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新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以及岛内民主政治的日渐进步，党外势力要求解除台湾地区“戒严”、开放“党禁”的呼声震荡全岛，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反蒋、反国民党的街头抗议浪潮。蒋经国为进一步推展他的“政治革新路线”，“向历史交待”，宣布解除台湾地区的“戒严”。
“戒严令”
早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后，蒋介石深感大陆败局已定，为防止不测，决心全力经营台湾。蒋的嫡系爱将、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根据蒋的指示，以台湾省政府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于1949年5月19日宣布了“戒严令”，在台湾全岛实施“戒严”。
“戒严令”规定：自5月20日起，“除基隆高雄马公三港口在本部监护之下仍予开放”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锁严禁出入”。“戒严”时期规定的禁止事项是：
(1)“自同日起基隆高雄两港市每日上午1时起至5时止为宵禁时间，非经特许一律断绝交通，其他各城市必要时，由各地“戒严”司令官依各地情形规定实行外，暂不宵禁”；
(2)“基隆高雄两市各商店及公共娱乐场所，统限于下午12时前停止营业”；
(3)“全省各地商店或流动摊贩，不得有抬高物价闭门停业囤积日用必需品扰乱市场之情事”；
(4)“无论出入境旅客均应遵照本部规定办理出入境手续，并受出入境之检查”；
(5)“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动”；
(6)“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
(7)“严禁人民携带枪弹武器或危险物品”；
(8)“居民无论家居外出皆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捕”。
颁布“戒严令”的目的：一是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二是为镇压岛内的一切反对势力，以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在军、警、宪、特铁桶式“戒严”体制的统治之下，台湾人民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统统被禁止与取缔。
自陈诚颁布“戒严令”之日起至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地区“戒严”，“戒严”时间长达38年之久，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是仅有的一例，也为陈诚所始料不及。随着整个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岛内民主力量迅速发展，台湾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满意台湾当局的军事独裁统治，要求废除“戒严令”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大趋势下，党外势力便将“解除戒严令”与开放“党禁”作为反对国民党的主要目标。
党外势力
在《美丽岛》事件后，党外势力同国民党抗争的最主要战场就是选举，只有通过选举，党外势力才能“合法”地从国民党的政权机构中争得部分职位，以达政治制衡的目的。当时，党外势力候选人提出“延续党外香火”、“追随前辈脚步”等政治诉求以争取选民支持。《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家属直接参加竟选，更具有向当局挑战的味道。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张俊宏的妻子许荣淑、黄信介的胞弟黄天福等都出来参加因台美“断交”而中止的1979年“中央增额民意代表”选举。
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周清玉身穿黑旗袍，披着写有“姚嘉文太太”的彩带，以《走那没有走完的路》为题，向观众诉说她的政治追求：
“一年以来，清玉和家人遭受极深重的困厄。在嘉文不死的信念与朋友的鼓舞之下，清玉又重新燃起了生之希望和奋斗的勇气。清玉愿以平和的心情、安详的态度，继续走那嘉文没有走完的路，希望下一代能有机会享受自由民主的果实。”
“清玉和党外人士别无所求，我们只要求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深知世界上的丑陋不可能自动改变，党外民主运动就是在为这个必须付出牺牲的改变而奉献，希望全体民众与我们一起走那没有走完的路。”
由于周清玉、许荣淑将自己的政见用最易打动公众社会感情的方式表述出来，加之社会公众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的不满及对《美丽岛》案受刑人的同情，党外势力在这次选举中大获成功。康宁祥、许荣淑、黄天福、黄煌雄等当选为“立法委员”；周清玉、王，兆钏、林应专当选为“国大代表”。后尤清又当选为“监察委员”。在这次选举中，党外势力维持着20％的选票，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翌年底，地方公职选举中，党外势力成绩也不错，党外势力开始走出高雄事件的阴影，意味着党外运动的重建。
