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客家人集中了中华民族某一层面的民性，尤其是在文化意义上。在千年乃至更久远的大迁徙中，其所保留的一个古民族在上升时代的性格与禀赋更为明显--不似未迁徙而留在原地并同化了外来民族的另一大部分成员，由于漫长的文明带来了普遍的腐败而几欲绝灭了自身的生气，尤其是朝气。当然，这该由另一章作具体分析，这里不多谈了。而这正是客家人独异之处--其不曾走完一个民族或民系由新生--成长--腐败的过程。也许永远不会有此过程，它遵循的是另一种不断自新、不断成长及自我完善的规律，由此亦引起举世瞩目，并形成“客家学”一门独特的人类学学问。
正因为这样，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拿客家学与犹太学相比较，拿客家人与犹太人相比较，拿客家文化与犹太文化相比较。甚至有人颇为武断地下结论：客家人是中国的犹太人。
笔者不盲目赞同这种结论，因为这是没有经过认真比较并深思熟虑作出的结论，它只是在做表面文章，只重形式而不重实质。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或民系都不可能有某种大的相似。不可以说这种类比轻侮了客家人或犹太人，任何比较，只有在存在可比之处才可能成立。这里，我们只须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便可以了。处于客家人发源地之一的汴梁（今开封），竟能把那里的犹太人完全汉化了，而在全世界，在整整的几千年历史中，散落、流亡在地球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却是以自身强化而不为异族同化而着称的。
反过来，我们听说过中国人被完全异族化乃至于犹太化（当然，历史不曾提供后者的可能性）么？似乎直到今天，20世纪最后几年里，我们还没有得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从表面上看，客家人的历史与犹太人的历史有相当多的近似，尤其是其迁徙史：在几千年的迁徙、流亡中，坚忍地坚持自己的民族性，坚强地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历尽沧桑，百折不挠，一再幅起，使所有可以导致一个民族或一支民系毁灭的恶劣环境，成为对自身生命力的考验，从而振奋精神，卧薪尝胆，焕然一新--这一点几乎是二者所具有的共同之处；同时，在为了维护自身的卓立独行，二者都颇为鲜明地重视礼教，重视文化。尤其在强调家庭伦理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处。自然，犹太人信赖家庭是与信仰上帝相联系的，但客家人重修族谱的传统，却是以对祖宗的虔诚为上的。这里，祖宗绝不等于上帝。
当然，还有不少可以类比的地方。
这些，已由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所呈示出来了，也许，这可以解释汉族为何可以同化犹太人，而别的民族却不可以的原因--某种认同感的存在。我却以为，这并不是主要的，除开这些，在更重要的方面二者却有着极为鲜明而突出的差异。
主客意识
首先，是在为主还是作客的意识上--无疑、这种意思决定了一个民族或民系的整体生存方式。或者反过来说，由于其有过的整体生存方式，产生了这方面的意识，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生存方式。
在这一条上，客家人与犹太人恰恰是相悖的，互不相通。
客家人，虽名为“客”，但是，却“处处无家处处家”。这点我们一直看得很淸楚，寻根溯源，我以为，这与客家民系的产生有很大的关系，换句话说，是客家人的“贵族意识”非常之浓厚。大童的资料表明，客家人总爱表白自己是王族之后，是某个责族的后裔，他们的家谱，也大都记载着其祖上的显赫。据考证，以魏晋时代因战乱而率先南奔的衣冠士族构成了客家人的主体。当然，如无舟楫车辆之便，南奔便是一句空话，所以，能南奔者，是必为士族。这一来，祖上作为贵族的意识，深深渗透在整个民系当中，无论到了何处，他们都是主人而非客人--毕竟是在中国这片版图上，毕竟是他们来自中国的核心地带，毕竟他们曾是这片土地中的主人。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客家人重文化、出人头地的思想非常之强烈，反而绝少寄人篱下的感觉--由此，也引起了所居地土着的反感以至酿为械斗等惨剧。他们每每以自己的文化为正宗，排斥当地文化，并凭此保持了自身的独立及倨傲的特点。
我们从客家的历史名人中亦可以看出，大将军、大军事家、大政治家乃至掌权人物都不少，因为中国文化每每推崇“治国平天下”，其作为学者、科学家、文学家的，也大抵有过从政的经历--这直到现代才有所改变。所以，作为主人意识而产生这类历史人物是顺理成章的，他们在历史上没有“无根”的感觉，反而觉得自身根深叶茂，根就扎在中原大地--中国的中央。被迫南迁的屈辱感，也只能加强他们的主人意识。所以，亦有人考证并力图证明，“客家”乃“夏家”之演绎而成，更是中原最古老的汉族民系之一。
我这么论定，几乎每个客家人都异口同声地加以赞同。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无处不表现出这种意识，以至让人有“抢班夺权”之机评。当然，这也加深了他们协调周遭的困难，但他们决不以此为悔而去当谦谦君子。
相反，犹太人与客家人不一样，无论他们到了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作客的，不涉人事，甚至远远地躲开所在的社会。关于这一点，查姆·伯曼特所着的《犹太人》一书中就讲过：
“犹太意识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一个犹太人感到他是个局外人，而不是社会民众的一部分”（引自该书的第5幸《没有一种行当像……》）。
