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愿意他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人。
以神经生物学解释金钱游戏
神经元的运作机制对经济和政治的意义，可能预示着一个比亚当·斯密想象中更好的未来：大脑内的纹状体不仅在个人为了利他而惩罚他人时制造喜悦的情绪，甚至当我们仅因为信任他人而表现慷慨或助人为乐时，纹状体也会出现同样的反应。
实际上有实验证明，当人们主动与他人合作时，可以体验到快感和喜悦，并不是因为能得到金钱利益，而是因为彼此信任并回报对方的信任。实验所进行的信任游戏大致与前一章介绍的一样，在此不多详述，只要知道以下两点即可：
第一，游戏会不断重复。甲和乙都选择给对方钱，然后再分配，重复这个过程10次（而不只是1次）。
第二，实验中使用“双连结功能性磁振造影”（hyper-scan-fMRI）。该设备可以连结参赛双方的大脑影像一并分析，从中判别双方在产生信任或利他反应时的信号（而不只是看甲受骗之后的反应）。在双方轮流分配金钱几个回合之后，每个人自私或慷慨的倾向就会愈来愈明显。
加州理工学院的科林·凯莫勒（ColinCamerer）和同事以48对夫妻为对象进行研究，证实大脑的尾状核会连续接收信息并加以记录。刚开始的信息与对方提供的金额的公平性有关，之后的信息则是对方是否诚恳地响应自己给予的信任。
人们通常依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行事，与愿意合作的人合作，与背信弃义的人反目成仇。不过，人们总是先表现出与对方合作的意愿，接下来就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采用对方上一步的选择，在必要时惩罚对方，享受快感。
凯莫勒的研究还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合作的意愿愈强（即愈相信对方，愈想分给对方比较多的钱），尾状核就愈兴奋。另外，只有在提供者表示愿意合作（增加给受益者的钱）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受益者心里才会产生信任感。但只要双方建立起初步的信任感，彼此信任的关系就会急速加深，最后甚至会先告知对方要分给对方多少钱。简单说来，愈相信对方，响应对方的信任时就会愈开心，决定要不要响应对方的信任所需的思考时间也会缩短。
美国加州大学的保罗·扎克通过一项人体激素与信任程度的研究发现，一种生殖激素——催产素（oxytocin）在人体内的含量极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
当人们彼此间出现很强的社会连结时，催产素的分泌会增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哺乳期的母婴关系）。通过测量信任游戏中参赛者体内的荷尔蒙发现，当受益者开始相信对方增加分享金额时，催产素的分泌显著增多了。
此外，积极响应他人的信任对于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重要影响。研究显示，国民互相信任和合作的程度愈高，国家就愈富有。
神经生物学对于信任感的研究成果，未来还可能会应用到政治决策上。知道大脑如何作决定有助于我们改善经济交易的规则，也能用来教导那些利己分子，了解互助合作对社会的益处。
总之，互相信任和合作不仅能带给人快感，还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幸福来自于分享周围人的苦乐，没有人能把自己与他人完全隔绝。接下来，我们要探讨同理心，从神经元中再次读取耐人寻味的信息。
同理心来自镜像神经元
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连结关系，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加深刻（当然，若以只顾全自己、只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观点来看，是无法想象的），这种连结关系甚至已深植于大脑之中。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叫作“镜像神经元”（mirrorneuron）的神经细胞的作用创造了这种连结关系。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神经生理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Rizzolatti）和他在帕尔玛大学的研究伙伴一同发现了镜像神经元。镜像神经元让我们得以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动作、行为及心情之间的关连性，让我们能够辨认彼此行为的意义和动机。
如果人体没有镜像神经元的存在，那么即便我们看到他人的行为，也无法理解他人的动作意图和情感，无法与他人进行有效交流。