高雄事件后，党外势力无疑是奉康宁祥为其领袖的。
康宁祥是党外一位非常有影响的人士。他1938年出生=F台北市一个小业主家庭，30岁时才从台湾中兴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普通加油站工人。由于他全身投入政治运动，他在1972年当选为“立法委员”，1975年连任此职。1977年他又领导党外竟选市长与“省议员”活动，并将党外青年代表许信良、林义雄、张俊宏等推到岛内民主运动的大潮中。康宁祥主办的《台湾政论》是继雷震《自由中国》之后最具震撼力的党外杂志。高雄事件发生当天，他曾从台北南下高雄声援，到现场后见气氛紧张，估计要出事，为避免冲突遂先期离开。高雄事件后，康作为党外仅存的元老，为组织军法大审的辩护律师团出了大力。
随着党外势力的复苏，投入党外运动的人愈来愈多，成分愈来愈复杂，内部的意见愈来愈不一致，随之使党外势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派系横生。对于党外运动中的派别，曾有各种各样的分法。1980年，西德籍政治学者杜勉曾将台湾政治体系中反对派分为五派：
(1)行动派：以《美丽岛》杂志社人员为代表，但在高雄事件后解体。
(2)孤星派：以《美丽岛》杂志核心分子家属为主。
(3)民族社会主义派：他们是意识形态取向最浓的反国民党势力。
(4)地方派系：他们的群众势力多以地缘为依归。
(5)自由派：以康宁祥为核心，主张体制内改革和领导结构的台湾化。
台湾风云论坛社出版的《透视党外势力》一书中，艾思明也把
东方一：《台湾在野政治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载《台港澳情况》1987年第23期。党外势力分为五派：
(1)承继传统势力的主流派；
(2)群众运动取向的行动派；
(3)以“黑派”为代表的地方派系；
(4)基督长老教会和宗教势力；
(5)民族社会主义。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1983年曾以“拥康”、“倒康”为主线，将台湾党外势力分为四派：
(1)党外主流康派，或称“体制内改革派”、“温和自由民主派”，包括费希平、张德铭、黄煌雄等人。
(2)继承《美丽岛》政治运动的“台独”派，或称“行动派”、“革命派”。以许荣淑和林世煜、周清玉、尤清等人为主。
(3)以李敖的绝对反国民党、绝对反抗、绝不妥协的绝对主义者，和林正杰的改革体制主义为主的党外势力。
(4)以陈映真、王拓、苏庆黎等人为主，以《夏潮》为阵地的“社会主义一派”。
党外派系分歧公开化是于1982年5—6月党外“立委”集体放弃杯葛预算审查和康宁祥等4人访美开始的。
1982年5月，“立法院”审议“警总”的预算，党外“立委”要求“警总”司令到会接受质询，遭到拒绝。党外“立委”出于气愤决定杯葛预算的审议。因质询当日出席会议的党外“立委”仅7人，根本不足以杯葛，康宁祥等经紧急磋商，决定提出三条件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放弃杯葛。此事本属正常，康宁祥处理并未错，但较激进的林世煜闻讯后，在其主编的杂志《深耕》上批评康宁祥向国民党妥协、放水，是“喝国民党的圆仔汤”。李敖对康也进行讽刺与责骂，要康对国民党的政策多放火，少放水。这就是所谓“批康运动”的缘起。
同年6月，康宁祥多方联络，由“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发出邀请，康宁祥、尤清、张德铭、黄煌雄4人赴美访问。康认为这是党外势力首次以团体方式踏上国际舞台，其意义非比寻常。此间，批康运动逐渐升级，康为党外杂志群起围攻，连美国之行都遭批判。批康与党外阵营内部的争论持续3年之久。康宁祥后来回忆说：
“高雄事件发生以来，老康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在党外杂志产生一些反应”，“老康‘出国’时，党外杂志连他英语不好都要大做文章”，说他“英文那么破，‘出国’干什么”?三年半来的批康就是在这种混淆不清、纠缠复杂的“老康情结”下，愈结愈深。
1983年底，台湾将举行“增额立委”选举，因观念上的分歧与争论必然导致组织上的分裂。1983年3—4月，党外人士谢长廷酝酿组建“党外人士竟选后援会”，该会9月18日正式成立。因在候选人上存在着分歧，激进的党外人士于9月份成立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观念上的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使党外势力遭到重创，在“增额立委”选举中，虽然江鹏坚、尤清、张俊宏等人得以当选，但康宁祥、张德铭与黄煌雄均告落选。党外势力在困境中艰难跋涉着。
1984年9月，由党外人士组成的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简称“公政会”)跃上台湾政治舞台。该会具有政党雏形结构，费希平任理事长。公政会成立之后，国民党当局震动很大。1984年11月21日，党籍“立委”蔡友士质询“内政部长”吴伯雄，询问公政会成立的“法律”依据。吴伯雄答称：公政会等类似组织为“非法组织”，应自行解散，停止活动，否则将责成有关机关“依法”取缔。
