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犀牛，哺乳类犀科的总称，现存共四属五种，分布于亚洲和非洲。它们居住在宽阔的草原或稀疏的树林，体肥腿短皮厚，头部有短而粗的单角或双角。现今，栖息于亚洲的三种犀牛——印度犀牛、爪哇犀牛、苏门答腊犀牛全部濒临灭绝。
2012年8月，在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这片犀牛祖祖辈辈从未踏过的大洲上，我看到了它：一头铸于三千年前商代末期的青铜犀牛。2003年，这座博物馆从金门公园旧址搬到了旧金山最闹的市政中心。除了亚洲艺术博物馆，市政中心内的核心建筑还包括市政府、州最高法院、歌剧院，全为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之后建设起来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纯白而高大，体现着旧金山的繁华和信心。在这座格外崇尚独立自由的城市，博物馆所在的宽广的市政中心广场自然成了所有游行集会的首选，停战、同性恋婚姻、大麻合法……于是，在颇具古希腊风格的亚洲艺术博物馆里，三千年前的中国犀牛凝视着美国西岸悲喜交集的人世变迁。
博物馆的第一位华裔馆长许杰用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这座犀牛是一件世界级的文物。这件出土于山东寿张的青铜器是商代唯一一件以犀牛为造型的青铜器，也是商代极少数没有带上抽象神秘主义风格的器皿。可是即使没有专业知识介绍，普通人也能看出这是一件多么珍贵的祀器：在满屋子纹饰复杂技艺高超的青铜器中，它显得那么古朴可爱。扇面状的招风耳、肥厚的双角、圆睁的大眼睛、微张的嘴、浑圆的肚子、壮实的短腿、斑驳的铜锈，这一切都让人向往那个悠远的过去。那时候，象征还没有滥用，修辞还没有过剩，人类还没有聪明到吟出“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样精巧的诗句却忘了犀牛真正的模样。
那是犀牛一族的好日子。三千年前的商代，亚洲的三种犀牛还远没有濒临灭绝，它们漫山遍野，无所事事。它们悠闲的姿态被一位无名的匠师捕捉在这座犀尊上。他看到的一定是苏门答腊犀牛，因为它是亚洲唯一一种双角犀牛。他一定亲眼看到了这种犀牛，否则绝对塑造不出如此逼真的青铜器。他是如何看到的？一次打水挑柴时的邂逅，还是一次围猎角逐的对抗？猎杀犀牛在商代已经很流行了，大多不是为了犀牛的皮甲和角，只是为了出游捕猎的乐趣。甲骨文有记载，商王武丁一次狩猎就获犀牛七十一头。直到春秋时期，仍有《墨子·公输篇》称“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楚国的犀牛如此之多，好像永远杀不完。春秋的楚国人不知道，几千年的环境恶化和人类对于犀牛角的贪婪，最终将使他们濒临灭绝。特别是小臣艅犀尊所雕刻的苏门答腊双角犀牛，很多动物学家认为，这种犀牛已经在野外彻底灭绝了。
小臣艅，小臣为官职，常为商王的近侍，艅为名，小臣艅犀尊故而得名。
在小臣艅犀尊的腹部刻有二十七字铭文，记载的是商王十五年征伐山东半岛人方的战役：“丁子（巳），王眚（省）夒□（京），王易（锡）小臣艅夒贝，隹（惟）王来正（征）人方，隹（惟）王十祀又五，□（肜）日。”（商王在十五年征伐人方归来，视察名为“夔”的这个地方，把当地的海贝赐给了我小臣艅，我很高兴，制作了这个器皿作为纪念。）这就是我原本想写的故事，一个甜蜜的故事，关于小臣艅犀尊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我想写我造访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这一天，正逢“鬼神专题展”。博物馆里人头攒动，似乎在乐观地证明，无论网络多发达，精心设计的实体博物馆将永生。在这个网络时代，诚然大部分展品都能在网上找到资料，可是什么都取代不了一个由专业人士苦心策划的实体展。展品的位置、顺序、介绍都是一场难得的艺术史教育。在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展厅里，多地域、多文化、跨越古今的关于鬼神的艺术品被摆放在了一起，在一尊湿婆神像旁边是一幅完成于21世纪的印度拼贴作品；在一座中国青铜大鼎之后人们看到现代中国画家的水墨人物画。这种布展格局体现了许杰的策展思路之一——将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接续起来讲一个从古至今的完整的故事。在这种思路下，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近年来重点购买了许多现代艺术品。