那么，镜像神经元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其实，里佐拉蒂的研究小组发现镜像神经元纯属意外。当时，里佐拉蒂和同事们正在研究大脑的运动皮层（motorcortex），特别是其中的F5区域。通过对运动皮层的研究，他们希望能了解处于激活状态的神经元如何编写指令，以执行特定的动作。
为此，研究者们以恒河猴为对象进行观测，发现恒河猴大脑中的个别神经元不但在它作出动作时产生兴奋，而且看到别的猴子或人作相似的动作时也会兴奋。他们把这类像镜子一样可以在观察者的大脑中映射其他人的动作的神经元命名为镜像神经元。
后来，里佐拉蒂根据正电子断层造影技术得到的证据提出，人体大脑中的某些特殊部位也散布着镜像神经元，这就是我们能掌握他人的情绪反应并看穿他人内心的原因所在。
当我们察觉到他人的某种情绪，并自己亲身体验同样的情绪时，所刺激到的神经细胞就会开始剧烈活动。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观赏电影或逼真的戏剧演出时，自己也仿佛成了剧中人。
能看穿别人的内心，好处多多。我们可以借此避开危险，在可能遭遇伤害时思考对策，也能与别人建立互信、互助、互爱的关系。连刚出生才几天的婴儿都能辨识母亲的表情是喜还是怒，并以婴儿独有的方式经予响应。
大脑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让人得以洞悉他人表情（例如摆臭脸）背后的情绪呢？人体真的有像镜像神经元这种了解他人行为的情绪读取装置吗？
先前我们谈到脑岛。根据实验和临床数据显示，脑岛内（尤其是左侧的前脑岛）有共通的神经基质，当自己不开心或看到别人脸上显现出不高兴的表情时，这个区域便会开始剧烈活动。例如你在咖啡馆喝到又苦又涩的咖啡，或是你朋友喝到那杯咖啡、脸臭得连你都不开心时，同样的神经元就会开始活动。
目前已经证实，脑岛受损的患者无法感知别人的厌恶，但依然能辨识他人脸部表情的变化（如愤怒、害怕等）。除此之外，这种患者自身也无法表现出不高兴的情绪。
我们由此推测，脑岛可能是镜像机制的核心，将接收到的脸部表情的视觉信息解读为各种情绪。同时，脑岛也是统筹感觉信息和体内反应的中心。举例来说，若我们看到有人恶心想吐，也会跟着有想吐的感觉。大脑内有情绪的共鸣机制是很自然的，感同身受的能力是人际关系的基础。
看到别人幸福，自己也感到幸福时，大脑内相应的神经细胞就会跟着剧烈活动起来。不过，这并不代表人的行为出发点是为了别人的幸福。如果让他人幸福的利他行为就等同于让自己幸福的利己行为，这世界该有多么美好！
可惜的是，虽然神经生理机制让我们可以连结自己和别人的行为及情绪，让我们能够了解并感知别人的情感，却未必能让我们对别人产生同理心。
举例来说，当我们打网球赢了对手，即使对手还不到痛苦的程度，但至少也会心情低落，而我们未必能感同身受。我们当然可以凭本能察觉到对手心情不好，可是光靠镜像机制，还不足以让我们有感同身受的能力。
具体来说，假如对手是你本来就看不顺眼的人，当你看到他失望苦恼的样子，你甚至会幸灾乐祸。同样的，看到运气不好或垂头丧气的人，你能从他的肢体动作和言语表情中察觉到他的落寞，可是你未必会同情他，反而可能想着要尽快远离他。
通过专家进一步的研究，未来我们应该能更了解镜像神经元运作的机制。不过要知道，即使人们有能力察觉别人的心情，也未必会基于同理心采取行动。里佐拉蒂说得好，“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对社会有深远的意义，但必须从文化的层面去彰显。”
换句话说，大家必须奉行《马太福音》中的金科玉律：“你们愿意他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人。”很显然，这是一种建基于镜像神经元生物机制的正面作用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试图要削减此机制的负面作用。
然而，我们要如何判断伦理道德规范是否正确？伦理道德判断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机制？大脑如何告诉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应该怎么做才对？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神经伦理学”。情绪和理性之间永不止息的突触（synapse，两个神经元之间相互接触并借以传递信息的部位）传导游戏，将呈现出惊人的样貌。
道德判断的两难，大脑怎么说？
请思考以下这些两难问题。许多哲学家一直在关注这类问题，最近神经科学专家也开始有所关注。
版本一：改变车道
现在有五个人在电车轨道上埋头修轨道，突然有一列电车开过来了，若不赶快阻止电车前进，这五个人都将丧命。
抢救这五个人的唯一方法是改变车行的轨道，让电车开上分轨。不过，这将会导致分轨上的另一个人丧生。
请问，改变车道是正确的做法吗？
有许多人回答“是”。也就是说，为了拯救五个人而牺牲一个人的做法，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
接着再想想其他的情况。
版本二：牺牲胖子
与版本一相同，有五个人在电车轨道上埋头修轨道，突然有一列电车开过来了，若不赶快阻止电车前进，这五个人都将丧命。
