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的父亲出身农民，但为人精明，趁着法国大革命时代巧妙钻营，当上了供应军粮的承包商，经营过呢绒买卖，还当上了图尔市的副市长，家庭逐渐兴旺起来。1797年，年近50岁的老巴尔扎克娶了年方18岁的银行家的女儿，这就是巴尔扎克的母亲。这对夫妻相差33岁，所以巴尔扎克稍大一些时，人们常常把他年轻美丽的母亲误认为是他的姐姐。
巴尔扎克虽然是家中的长子，却很少得到家庭的温暖，出生后不久便被送到图尔市近郊，由一个宪兵的妻子抚养，几乎被家人遗忘。稍大一些，他又被送到旺多姆教会学校寄读，过着极其严格的幽禁生活。巴尔扎克对母亲的印象先是害怕，后是冷淡，最后发展到憎恨。他曾这样回忆道：“我从来没有母亲，她实在太可怕了。”
巴尔扎克小时候很爱读书，老是溜到图书馆去看所谓的杂书，对正经的功课却不放在心上，所以学习成绩很不好。有一次参加会考，只有35名学生，他竟名列倒数第四。由于无节制地读书，他得了神经衰弱症，整天精神恍惚，像个梦游症患者，最后被学校送回家中。
15岁时，巴尔扎克随父母迁居巴黎，17岁时进入法科学校就读，课余曾先后在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当差，同时旁听巴黎大学的文学讲座。这时的巴尔扎克依然喜欢读杂书，但是不敢荒废学业，终于以超人的忍耐力完成了学业，顺利进入了大学。
20岁那年，巴尔扎克突然对父母说，他想当一名作家。父亲听了认为他是异想天开，对他又是劝，又是骂，就差没有动手打他了，但还是说服不了儿子。无奈之下，父亲只得跟他订了个“条约”，给他一年时间的自由，如果能写出能证明他确有文学才能的作品，就让他继续往下写；如果写不出来，就得老老实实地学法律。
从那时开始，巴尔扎克就开始了他的文学战斗生活，巴黎圣安东郊区莱特居耶尔街九号五层楼的一间阁楼，便成了他献身文学的起点。一年过后，他写出了小说《克伦威尔》，可惜出师不利，这部小说失败了，父母向他发出最后通牒。巴尔扎克不想回头，固执的踏上了“卖文”为生的艰辛道路。为了生存，他写过不少“日常消费”的浪漫小说，它们光怪陆离，杂乱无章，粗制滥造，巴尔扎克的唯一收获就是从中吸取到了一些教训。
巴尔扎克见写小说这条路走不通，就与人合作出版古典丛书，结果亏了本，负债1.5万法郎。他索性孤注一掷，靠借贷独自办起了一家印刷厂。他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穿着一件衬衫，蓬头垢面地站在七架印刷机和24个工人中间，又是帮忙排字，改正铅字盘，又是同书贩和纸商们讨价还价，可是到头来印刷厂还是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
接着，巴尔扎克又开始进行铸造新铅字的实验，结果结算下来，欠债九万多法郎。在如此一番折腾后，巴尔扎克倾家荡产，负债累累。
为了驱除噩梦一样缠绕着自己的巨额债务，巴尔扎克不得不拿起笔来，写小说换钱。他是个写作狂，一拿起笔来就像着了魔一般。他常常半夜起床开始写作，穿着那件白色的卡西米亚出产的料子做成的肥大袍子，伏在桌子上写作，一直写到第二天傍晚，一天一夜中只不过睡六个小时。写累了，他就走到窗户边，靠着窗边休息五六分钟，俯瞰一会儿静静地睡着的巴黎街道。有时为了构思作品中的一个场景，他常常交叉着手臂，在书房中踱来踱去。忽然想起来什么，他便立刻坐下来，飞快地把他想到的东西写在纸上。因为常常熬夜，他的脸色变得发紫。
巴尔扎克一进入写作状态以后，就会忘记身边的一切。有一天早晨，他的一个朋友大老远地来看他，见他正在专心致志地伏案写作，就没好意思打扰他，独自坐在一旁等候。午餐的时间到了，佣人给巴尔扎克端来了午餐，那位朋友以为是招待自己的，加上肚子饿了，就不客气地把它吃光了。他又等了一会儿，巴尔扎克仍然还在埋头写作，就悄悄地离开了。
这时，巴尔扎克忽然感到肚子饿了，便搁下笔起身找东西吃。他的目光落在桌上，发现了被那个朋友用过的餐具，以为饭菜是被自己吃光的，不由责备起自己来：“你这饭桶，吃了还想吃！”说罢，就又坐下来继续写下去。
还有一次，巴尔扎克为了消除连日紧张写作的疲劳，早晨一起来就出去散步。为了不使来访者久等，他用粉笔在门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大字：“巴尔扎克先生不在家，请来访者下午来！”
巴尔扎克一边散步，一边思考着正在创作中的小说情节和人物安排，不知不觉间他走到自己家门口，正要推门进去，忽然看见门上的粉笔字，很遗憾地长长叹了一口气：“唉！原来巴尔扎克先生不在家。”说完，转身就走了。要不是佣人及时发现，把他拉了回来，真不知他会在外边转悠多长时间呢！