我还想写孩子在底楼的大厅里剪彩纸，满墙的便签上写满了游客的感言，儿子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在无障碍通道上徐步行走，学美术的女孩子正盘腿坐在一尊印度佛像前素描，照相机镜头对准了最让感官震动的艺术品……作为一个在亚洲长大的人，我走在这座美国西海岸的博物馆里，感觉“亚洲”在这里被重新阐释了，这种阐释并不是粗陋简单的包装，而是换一个视角去看。自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以来，这座城市繁荣的根基就是五湖四海的移民，尤其是像许杰一样的亚洲移民。在旧金山，亚洲文化不单单是猎奇的异国情调，而是被牢牢地正统化下来，矗立在城市的最中心，“东方”到足够引起惊奇，而许杰这样贯通中西的专业人士的坐镇又防止了过度东方主义的猎奇。
二
在二十余年的策展生涯中，许杰专攻亚洲艺术，尤其是中国古代文物。许杰最为骄傲的展览是2001年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时独立策划的四川古代文物展，这个展览展出了三星堆和四川其他地区商周至秦汉的精品文物。这个耗费二百五十万美元的展览是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历史上最昂贵的展览，还被送到了包括纽约大都会和得州金珀尔艺术博物馆等北美各地巡展。这个展的每一件展品，许杰都亲自选择，逐一谈判。展览中涉及了国家的很多一级文物，为了顺利通过******的文物出境审批，他从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和得州州长小布什手中争取到了支持信，来证明这个展览对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他牵头组织了七人学术团队，由他的博士导师贝格立领衔，为展览撰写了大型图录《千古遗珍﹕中国四川省出土古代文物精品展》（Ancient Sichuan：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自攻读研究生院以来，许杰虽然定居美国，可是时常牵挂着中国的博物馆业。从2003年起，他积极参与梅隆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博物馆专业人员培训项目，参与培训了十多名中国博物馆馆长。可是在我们的交谈中，许杰直率地说，他认为当今的中国不但需要培养专业的博物馆人员，还需要一个能够理性讨论文物保护现状的平台。遗憾的是，由于沉重的感情包袱，以及国家现有法律政策的约束，这种理性的平台，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有出现。
因为历史原因，许多中国的文物瑰宝目前藏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或民间，自解放以来就不断有呼声要求将这些中国文物返还。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返还的呼声愈加强烈。可是，许杰认为，在民族感情的影响下，这样的“爱国”呼声常常以偏概全，造成“大部分海外文物都是西方掠夺”的印象，而没有就事论事，理性地讨论每一件具体文物的归属问题。流散于海外的文物，如果确有证据为盗掘和非法出口的，应当不遗余力地追索。1970年联合国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移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这项公约成了防范古代文物非法国际交易的重要政策，也是文物追索的重要依据之一。
而事实上，目前收藏于海外的中国文物，许多是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这些年间流散，非但远远早于《公约》所规定的追索年限，而且是否为“非法占有”并不明确，因为大量文物是通过商业渠道出口，而这些文物的交易，其第一层、第二层中间商大多是中国人，然后才经由西方古董商等被西方博物馆或民间收藏。对于这些文物的流散，中国本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味要求西方博物馆退回并不公道。许杰说：“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我们能做的是，在历史环境下，如何最有效地解决现在的问题。”同样是因为历史原因而散失了许多珍贵文物的韩国，在如何“最有效地解决现在的问题”上，做得比中国要好得多。