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笔记》的内容上看，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纠正了摩尔根的一些错误结论。例如，摩尔根断言：“‘在一切生物中，只有人类可以说达到了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马克思在‘绝对控制’后面打了‘？！’，表示对这种绝对化论断的否定。历史证明，这种否定是正确的。即使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代，世界上也还有不少人难以解决温饱问题，也还有不少人由于不了解食物的物理化学属性，死于误食有毒的食物，等等。何况人对于食物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吃饱了还想吃好，吃好了还想吃得更好。因此，人类永远也达不到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11】
马克思在摘录和评注《古代社会》一书时，改变了摩尔根著书的结构体系，即将《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的第三编（家庭观念的发展）和第四编（财产观念的发展）调整到第二编（管理观念发展）之前。对于马克思的这一做法，李鸿烈先生认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结构是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到政治观念的发展再到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私有制的产生。这就在政治同人自身的发展和所有制的关系问题上，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原则，即历史从那里开始，逻辑也就是从那里开始的。【12】因此，马克思在《笔记》中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结构进行了改变，即“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家庭形式的变化到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使之符合原始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原始社会是建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这两种生产的基础上的；随着这两种生产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以及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于是导致了原始氏族社会制度的灭亡”【13】。对此，贾英健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改变肯定了家庭在原始社会中的新地位，不但使摩尔根的体系更富有逻辑性，纠正其唯物主义观点的不彻底性，而且也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原始社会制度，解开原始社会之谜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14】然而，徐若木先生认为：“把关于家庭和婚姻形式的篇章提到了关于氏族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篇章之前，使摩尔根的著作具有从家庭和婚姻形式到氏族组织再到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的科学结构，这也是恩格斯《起源》一书的结构，鲜明地体现了两种生产论关于血缘亲属关系在极原始社会状态中在更大程度上起着支配作用的观点。”【15】
二 《笔记》的人类学研究
最初人们把人类学当做是研究人类自然史与人体解剖和生理的学说，直到1683年英国创立伦敦人类学会，人类学才涉及文化研究。此后，人类学便包括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两大部分。自1985年《笔记》在中国出版发行以后，国内学术界便掀起了对《笔记》的研究热潮，其中的一项研究课题就是从人类学视角对《笔记》进行深入研究。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笔记》，必须明确马克思晚年为什么要转向人类学研究并进行《笔记》的写作。在这个问题上，姚休先生对国内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列出了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直至老年，都密切注视着人类学的发展和变化……二是为了实现对人类学本体论的进一步论证……三是马克思晚年走向‘人类学’是他全面系统地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必然要求，是为了科学地解剖史前社会的内部结构，并确立其在人类社会发展总过程中的原初地位；是为了探索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质及其特殊的发展道路，并阐述其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16】关于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研究并写作《笔记》，国内外一直有学者割裂其与写作《资本论》的联系，认为马克思晚年研究摩尔根等人的著作并撰写《笔记》，是对写作《资本论》的放弃。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是对马克思《笔记》理论研究的一种歪曲。马克思自己也曾说：“我的健康状况迫使我把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时间全部用于完成我的著作。”【17】这里所要完成的著作就是《资本论》第二卷。对这一问题，陈维杰和梁淑芳两位先生认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是由于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需要……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流通总过程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核心问题是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以及农业资本家之间是如何分配的。研究农业资本家就必然涉及地租问题……于是马克思把目光投到了俄国等国家的土地所有制上，进而揭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和实质。”【18】所以说，马克思研究人类学并写作《笔记》不是对《资本论》写作的放弃，而是为完成《资本论》第二卷进行的例证收集。此外，从恩格斯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转向人类学研究并写作《笔记》，与《资本论》的写作是分不开的。恩格斯说：“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那种作用。”【19】由此可见，从人类学的视角看，马克思晚年进行《笔记》的写作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绝不是对《资本论》写作的放弃。