党外人士闻此讯息后，即刻在吴讲话当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对策。会后党外人：士发表声明称：
(1)“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系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法律”，与后来颁行的“宪法”在人民集会结社自由权上有所不符，其“法定”效力尚有可议。
(2)目前的其他政党，也都未“依法”登记在案。
(3)“执政党”应保持宽大胸襟，勿使政治对立升高。
针对党外声明，“内政部”宣称：政党并不属于一般社团，并不适用一般社团据以成立的“法令”。党外“立委”立即反唇相讥，他们进一步提出两份书面质询，矛头直指“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是否“合宪”。在一场唇枪舌战之后，党内外矛盾已达极点。
1985年，党外势力以陈水扁旋风为其先导，展开了同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作为后来民进党核心骨干的陈水扁，这里不能不作扼要介绍。
陈水扁，1951年2月18日出生于台南官田乡一个佃农之家。因家庭贫困打着赤脚读完小学。1969年，陈考入台湾大学工商管理系，因他酷爱法律，后休学准备重考。1970年他又考入台大法律系。1974年大学毕业至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他始终未与党外反对运动有直接接触。1980年，台湾当局对《美丽岛》事件主角进行军法审判，党外势力组织律师辩护团。当时，台北“市议员”张德铭律师找到陈水扁，要求他为党外势力的龙头老大黄信介辩护。从此，陈也走上了反对派道路。同年年底，陈因替黄辩护关系，也积极在幕后为黄信介之弟黄天福与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助选“立法委员”。1981年，陈水扁与康水木、谢长廷、林正杰打着“民主制衡进步”的旗号参加台北市议员竟选，陈以高票当选。1984年暑假，陈受邀赴美参加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年会。9月返台后紧锣密鼓谈论组党之事，并成立了组党促进会。国民党当局对此刻意打击。10月间，《蓬莱岛》杂志“以翻译代替著作”7字官司爆发，陈以挂名社长身份受牵连。1985年1月12日，法院以“诽谤”罪判处陈水扁有期徒刑一年，外加200万元赔偿金。陈愤而辞去“市议员”职，并宣布拒绝上诉，以示严重抗议。同年9月赴台南竟选县长，以高票落选，11月18日偕妻子吴淑珍赴台南谢票时，因车祸妻子成残疾。1986年4—5月问，陈探头测风，出任“五一九绿色行动本部”发言人，随即被法院传讯，5月30日判决确定，刑期由1年改为8个月。被判刑后，陈水扁扬言要进行人权进军，顷刻，岛内舆论纷纷扬扬，席卷整个台岛的“陈水扁旋风”是党外在舆论上先声夺人的第一仗。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以“取缔非法组织”为名，要求党外公政会易名。
面对台湾当局这种公开胁迫，党外势力在克服内部歧见之后，向当局表示决不退让、妥协的立场。4月，《美丽岛》案服刑人施明德为抗议当局压制民主，镇压异己，在狱中宣布绝食，党外人士在岛内掀起抗议浪潮。5月7日，党外人士数十人，在台北市高举标语牌，举行了抗议“警总”及有关情治单位肆意查扣杂志的请愿示威。这是党外人士30多年来在台北市内第一次抗议当局的联合行动。接着，党外势力又在自己杂志上公开披露了“警总”镇压党外杂志的秘密文件，痛斥当局炮制“中兴专案”及“春风专案”的卑劣行径。
5月16日，台湾“省议会”14名党外“议员”，以国民党用表决方式强行通过“台湾省政府委员会委员超额预算”，“不符合省议会法规”为由，集体退会，抗议国民党控制“省议会”，不尊重“议员”权利；并发表辞职声明，提出改革国民党在台的“政治运作”。该声明毫不隐讳地说，他们希望通过辞职这一“坚决行动”，能唤起全台湾民众的觉醒，“造成政治改革的契机及民主法治的早日实现”。
上述事件是继5月7日数十名无党籍人士为抗议当局大量查禁党外杂志而举行请愿活动之后的又一震惊台湾政坛的事件，是对国民党统治的一次示威与公开挑战。事件发生之后，6名党外“立委”共同发表声明，支持14名党外“议员”辞职，并两次集体退席，以示对当局抗议。为迎接年底大选，使党外力量在选举中重新集结，10月中旬，组织了党外中央后援会，进行统一提名推荐，以对抗国民党强硬的提名策略与情治单位的各种监视、干扰和破坏活动。
恩威并施
国民党高层面对党外势力的不断进攻，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一种主张坚决镇压，一种意见恩威并施。蒋经国当时心情复杂，出于种种政治上的考虑，认为必须在国际舆论中维持其多年苦心塑造的民主橱窗形象。同时，蒋经国又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态，极力限制党外运动的生存空间，并企图对党外势力创办政治杂志、利用“议会”质询、参与选举三种主要动作形式实施进一步打击。
其一是加强对党外杂志的查禁、扣压，并对党外核心人物予以迫害。据港台报载：仅1985年1—4月，党外杂志被查禁71次之多，查禁率高达90％。6月份，国民党新闻机构又勒令《民众日报》停刊一周，理由是“严重为‘敌人’张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