韩国正在把流散在国外的韩国文物做一个完整的目录。于是，即使文物不在国内，韩国的下一代仍然能对祖国的文化遗产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而另一方面，许杰担忧当今中国对文物的破坏，比“****”时期更为严重。在“****”时，所谓的“破旧立新”使地上文物和古建筑遭到大量破坏，但地下文物很少遭难。而现在，文物有了经济价值，遭到疯狂盗掘，黑市交易猖獗。与此同时，国内的考古发展，远远没有跟上经济的高速发展。施工建设直接破坏考古遗址和地下文物的事故屡见不鲜。同样让人痛心的是，因为资金匮乏，许多被考古队发掘出的文物，长期置于条件简陋的当地基层库房，不但有可能被盗，也常因保存条件过差而损坏。许杰指出，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之一是：根据现行法律，文物都归国有，而现有的国家资金却没有能力保护收藏所有文物，同时它们又有着十分诱人的国际国内市场。于是，要根治这些现象，可行的办法之一是修改现有的文物保护法，建立公开透明的合法市场，提供国内和海外收藏中国文物的合法机会。法律可以更具弹性，譬如一级文物归国有，二级或以下文物如有大量重复品，可以在考古专家登记、研究和发表之后，斟量投入市场。这样既节省了国家资金，又尽可能多地保护文物，提供合法收藏的机会，所得的资金则能用于文物保护和研究。许杰说，大家都认同“文物是人类的共同遗产”这样的说法，向海外和民间提供文物购买的市场是宣传中华文化的最好使者。而且，因为有明确的登记和交易手续，可以永久知道文物的所在，便于跟踪。
许杰之所以如此心系中国的文物事业，是因为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在上海博物馆。而他之所以会开始博物馆工作并最终成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馆长，纯属一系列意外的产物。1980年，许杰是上海敬业中学高三理科班的学生，他热爱文学，闲下来喜欢读读古典章回小说，却因为20世纪80年代普遍的社会偏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最终决定报考理论数学专业。高考发榜，班上比他考分低的同学都陆续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而他的却迟迟未到。母亲领他去招办问询，招办说：你儿子的分数的确超线很多，但是这一届考生过多，并不是过线就能录取，你儿子有弱视，被刷下来了。
招办继续说：现在还有唯一一条出路。复旦大学分校（即日后的上海大学文学院）新开了一个文理兼收的中文系秘书专业，读两年，给大专学历，他可以读。
于是即使许杰原本填报的“理论数学”不需要百步穿杨的眼力，他却因此与第一志愿失之交臂，转而去了上海大学中文系读秘书专业。许杰笑称，他大概是上海大学文学院有史以来考分最高的学生了。而他又庆幸，塞翁失马，他因此倒读上了自己原本更感兴趣的文科。
大专两年毕业，许杰被分配到上海博物馆做馆长办公室文秘。当时的上海博物馆仍在河南南路16号的旧址，即杜月笙的中汇银行大厦。许杰主要配合馆长沈之瑜的工作，两年后，沈退休，许杰改为配合新任馆长马承源和副馆长汪庆正。短短四五年中，许杰在文秘工作之余从这些儒雅的上司那里学到了许多文物知识：沈之瑜的甲骨文、马承源的青铜器、汪庆正的陶瓷……尤其是马承源馆长，对这位秘书青眼有加，鼓励他不要局限于文秘工作，多钻研文物专业知识，多学习外语。当时的马承源，已经在上海博物馆工作了近三十年。在他经年累月的影响下，上海博物馆已经成为国内青铜器收藏的一大重镇，馆藏丰富。现成的学习资料加上专家马承源的点拨，成了许杰入门青铜器研究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考古界渐渐向外开放，上海博物馆的对外交流活动逐年增多。因为英语特长和对上海博物馆藏品的专业了解，秘书许杰不久被调到了上海博物馆的文化交流办公室从事翻译，经常接待外国学者，介绍博物馆馆藏。1988年，著名青铜器专家、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罗伯特·贝格立来上海博物馆，许杰陪同翻译了近两周。到最后一天，他送贝格立去机场，两人聊起普林斯顿大学。对于这所大学，当时的许杰只知道一件事：“我听说普林斯顿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叫爱因斯坦。”半年后，贝格立教授来信，邀请许杰申请这所“爱因斯坦的学校”，做自己的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