“仁”就是“爱人”。在贵族中大力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入”的“忠恕”之道。企图通过这些“仁”的道德具体内容的实施，以维护周礼所代表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这就是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的真实含意。
孔子在被统治阶级中提倡“仁者爱人”的道德说教，则主要是使人民群众就范的欺骗。但也要看到，随着人民群众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的斗争日趋高涨，奴隶的解放和劳动者地位的提高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时统治者如若专靠刑政治民的高压手段，巳不足以维护其统治。故孔子提出以德礼为治的政治主张，劝告统治阶级要讲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惠则足以使民”，“使民如承大祭”等“仁”的内容。他是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要求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要有个限度，《论语》中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并说“敛从其薄”。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孔子及其弟子们主张“养鸡取蛋”而反对“杀鸡取蛋”。在这里，孔子劝告统治阶级要对劳动人民讲“仁”，并不是对人民群众发什么善心，而是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想，以适应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缓和阶级矛盾。当然，劳动者争得身份地位的提高，是广大劳动群众通过不屈不挠的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结果。但在孔子“仁”的思想学说中，却首先反映了这一社会历史的进步。因此，对于孔子“仁”的思想学说，应作具体分析和评价。
孔子的天道观，基本上还是维护殷周以来的传统思想，认为“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是人的死生祸福的主宰者。他信从天命，认为天命有绝大的权威，不可抗拒。例如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因此，他提倡“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宿命论。但自西周末年以来，随着政治危机的出现，信仰天命的传统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动摇，孔子在天道观上也呈现出一些矛盾，他一方面说要对鬼神祭祀；但另方面他又表示怀疑，故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且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表示对人事和现实的注意。
孔子在认识论上也存在着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具有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基本倾向，另一方面，又强调后天学习的作用。在唯心主义先验论方面，如他承认“上智与下愚不移”；对认识来源的根本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有“生而知之”的天才。如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就是说，生来就具有天赋知识的人，是最上等的；通过学习才具有知识的人，是次一等的；在实践中遇到困难后再学习的人，又次一等，遇见困难仍不学习的，就是最下等的民了。在这里，孔子既承认世界上有所谓“生而知之”的天才，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并且还从认识论方面划分了人的等级，反映了他固有的尊卑贵贱的传统观念。这对后来孟子的“良知良能”的唯心主义和董仲舒、韩愈的“性三品说”(人的天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叫“性三品”)都有直接的思想影响。但另一方面，孔子却从来不认为他自己是“生知”，也没有说过哪一个人是“生知”的。反而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并且还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非常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认为人的德性、知识都是从平时的学习中得来的，与他的“生知”的先验论发生了矛盾。因此，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也要作具体分析。在批判他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同时，对其认识论中所提出的合理因素，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适当肯定。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具有影响的大教育家，他在兴办教育和整理、传播我国古代文化方面有它重要的历史地位。他广招门徒，首创私人讲学的风气，从事教育数十年。据说他教过三千学生，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有七十二人。他的学生大都是贵族子弟，但也有接近平民的“士”的阶层，个别的还有出身于“贱人”、“野人”和“鄙人”，而且各个诸侯国家的人都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学在官府”的那种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比较广泛地传播了古代学术文化，这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大成就。另外，孔子还曾编订过《诗经》、《书经》、《易》、《礼》和《春秋》等古代文献，为后人批判继承和总结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料，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孔子在多年教育实践中，还积累了不少教学方面的有益经验。这些经验，对后世的文化教育事业有很大影响，其中有些思想，直到今天，仍有一定借鉴的意义。
①在学习上，他提倡老老实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并还要求自己的学生：“毋意”(不凭空揣测)；“毋必”(不要绝对肯定)；“毋固”(不要固执)；“毋我”(不自以为是)。力戒主观片面，态度比较客观，这对认识事物是有帮助的。
②通过教学实践，孔子还概括出某些涉及认识论的问题，如“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等，得出了反复学习可以使人们的认识逐步深入，因而获得新的知识的正确结论。另外，他还总结了“学”和“思”的关系，提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正确命题。孔子在这里所提出的“学”和“思”，虽然仅指读书和思考，还没接触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但他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要做到学和思的结合，注重独立思考，这是很可取的。
③孔子还提出要“因材施教”，即注意到受教育者的具体情况，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论语》中记载了不少他和弟子们的问答，也多是根据对象的特点给予不同的回答。比如：许多弟子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都不尽相同。其中司马牛问“仁”，孔子就根据他“多言而躁”的缺点回答说：“仁者，说话谨慎，不轻易发言”。换句话说，孔子要他“少言勿躁”，才能成为仁人，针对性是很强的。并且他还要求教育者应有“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举一反三”的启发诱导式的教学方法。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思想家，他所创建的儒家学说，虽然在当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推行，但却被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改造继承，逐步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统治思想体系。其中有的可从孔子本身思想学说中找到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和影响；但有的是打上了各个时代统治阶级自己的思想烙印。所以，孔子本身的思想和后来的儒家思想是有所变化和区别的，需要分别清楚，这样才能给予孔子思想正确的评论。