就这样巴尔扎克一直写到1829年，小说《朱安党人》问世，他才算有了名气，但那座债务大山还压在他头上，他必须继续写下去。他的创作速度极快，每年都要写四五部小说。他的《赛查·皮罗多》是在25小时内写成的，《乡村医生》用了72小时，而长达几十万字的名着《高老头》竟是在三天内一气呵成。
为了保证写作时头脑清醒，巴尔扎克嗜浓咖啡如命。他写作时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但他有个习惯，一边写作一边呷着浓咖啡。
他喝的咖啡既不加牛奶，也不加糖，要熬得发苦才肯往肚子里喝。据他自己说，只有这样才会对他产生奇异的刺激效果。巴尔扎克也知道，大量喝浓咖啡会伤害身体，所以他对朋友这样说：“我将死于三万杯咖啡！”
巴尔扎克真正的写作动力当然不是来自咖啡，而是来自他的坚定信念和追求。他在书桌上摆着一尊小型的拿破仑塑像，塑像边上写着这样的座右铭：“他用宝剑未能完成的大业，我将用笔杆来完成。”他还说过，拿破仑“把千军万马注入自己的血液”，“我将要把整整一个社会装在自己的脑袋里”。巴尔扎克写得快，但绝不糊弄，他对文学创作的态度从来都是精益求精。他在修改作品上所花费的劳动，决不亚于写作初稿时所付出的精力。每当印刷所的人来取走了他在夜里刚刚写完的墨迹未干的稿子，同时也会给他带来他需要修改的校样。有时他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动，有时他是整段整段地删，一片一片地往上填。当时稿子修改重新排印，作家要拿出一些费用，尽管巴尔扎克急于还债，但他在这方面绝不吝惜。不管出版商怎样催促，他不把作品改到令自己满意的程度，就绝不允许付印。有一次，一家报纸的主笔没有等到巴尔扎克最后定稿，就把他的小说付印了，巴尔扎克对此非常不满意，从此以后便和这位主笔断绝了来往。
巴尔扎克修改自己的作品并不局限在字句上，每一次修改都在内容上有所改进。例如《欧也妮·葛朗台》先后出版几次，老葛朗台财产的数字都有变动。在初版中，老葛朗台结算投机生意的利润比实际利润少些；1843年再版时，这个数字超过了预算的两倍还多。这样的修改告诉人们，老葛朗台不仅是一位聪明的投机家，而且还是一个吝啬鬼。在1833年的版本里，老葛朗台扎的是白领带；到了1839年的版本里，就改成了黑领带，黑领带更符合葛朗台的吝啬性格。
巴尔扎克坚信文艺创作来自生活，只有丰富的现实生活才能给创作提供取之不竭的源泉，因此他经常深入实际进行体察。他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来到贫穷工人的集居地，进行细致的观察。有一天，巴尔扎克先是独自在街上徘徊，后来在剧院散场后，尾随一对从剧院刚走出来的工人模样的夫妇，认真倾听他们在路上的谈话，一直听到他们走进自己破旧的家。
巴尔扎克对待创作十分严肃认真，就连小说中一个主人公的名字也要反复琢磨，从不马虎从事。有一次，他给《巴黎杂志》创刊号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有着悲惨的遭遇，巴尔扎克想给他起一个和他的命运相称的名字，苦苦思索了半年，仍然没有结果。这件事被他的一位朋友知道了，就建议他到街上读一读招牌上的姓氏，或许可以受到启发。巴尔扎克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和那位朋友一同走上了巴黎的大街。
走着走着，巴尔扎克在一家铺子的门上发现了一位裁缝匠的姓氏“Z·马卡”，就把它记了下来。回来以后，巴尔扎克就用Z·马卡做了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还用它做了小说的标题。那位朋友有些不解地问：“街上的名字那么多，你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个名字呢？”
巴尔扎克回答道：“‘Z’是26个字母中最后的一个，它能使人联想到一种宿命的东西。字母‘Z’的形状也很像受压抑的姿态，这样的姿态和小说中主人公的坎坷遭遇是相一致的。而且，那两个音组成的‘马卡’也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
为了清除债务，巴尔扎克整整写了20多年，直至弥留之际，他的心中还是念念不忘尚未完成的书稿。他恳切地要求医生把实际病情告诉给自己，医生没有直接答复他，而是反问道：“你完成那些工作还需要多少日子呢？”