隽鸿飞在《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及其史学意义》一文中，对马克思转向人类学研究进行了阶段分析，并从这一角度对《笔记》的相关内容作出了具体阐述，他认为：“马克思对人类学的研究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此时马克思已经初步完成了他的哲学革命，使哲学关注的目光从纯粹的思辨转向现实的人类生活……第二个阶段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中期为止。这一阶段马克思阅读大量的印度、中国等国家的土地所有制的资料，为他写作《资本论》积累材料，使人类学真正地被纳入到马克思的视野之中……第三阶段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马克思逝世。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人类学的研究是与《资本论》的写作密切相关的，但又表现出诸多与《资本论》研究不同的主题……通过马克思在对人类学材料的运用和摘录的过程中对素材的选择来看，马克思主要研究了如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史前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第二，是私有制的起源及资本主义的形成问题……第三，人类历史的分期问题……第四，东方社会独特的历史道路问题。”【20】
关于人的研究，贺麟在《略论人类学从摩尔根到马克思》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哲学研究……马克思早期对人的研究只是一般性的、抽象的、哲学上的研究，而没有把人放在具体历史形态中，放在家庭、婚姻、政治制度和交往关系中具体研究，即没有完全理解感性经验的人的历史起源。在《摘要》中，马克思在血亲和亲属关系中，在人由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进步中，在人的两种生产活动中，达到了对人的经验的理解，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论中人的思想的研究”【21】。这样，对人的研究既达到了理性的抽象，也达到了感性经验的直观，从而使人成为一种理性与感性的交织物。在这个问题上，李孺义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始终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历史……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从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劳动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劳动作为人的一般本性，它旨在标明，任何创造价值的活动，不管其社会形势如何，它都是表征着人的主体能力的对象性。”【22】
研究人类社会是《笔记》的主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对古代原始社会的研究。陈国强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与原始社会研究》一文中指出，“研究古代原始社会是人类学的任务之一，人类学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它不仅注重古代原始社会问题，还把注意力集中到现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所有人类学者都要关心原始社会的研究，都要重视和应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有关的重要论述”【23】。
关于人类学的基本问题，李孺义先生在《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思想发展概观——从〈莱茵报〉时期到四篇“人类学笔记”》一文中，立足于对人类学的定义，就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具体阐述。他认为，对人类学的定义，“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此定义是否恰如其分，而在于这个定义反映了人类始终是人类不断解放自身的历史这一深刻思想。缘此思想，人类学的全部内涵便展开为它所必须回答的两个基本问题：劳动在物种、人种的关系中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形成人的历史；人在劳动中不断地把一种社会规定扬弃在另一种社会规定中，最终在自己自觉的劳动或生产的联合体中把人从动物界的生存竞争状态中提升出来，成为社会的主人”【24】。
理论研究的真正价值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困惑。所以，我们要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寻求对《笔记》研究的现实意义。孟宪范在《马克思文化人类学笔记对发展我国文化人类学的启示》一文中，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理解《笔记》的思想，提出马克思文化人类学对发展我国文化人类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他认为：“马克思文化人类学笔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仅为我们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而且给我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以深刻的启示。启示之一，要重视文化人类学……启示之二，应当把经验事实作为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的基点……启示之三，要注重发展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科学，是一门关于人类自身知识的科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意义，但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被重视，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极不相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研究文化人类学。”【25】对于《笔记》的现实意义，江丹林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笔记》中人类学的研究为我们深化人学的研究提供了以下重要启示：启示之一，在人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的科学界定上，人学是关于社会历史主体人的整体的哲学，是一门以物质世界发展进程中一个特殊阶段或一种高级物质形态人类的各个方面联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它属于唯物史观的一个分支学科……启示之二，在人学理论的内在逻辑展开上，人学作为关于社会历史主体人的整体的哲学，必须着眼于人的发展规律，作总体性的哲学思考……启示之三，在人学的理论来源上，人学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各门关于人的具体学科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或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启示之四，在人学的研究方法上，必须坚持整体性的原则。”【26】此外，廖杨先生认为，《笔记》对当代中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提出：“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极富思考的空间。如果只孤立地看待他的‘人类学笔记’，或许它只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如果将它放到他的整个理论的有机体系中去考察，进而联系我们当今的社会实际，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发掘出更大的理论价值和得到更多的理论启示……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东方落后国家现代化建设问题的认识……对我国的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7】
三 《笔记》的社会哲学研究