在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经历了战国时代的思(子思)孟(孟子)学派和汉代的董仲舒，以至宋明时代的二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理学等重要阶段，它有一个长期演变发展的过程。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到汉武帝时才开始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以至取得独尊的地位。
孙武与《孙子兵法》
孙武，齐国人，生卒年代不可考，大约与孔子同时，活动于春秋末期。他出身贵族，后流亡到南方的吴国，结识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经伍子胥推荐，孙武带着他著的兵法进见吴王，得到吴王的赞赏，任他为将。他曾以三万军队打败了楚国二十万大军，攻入楚国都城郢(yǐng影，今湖北江陵北)。从此，吴国强盛起来，“北威齐晋，显名诸侯”。
孙武是先秦兵家的始祖。兵家的出现，适应了春秋中后期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激烈阶级斗争的需要。一些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因势辅时”，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纷纷研究如何“擒敌立胜”的军事理论而著书立说。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就是兵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兵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优秀军事著作。它不仅在我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
《孙子兵法》共十三篇，约六千多字。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残简，除十三篇外，还有《孙子兵法》佚文《吴问》等五篇，为研究孙武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提供了新的材料。《孙子兵法》是孙武总结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两种军事思想的斗争，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孙子兵法》对战争观、战略战术和治军原则等问题，都有系统精辟的论述。下面我们就从这几方面简单介绍这本书。
《孙子兵法》反映了孙武的战争观。他说：“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重视。”他直观地看到了战争的重要性，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保全自己，又使战争获得完全胜利”，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待战争的积极态度。这种理论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用武力推翻奴隶主阶级政权服务的。孙武看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这里的“道”，就是指地主阶级的政治。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得到士卒和百姓的支持。孙武把政治列为取得战争胜利的各种条件的首位。这在军事思想史上是一个贡献。先秦兵家吴起、孙膑都继承了这一思想。
在战略战术方面，他主张在战略上要有“大勇”，藐视一切敌人，而在具体指导作战时，则要谨慎小心。重视战争的准备，注意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在作战方式上，他重视战略进攻，主张速战速决；主张用假象迷惑敌人，用小利引诱敌人，从而伏兵歼灭之；认为作战要集中优势兵力，要“避实而击虚”。在战争指导上，他强调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强调灵活机动，主张“因敌变化而取胜”，用不同的战法，对付不同的战况。还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出奇制胜的原则。这些思想，为后世的军事家所遵循。
《孙子兵法》十分重视战争的各种客观条件。“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就是从战争对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依赖关系出发的。对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从作战双方的政治(“道”)、天时(“天”)、地利(“地”)、将帅(“将”)、法制(“法”)等方面的客观实际的比较来判断的。对敌方情况的了解，认为不能用迷信和占卜的方法，而必须从知道敌情的人那儿去取得。这些都反映了《孙子兵法》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孙子兵法》重视战争的客观实际，同时也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还认识到“治乱”、“勇怯”、“强弱”、“劳逸”等等矛盾对立的现象，是可以变化的。因此，也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在总结前人的战争经验中，揭示了一些重要的战争规律。比如《谋攻篇》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dài代，危险)；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即是说：了解敌军，又了解我军，就能百战百胜；不了解敌军，只了解我军，只能胜负各占一半；既不了解敌军，又不了解我军，这样，每次都必然要打败仗。这是对战争规律的科学认识。正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又比如，《军争篇》所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即避开敌人初来士气旺盛之时，攻击敌人于疲劳怠惰的归途之中。这也是对战争规律的正确认识，为以后的军事家所经常运用。
在治军原则上，《孙子兵法》强调以法治军，主张“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即注意政治教育，又有严格的军队纪律和法令来约束士兵。并主张赏罚适当。这些都是历代兵家治军的准则。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孙子兵法》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认为“将帅掌握着老百姓的命运，也主宰着国家的安危”。这就片面地夸大了将帅的作用，贬低了士卒和人民对战争的作用，陷入了将帅决定一切的英雄史观。因此，对于士卒不能信任，实行愚兵政策，使士卒耳目闭塞，什么也不知道，只要他们盲目地服从将帅的指挥。还有，关于“正在向其本国撤退的敌军，不要阻拦”、“陷入绝境的敌军，不要追逼”等主张，也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虽然如此，《孙子兵法》仍不失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
“战国”与“战国七雄”的来历
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荒地大量开垦，耕地面积扩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手工业生产和商业交通出现新的繁荣景象。也就在这个时期，各诸侯国的卿大夫在长期兼并战争中加强自己武装力量的同时，也向“公室”(诸侯)争夺土地和人民，扩大经济实力，逐渐形成了“公室”衰弱，卿大夫左右诸侯国命运的局面。社会变革的政治、经济条件都酝酿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