你站在天桥上看到了这一切，而电车现在正好要通过天桥正下方。你身边有个胖子，你马上想到，只要把这个人推下天桥，掉到轨道上，电车一定会停驶，那五个人也能因此得救。不过，掉下天桥的胖子肯定会没命。
请问，把身边的陌生人推下天桥是正确的做法吗？
大多数人认为，即使这样做可以抢救五个人的性命，也不能牺牲那个胖子。
为什么人们对这两道问题的答案会不一样？两种情况下的道德判断有什么不同？往下读之前，请先自己想一想。
哲学家的任务是：思考在这两种情况下，当事人应该根据什么原则行事才算正确。有人依据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的论点，主张不该利用别人去救人。在版本二中，为了阻止电车前进而利用身旁的陌生人，属于积极介入，牺牲胖子成了用来救人的方法。而在版本一中，分轨上的那个人丧生只不过是人为介入之后连带造成的后果，那个人的死亡比较像是因车祸丧生。
这只不过是举例，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有趣的是，无论人们用什么理由正当化自己的决定，对道德的直觉判断似乎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演化学家马克·豪泽（MarcHauser）是灵长类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他在2003年进行过一项研究，试图证实这个现象。
豪泽通过网络进行道德感测验，搜集大量数据，探讨年龄、性别、出身、文化、宗教、教育、工作经验等背景各不相同的人，如何判断事物的对错，理由是什么。参加测验的人必须回答一连串两难的道德问题，思考每道问题的道德面，并设法进行解决。
测验结果显示，人们的道德感一点也不“合理”，虽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教育、文化和社会进步的影响，但在本质上却是无意识、无意志、全球共通的。
我们想知道大脑如何解决改变车道和牺牲胖子救人的问题。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科学家乔舒亚·葛林（JoshuaGreene）提出大胆的假说，认为这两道问题的答案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情感。道德判断牵涉到认知和情感的机制，而这两者和大脑特定的区域有关。
把胖子推下天桥致死所造成的情感冲击，远大于改变车道的做法，因此导致人们在两道问题中的道德判断出现了差异。当某件事就在眼前、自己无法置身事外时，我们会表现出无意识的、原始的、本能的反应——葛林认为这是演化上的适应过程。然而，当我们得以置身事外、能保持一定距离时，我们的想法就会变得比较抽象，此时认知的焦点也将集中于衡量成本和报酬，进行冷静合理的分析，所以认为失去五条人命当然不如失去一条人命。
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说是否正确，葛林和研究伙伴进行了一项实验：请受试者回答上述两道问题，同时以核磁共振摄影观察他们的脑内活动。如果受试者在回答版本二的问题时，与情绪有关的部位的活动比较剧烈，就意味着葛林的假说是正确的。
实验结果一如预期。牺牲胖子的问题会促使受试者内侧额叶皮层（medialfrontalcortex）的神经元活化，而改变车道的问题则会促使额叶后外侧皮层的神经元活化——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这个部位在处理与道德无关的抽象问题时，会产生剧烈活动。
实验还发现，受试者在回答问题时，情绪和理性会一再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请大家先了解，神经系统所引发的情绪反应会在瞬间直接发生，但是当直觉的判断经过大脑的分析思考，反应所需的时间当然会变长——例如要在版本二中判断死一个人总比死五个人好，所以把胖子推下天桥在道德上并没有错。
专家证实，在这种情况下，判断该做法正确所需的时间比判断该做法不正确所需的时间更长。理由很简单，刚开始情感直觉说“不正确”，之后负责调整认知、从功利角度计算损益的神经元开始活动，然后改变原来的判断。大脑要经历两个阶段，反应时间也就会相应地延长两倍。
研究者将神经元视为道德决策的基础进行研究之后，证实情感和情绪在道德判断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斯大林所言：“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只是统计数字。”实验的结果令人不禁深思这句骇人名言的意涵。
接下来，我们要将目光由伦理道德难题转向神经生物学问题。神经元、情感和认知携手合作，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决策过程。我将在下一章介绍一个著名的关于25岁年轻人菲尼亚斯·盖奇（PhiniusGage）的故事，带领大家从神经生物学观点探讨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