由于多种原因，国内学者从社会哲学视角对《笔记》的研究要晚于国外学者。而当国内学者开始重视对《笔记》的研究时，他们从社会哲学视角对《笔记》的研究还是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诸多富有见地的观点。以下从四个方面来介绍国内学者就社会哲学视角对《笔记》的研究状况。
（一）《笔记》研究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
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探讨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此，江丹林先生着重阐释了研究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思想时，应注意的三个问题，“第一，把握社会历史规律不能采取列举统计和简单归纳的方法……第二，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普遍与特殊、整体与部分、内因与外因……第三，关于历史观与价值观、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28】
在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时，其主要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研究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国内许多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探讨，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譬如，王稳良先生对“卡夫丁峡谷”问题即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解释：第一，跨越“卡夫丁峡谷”不是指取消资本主义阶段，其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第二，跨越“卡夫丁峡谷”虽然绕过了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并非指直接进入到马克思所称的社会主义阶段，这其中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第三，跨越“卡夫丁峡谷”不仅是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其本意中也包含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超越。【29】此外，对于东方国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陈胜华先生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农村公社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会有不同的发展方向，与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存在的、以农村公社为主体的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至少在理论上有这种可能性。至于能否跨越，问题在于（1）这些国家内阻止公社转向私公有制的力量如何？（2）它是否已经成为殖民者的猎获物。”【30】
吴大琨先生在他对谢霖先生的著作《东方社会之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的评述中，就谢霖先生的研究成果作了一些论述：谢霖首先阐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农村公社的关系问题，并着重研究了马克思晚年关于农村公社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31】最有价值的是，“谢霖同志第一次用辩证矛盾的观点分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辩证矛盾结构并发现其内在的三重矛盾，对于破解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历史之谜作出了贡献。”【32】为此，吴大琨先生对谢霖先生的观点进行了转述：“农村公社的二重性产生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特有的辩证矛盾结构。这个结构包含三重矛盾：（1）两种生产的内在矛盾。这是指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矛盾，表现为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的土地公社所有制与小土地经济和私人占有产品之间的矛盾，摆脱了血缘亲属关系的自由人与血缘关系束缚之间的矛盾。（2）社会生产机体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种矛盾表现为公社社会生产关系二重性的矛盾。（3）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的内在矛盾。农村公社‘在自身中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的一切条件’。这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实质及其内在矛盾的重要揭示。这种内在矛盾表现为农村公社不断再生产自身和破坏自身的矛盾。这个辩证矛盾结构反映了从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过渡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这个结构的核心是东方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形式。这是影响、制约和决定东方社会发展的社会基因和社会机制。”【33】
（二）《笔记》研究了社会主体问题
社会主体的问题即人的问题。高九江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笔记》是对社会主体的研究：第一，社会主体本质内容的科学分析。马克思晚年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具有综合性、全面性、填补性的显著特点；第二，社会主体自身生产的社会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提出社会主体自身生产或人类自身生产的思想。从整体上来看，马克思是从社会客体的角度来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但是对于社会的整体把握，不仅仅要从客体方面把握，也必须从主体方面进行把握。因此，马克思晚年在社会主客体统一的思想基础上，强调主体方面的思想，着重地体现在《笔记》关于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思想理论中。第三，社会主体历史活动的选择性和能动性。这种选择性和能动性在马克思的婚姻家庭论和社会发展理论中有着深刻的体现。【34】
（三）《笔记》研究了古代原始公社和当时现存的农村公社
胡刘和祝莉萍两位先生认为，《笔记》主要是对研究古代原始公社和当时现存的农村公社的著作做了详尽摘录和研究，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对当时现存的农村公社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的预测。马克思认为，当时现存的农村公社兼具公有制和私有制成分的“二重性”特征，这种二重性特征决定着它可能存在的两种历史命运：一是因为私有制战胜公有制而导致公社解体；二是因为公有制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而使公社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社会机体。但是，公社的最终结果还是只能由公社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来共同决定。第二，对当时农村公社的共同点与差异的分析。马克思充分利用了柯瓦列夫斯基著作所提供的各地区原始公社的材料，并对各种公社进行比较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各大洲当时现存的农村公社具有不同于古代原始公社的新特征，即“二重性”，但这些农村公社是由自发产生的社会关系和血缘亲属关系及生产资料公社所有制决定的古代原始公社演变而来的，而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古代原始公社的两种社会关系及其变种的影响，以至于在各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古代原始公社的痕迹。第三，反对直接套用西欧农村公社的发展模式来说明其他地区农村公社的发展。马克思批判了柯瓦列夫斯基、菲尔、梅恩以及拉伯克等人套用西欧农村公社的发展模式来说明其他地区农村公社发展的观点，进而也就否定了把当时现存的农村公社的未来发展前景简单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观点【35】。