这点，与他们的历史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他们不似客家人，是在自己的国土上首先开始流亡的，而是一开始便丧失了家园，到了别的国家--这一来，“为客”的观念便自然而然产生了。而且，几千年来，犹太人都没有自己的国家，不能靠自己的领袖来统治整个民族。一句话，他们感到自己是“无根”的，如浮萍一般漂泊，历史的屈辱由于没有依托而处处产生了寄人篱下的做客感。同一本书里，亦非常生动地描写了这种意识，书中说“美国犹太人有点像一个落水遇难者，他不断同海水搏斗，并终于被救上了一条大船。可他很快发现，那条船也在进水”（引自该书第12章《幸存者》）。这就意味着，他马上就会被撵走。做客总归是不长久的，总归会有原因不得不辞行，他们永远成不了主人。
所以，犹太人中的政治家这里指行使主人权力的执政者，在没有建立以色列国之前，几乎难以找到，国际社会也不曾给他们以这样的机会或舞台，这种“自外”于社会的心态，倒是给他们客观地看待一切提供了良好视角。所以，人们戏称犹太人为“博士先生”，学者之多举世周知，甚至作为商人，犹太人的“客”意识也起到了相当作用--对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少的风险取得最大的收益，有着特殊的敏感与触角。
主客观念，就这样使客家人与犹太人的思想意识如此泾渭分明。因此，无论在做学问研究上还是从事人类学的实证，都绝不可能把二者混同起来。如果说这一差别还不够雄辩的话，那么，下面，我将要列出的是更为尖锐对立的两者不同的文化传统。
义利之辩
举世皆知，犹太人和钱，是无法分开的。那么，对于客家人来说，则恰恰与之针锋相对，其明显的传统便是：重义轻利，对金钱绝无膜拜。
如果说，犹太人遵奉的是一句名言，即是“金钱没有气味”的话，那么，在客家人看来，孔方兄具有一种与人性相违的“铜臭味”，他们最轻蔑浑身散发着铜臭的人--这在中国文化的大范畴中也是如此，而客家人更能坚持这一点，一直到今天。
犹太人数千年的流浪，钱，成了犹太人赖以生存的东西，是生活逼使他们对货币产生如此强烈之欲望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钱处于整个生活的中心位置。他们甚至认为，钱之于他们的肉体存在，就如上帝之于他们的精神存在一样。
关于这点，一位研究反犹太主义的着名学者利昂·波利阿科夫教授曾指出：犹太人只能靠金钱生活--不是按照我们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有关金钱的含义来理解，而是按照更深刻的意义来理解，购买生活的权利。因为基督教社会允许犹太人在一定的间隔时间出资“购买”作为纯粹自由农的权利，在这一种情况下，金钱对于犹太人来说就是有着神圣的意义（引自《犹太人主义史》一书）。
他还进一步指出，随着现代化的到来，犹太人更发现对钱的尊重是全部生活的源泉，其原因是现代社会纳税太多了。“没有钱，犹太人就不可避免地注定灭绝。拉比们认为，金融压迫同大屠杀和驱逐是半斤八两。在它们上面都可以看到神的诅咒，来之天堂的当受惩罚”（同前书）。
所以，钱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种生存的保险，生存的工具。于是，在他们那里，钱的艺术便高度发达起来了，在理财、生财、发财、聚财的获取上，给全世界造成了其“爱钱如命”甚至胜过生命的深刻印象。如果自私自利是在变态社会中一种自我防卫的必然结果--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屠杀、压迫他们几千年的人类社会，无疑是变态、肮脏、嗜杀成性的。犹太人的遭遇，使他们对不安全、经济剧变及政治动荡造成的刹那间可一贫如洗的可能性有特别的敏感--几千年的劫难不可能不造成这种敏感。所以，对钱的欲望也就不能不异样地强烈起来，这是符合一个民族生存的自然法则的。无可置疑，这种过分的敏感，除开精明与聪慧之外，还会导致轻信与贪婪，也难怪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竟会被当作犹太人的共名，--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的偏见。
其实，钱对他们还有维系整个民族的意义，犹太人同样是乐善好施的，认为任何人都有行善的义务。也就是说，他们愿隐名埋姓捐赠出自己的部分钱财，以济助自己的同胞，也正因为这一习俗，使得这个民族每每能共渡劫难而不至于自残。当然，这也是他们长期被放逐所产生的一种意识在起作用。如果他们不互相关照的话，就没有人会关照他们，完全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在起作用。
而客家人与犹太人不一样，他们承继的中国传统，是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至到了近代，商业意识不发达，跟不上世界经济的发展；甚至到了“文革”，毛泽东高度弘扬的道德精神，力图消灭货币、谴责商品意识，都广泛地引起了共鸣。总之，客家人最重名节，你再有钱，没有功名、地位及品格，他们也是不屑一顾的。到了清末，功名可以资财买得，可这种功名的获取，仍为客家人所不屑。乡俗中，凡中举，必在祠堂前立一对石笔，所重的，仍是功业、学问。有的地方还专门辟有“学田”，专门赐予学业有成的人，钱是买不到的。这可以举出很多实例，都反映了客家人“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所以，研究者一般认为，客家人浓烈的道德价值取向--重名节，薄功利；重孝悌，薄强权；重文教，薄无知；重信义，薄小人的“四重四薄”，充分体现到了他们的社会行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