巴尔扎克说：“六个月。”医生遗憾地摇摇头。
“六个月都活不成吗？那六个星期行不行？”
医生还是摇摇头。
“那么六天总行了吧？我还可以写个提纲，或者把已经出版的50卷校订一下！”
医生没有答复他，只是劝他赶紧写遗嘱。
“什么？难道只有六个小时了？”
就在巴尔扎克急切地想知道他还有多长时间可以用到写作上时，死神已经悄然来到他的身旁……
文学小常识
《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一直有个愿望，那就是使自己写的小说成为19世纪法国整个社会的历史。他早就有意把自己写过的小说和计划写的小说汇成一个总集，直到临死前几年才确定了《人间喜剧》这个总题目。《人间喜剧》包括91部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小说，他将这些作品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三大类，其中风俗研究最为重要，数量最多，又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军事生活、乡村生活等六大场景。风俗研究这一类中的主要作品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贝姨》、《邦斯舅舅》、《农民》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间喜剧》
评价极高。马克思说：“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中，给我们提供了法国社会最佳的现实主义历史。”恩格斯说：“我在其中学到的比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家、经济家、统计家的着作中所能学到的还要多。”
文学家逸闻
弄假成真
巴尔扎克曾在一篇小说中描写了一位年轻的修女贞娜，受修道院长派遣去巴黎办事。她突然进入五光十色的尘世，不由得变得迷惘起来。
她在花园里被人初次强吻，她买了一件花衫，穿上就舍不得脱下，最后她干脆就留在巴黎了。
这篇小说发表后，一个修道院的院长看到了它。
恰巧这个修道院里有一个年轻的修女也叫贞娜，院长大为恼火，他让贞娜读了这篇小说，并命令道：
“你立即去巴黎，找到这个犯下十恶不赦大罪的巴尔扎克先生，让他忏悔，为修道院恢复名誉。你一定要办到，否则就不要回来了！”贞娜到了巴黎，找到了巴尔扎克，把修道院发生的一切讲述给他听，请求他为自己洗刷不白之冤。
巴尔扎克听了贞娜的讲述后，说道：
“你所应该做的事，我不是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吗？
你还犹豫什么呢？
我劝你脱掉这身黑道袍，希望你懂得什么叫欢乐和爱情。你应当学会欢笑。
走吧！
走吧！
不过以后的路要走得正。”
既然修道院回不去了，贞娜就真的留在了巴黎。
一年以后，有人在一家酒馆里看到了贞娜，她和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快活而幸福，而且楚楚动人。
文学家逸闻
巴尔扎克与司汤达
1838年，巴尔扎克在《立宪报》上读到了法国作家司汤达（1783～1842）创作的长篇小说《巴尔玛修道院》中描写滑铁卢战役的那一章时，立刻动笔给朋友写信说：“我简直起了妒忌的心思。我为《军人生活》（我的作品最困难的部分）梦想的战争，人家写得这样高妙而真实，我是又高兴又痛苦，又迷茫又绝望。”
不过，巴尔扎克还是战胜了自己的妒意，第二年写出了长篇的《司汤达研究》，对《巴尔玛修道院》大加赞赏。在文人相轻的社会风气中，巴尔扎克这种做法是许多人无法理解的，有的批评家甚至诬蔑巴尔扎克接受了司汤达的贿赂。巴尔扎克心怀坦荡地说：“我写那篇谈论司汤达的文章，是大公无私的，诚心实意的。”
长期以来司汤达的作品一直不为出版商们所看好，寄出的稿子总是被退回来，但他从不灰心。他有一条座右铭：“谁只要干白纸上写黑字这一行，别人说他笨拙，就不应该惊讶，更不应该生气。”直到1831年，司汤达终于大器晚成，他的代表作《红与黑》问世了，作品中所塑造的“少年野心家”于连是一个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已经成为个人奋斗的野心家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