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作为东德的“受害者”，与其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幸存下来，并在新政权中执政的人一样，无论是出于对过去的“清算”，还是受过去的影响，其强烈的冷战意识与表现并不令人奇怪。而日本“价值观外交”中高调推行的无论是“大亚洲”伙伴关系，还是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都非常容易使人想起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日本帝国汲汲追求的“大东亚共荣圈”和“王道乐土”。价值观是精神文化最重要的内核之一，默克尔和日本领导人的坚守“价值观外交”，从文化上说，其客观上主张的是文化对立，或者文化孤立主义。这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关系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对此，连《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也未必认同。他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说：
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
今天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说明亨廷顿“新的框架”即文明的冲突的框架正在成为世界政治的新格局，还有更多的例子说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正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但这是全球化进程中跨文化整合的一个必然现象，而且谁也难以阻止的现象。另一方面，不少学者也注意到更多的国家或地区组织在进行着自觉的跨文化整合。王雅梅、谭晓钟指出：“统一而各具特色的欧元图案，充分体现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强调和发展欧洲共同文化的同时，努力保护和弘扬欧洲文化的多样性，把统一性和多样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欧洲一体化是从经济一体化开始的。在经济一体化程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背景下，欧盟将文化领域纳入自己的职权范围，正式制定出了欧盟的文化政策。”张生祥也认为：“如果说欧洲在经济整合、科技整合、货币整合等方面进度最快，政治整合须待时日，在文化方面，则因涉及各国特殊的国情与历史背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方能在‘欧洲共同文化遗产’上达成共识。”
在文化较为一致的非洲，据新华网报道：
在非洲联盟第二届文化部长会上，阿尔及利亚文化部长赫丽达?图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政治与文化协调发展”的主旨演讲。她说，2005年阿尔及利亚在内罗毕非洲联盟第一届文化部长会议上提出承办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让文化部长会议像其他部长会议一样能够延续下去，使文化如同各国其它重要产业一样得到重视和加强，把发展文化和文化产业与其它产业结合起来协调发展。面对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严重挑战，发展非洲文化产业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为了保护非洲国家的文化资源，他呼吁，非盟应与欧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成立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打击和防止文化资源被盗、被抢，打击文物跨国走私等活动。
为执行和落实2003年马普托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决议，阿尔及利亚文化部长建议成立非洲国家电影委员会，使非洲电影能够在国际电影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她还建议建立一所非洲文化学院、一个非洲博物馆和2009年在阿尔及利亚举办非洲艺术节。（中国文化网2008-10-27）
即使在文化差异较大的东盟，也正积极构建“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这三位一体的东盟共同体。
事实上，经济、政治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本身就表明文化全球化的不可避免，它必然经历不同文化的冲突与对立，并按文化接近程度自觉或被迫的整合，最终融合为共同的人类文化体系。我们说最终融合为共同的人类文化体系，倒不是要刻意与官方保持一致，而是因为“普世文化”一词现在变得如此敏感，以至于在某些时候一不小心就变成“西方文化”的同义词。而融合也是在接触中的文化互动而不是文化侵略，2008年4月27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登载罗伯特?卡根的文章说：
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不断声称，希望俄中两国融入到国际自由秩序之中。但是，如果俄中两国领导人持有警觉的态度，这也并不出人意料。实际上，一场全球范围的竞争正在进行。俄罗斯外长说，“许多年以来第一次，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之间的思想交流的市场上，出现了一种真正的竞争环境。”从俄罗斯的观点看，好消息是，“西方正在丧失对全球化进程的垄断”。
这种共同文化体系吸纳了人类各文化的精华，包容各种文化表现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又在不同文化整合过程中逐渐形成全人类共有的价值观。
作为人类最大的文化体之一的中国，民间和官方也对全球化态势下文化的整合持积极态度。胡锦涛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他在2008年的新年贺词中又说：“我们衷心希望各国人民自由、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共享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成果。”2008年5月7日胡锦涛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在东京共同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载《人民日报》2008年5月8日。温家宝2006年9月在接受五家海外媒体采访时说：“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
在2007年2月发表的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温家宝写道：“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他在同年全国人大会上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名义再次重申：“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第三节 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传播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任何学术都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对客观事物或者社会现象的认识角度。传播学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美国专家S.金教授对此作过形象化的比喻，她把传播学比作一片“绿洲”。不同学科的人都想来汲取自己所需的营养，同时又把各自不同学科的科研方法带到这块“绿洲”。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是由于传播学理论来自于众多的学术领域。正如迪恩?巴朗德（Dean Barlund）所概括的那样：“许多学科的研究都受益于对传播模式的运用；反过来，这些学科也同样加深了我们对人类传播的理解。请记住如果有人自称为传播研究的专家，这样的称谓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他的专业很可能首先是数学、文学、生物、政治或者艺术。”而传播学本身主要的三大来源就是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当施拉姆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建立起世界第一个传播研究所时，在其博士生培养方案中，就坚定地贯彻了跨学科研究方法，他把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乃至电子工程学都引入课程中。
从其起源上来说，跨文化传播更多地与人类学关系密切，而不是直接来源于传播学。露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对人类文化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爱德华?T.霍尔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从事过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1933年－1937年他曾经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并研究。在美国国务院外交讲习所举办培训项目，负责培训处理海外事务的政府工作人员顺利应对文化差异之前，他从事的主要都是人类学研究。《无声的语言》虽然是霍尔在美国国务院外交讲习所培训派遣海外人员时所写成，但从全书内容来看，和后来美国传播的跨文化传播著作明显不同的是，它不是跨文化传播沟通的技巧训练，而是分析研究与美国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表达沟通和传播的特点，带有较强的人类学或者人类文化学的色彩。20世纪70年代，由于跨国公司急遽发展，冷战时期跨国政治和军事集团崛起和对立，科学技术特别是交通和通信技术迅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往来日渐密切，跨文化沟通和传播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这也促进了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对跨文化传播现象的关注和理论汇聚，跨文化传播本质上研究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交流和沟通，这与传播学在基本理论上一致，美国传统的跨文化传播注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沟通，与从大众传播特别是与从大众传播中发展出来的人际传播交汇，跨文化传播学逐渐发展成为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一门分支学科。
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全书共分八个部分：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大众传播的结构与作用、大众传播的控制与支持、传播过程、大众传播的内容、大众传播的受众、大众传播的效果、大众传播的责任。全书虽然称为传播学概论，但实际讨论的是大众传播，这也是传播学理论的起点。该书还规定了传播学学科体系的八个基本研究方面。实际上这本书的权威性还在于几乎所有撰稿人都是当时的一流学者，除施拉姆本人外，还包括R.帕克、H.D.拉斯韦尔、W.李普曼、P.F.拉扎斯菲尔德等三十多人，它反映的是传播学当时最高研究水平和成果。传播学的多维结构决定了每一位传播学者一开始就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认识和把握它。但是，不论人们会有怎样不同的认识和阐释，作为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科学，传播学都必然要从窄小的天地里走出，走向开放，进而在表层研究的基础上向深层掘进，在现象描述的基础上向理论升华，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解释社会传播现象，指导人们更好地改进传播方法和全部社会传播实践。
一般认为，对于传播学研究的框架，可以从理论、历史、实用三者交融、汇聚的层面出发，依据传播要素和研究内容的特点和关系，以及宏观、中观、微观递进的顺序，初步形成了包括传播理论研究、传播过程论研究（模式）、传播主体论研究、传播客体论研究、传播载体论研究、传播对象论研究、传播方法论研究、传播环境论研究在内的八大研究板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