（四）《笔记》研究了国家发展理论
王晓红、杨巧蓉两位先生认为：“笔记中阐述的国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国家起源之前的社会制度（氏族）和社会形式（家庭）的研究；国家起源的不同发展道路及原因考察；氏族的衰落和崩溃、政治国家的产生过程探究；国家的本质和职能探究；‘国家’的发展与消亡分析。”【36】
王东、刘军两位先生认为：“‘人类学笔记’这一称谓歪曲和误读了晚年马克思的理论实质，我们应将之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37】他们更名的做法体现了他们认同《笔记》更多的是对国家发展理论的研究。
注释：
【1】贾英健：《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探索》，载《理论学刊》1998年第1期，第53页。
【2】《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特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6页，121页。
【3】向春玲：《人类学与唯物史观》，载《****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第29页。
【4】王晓红、杨巧蓉：《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哲学创新：唯物史观的深化和拓展》，载《江汉论坛》2010年第2期，第42页。
【5】向春玲：《人类学与唯物史观》，载《****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第31页。
【6】廖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及其现实意义》，载《贵州民族研究》（季刊）2000年，第97页。
【7】《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特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34页。
【8】同上书，第137页。
【9】龚廷泰、智百鸣：《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第67页。
【10】《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特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48页。
【11】《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特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2页。
【12】同上。
【13】同上。
【14】贾英健：《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探索》，载《理论学刊》1998年第1期，第53页。
【15】《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特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37页。
【16】姚休：《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究概述》，载《党校科研信息》1989年第72期，第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18】陈维杰、梁淑芳：《浅谈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写作原因》，载《绥化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第1—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20】隽鸿飞：《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及其史学意义》，载《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总第166期），第1—4页。
【21】《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特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1—22页。
【22】同上书，第87—92页。
【23】陈国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与原始社会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第51页、56页。
【24】《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特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7页。
【25】《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特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0—347页。
【26】江丹林：《社会人学研究：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启示》，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第6—7页。
【27】廖杨：《马克思晚年人类学转向及其现实意义》，载《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第99—100页。
【28】江丹林：《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几个问题》，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2期，第55—63页。
【29】王稳良：《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新探》，载《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2—5页。
【30】陈胜华：《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形成》，载《学术界》1993年第4期，第7页。
【31】吴大琨：《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第201页。
【32】同上
【33】同上。
【34】高九江：《马克思晚年对社会主体的探索——读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7—14页。
【35】胡刘、祝莉萍：《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旨趣与历史哲学意蕴》，载《哲学动态》2011年第4期，第17—18页。
【36】王晓红、杨巧蓉：《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的国家理论新探》，载《临沂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1页。
【37】王东、刘军：《“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