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文学朝圣
挪威首都奥斯陆南边的小城希恩，保留了很多北欧中世纪的建筑，尤其是城中那座塔楼高耸的大教堂，更让人们惊叹不已。有一天，一个满头鬈发的孩子从教堂前路过，突然吵着要陪伴他的女仆带他到塔楼上看看。女仆拗不过他，只好带着他登上了塔楼。当这个孩子从高空中看到广场上的车马只有火柴盒一般大小，行人好像蚂蚁一样，兴奋得拍手欢呼起来。
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成为“挪威民族骄傲”的世界知名的戏剧大师易卜生。长大后，那种站在高空看世界的感觉，一直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他在《在高原》一诗中这样写道：“我从高处看人群，看清了他们的真正本性……”
易卜生的父亲是个木材商人，家境殷实，家中的很多陈设都如同工艺品一般。易卜生最喜欢玩耍的地方是家中二层阁楼内的一个尖顶小屋，他在屋子正中搭了一个小舞台，自己演木偶戏，就这样接受了戏剧的启蒙教育。
易卜生八岁那年，他父亲生意做失败了，只好宣布破产，一家人搬到小镇附近的文斯塔普村居住。家庭环境的变化，人情势利的社会风习，在幼小的易卜生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15岁时，由于生活所迫，他前往格利姆斯达城谋生，进入一家药房当学徒。六七年的学徒生活，使他看清了“体面的”市侩们的庸俗、狭隘和自私，看到了贫富阶层的尖锐冲突。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一有余暇，他就找来莎士比亚、歌德、拜伦的作品阅读，渐渐培养起了创作兴趣，便自己动手写诗，还自学起了拉丁文。
1850年，22岁的易卜生前往奥斯陆参加医科大学入学考试，因为希腊文、数学和拉丁口语成绩不好未被录取。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席卷整个欧洲，易卜生在它的影响下，结交了文艺界的一些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朋友，积极地为《工人协会报》等刊物撰稿。他还以《觉醒吧，斯堪的纳维亚人》为题，写了一组十四行诗，号召挪威和瑞典共同出兵支援丹麦，抗击普鲁士侵略者。1850年，在一位朋友的资助下，他的第一部历史剧《卡提利那》出版了。在这部剧中，他把罗马历史上的“叛徒”写成一个为维护公民自由而斗争的优秀人物，表现出了他的反抗精神。
1851年秋天，已经小有名气的易卜生为卑尔根剧院创作了一首序曲，得到了剧院创办人、着名小提琴手奥莱·布尔的赏识，把他聘为寄宿剧作家，兼任编导，约定每年创作一个新剧本。从1852年到1857年，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他参加编导的剧本不少于145部，在戏剧创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857年，易卜生转到首都剧院担任编导。过了几年，剧院破产，他背上了上千元的债务。为了避债，他想到丹麦研究戏剧和文学，请求国王给予900元的游学费用，却没有成功，这让他心里很不快。1864年，普奥联军再次进攻丹麦，挪威统治者不出兵援助，致使丹麦惨败，这件事情加深了易卜生对挪威统治者的愤怒，再加上一些政客和善变的自由主义分子不停地对他进行恶毒攻击，他一气之下就离开挪威去了国外，在国外住了26年，其间只回国两次，仅仅是短暂逗留。
易卜生离开祖国并非是不爱她，他即使人在异乡，仍然对故土念念不忘，经常阅读挪威报刊，为它们写稿。
只要碰到挪威人，他就变得很高兴。他曾对一位看不懂他的戏剧的德国读者说：“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必须先了解挪威。”
1874年夏天，客居丹麦的易卜生，约挪威的一位女作者劳拉到哥本哈根见面。
易卜生原以为劳拉是个渊博的女学者，见面后才知道她不过是个20岁的姑娘，很是惊喜，还给她起个绰号叫“小鸟”。后来劳拉与丹麦人基勒结了婚，基勒是个学监，脾气有些古板，但为人善良正派。新婚后，夫妻俩的生活非常美满，易卜生还去看过他们。不久，基勒患上了重病，医生建议基勒去瑞士或意大利疗养，否则病情可能会加重。为了救丈夫的命，劳拉瞒着他私自去借了一笔债，撒谎说这是她得到的一笔稿费，然后就陪同丈夫疗养去了……疗养结束后，他们前往慕尼黑看望易卜生。劳拉把私自借债的事跟易卜生说了，易卜生劝她把这件事如实告诉丈夫，可是劳拉没有听他的。债务终于到期了，劳拉还不上钱，一时着急，竟在票据上签了假名，但她没敢把假票据用出去，很快就将它撕掉了。然而，纸究竟包不住火，这件事情最终还是被丈夫知道了。劳拉万万没想到，丈夫居然拒绝原谅她百般无奈之际的行为，认为这是奇耻大辱，盛怒之下还痛骂了劳拉，并提出离婚，委屈的劳拉只得同意了。
这件事情引起了易卜生的思索，他回想起前些日子读到的挪威女作家科莱特的小说《职业的女儿们》，书中所宣扬的争取妇女自由解放的思想给了他很大启发：现在的家庭，几乎与封建时代一样，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仍然是男人的玩偶。于是，他就动手写出了剧本《玩偶之家》。剧中的女主人公娜拉，就是以劳拉为原型塑造出来的；男主人公银行经理海尔茂的身上，则有一些基勒的影子。
《玩偶之家》剧本出版两个星期后，就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次公演，立刻引起了轰动，同时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很多人指责这出戏鼓励妇女不顾家庭、丈夫和女儿，独自出走，简直是伤风败俗。还有人好心地劝说易卜生把结局改一下，让娜拉放弃出走的念头。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易卜生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继续创作出《群鬼》、《人民公敌》等戏剧。这些戏剧的结尾都像《玩偶之家》一样引人思索。娜拉出走后，她能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横亘在观众心头的大问号。同样，在《人民公敌》的结尾，坚持真理的斯多克芒医生成为孤独的少数派，不但自己失去了工作，连同情他的女儿、朋友也都失去了工作。他今后怎么办呢？这又是一个大问号。易卜生在他所创作的揭露现实的戏剧中，没有走传统戏剧的老套路，让全剧的所有问题都在剧情高潮中得到解决，而是提出问题让观众去思考，因此他被称为“伟大的问号”。
易卜生不仅通过剧情激发观众的思考，也向其中注入他对人生意义的理解。1867年，他创作出了诗剧《培尔·金特》。这部戏剧一反易卜生作品的风格，运用大量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梦幻境界和形象，但是观众完全能够理解剧作家的深意。《培尔·金特》临近结尾时，闯荡完世界的主人公回到家乡，拿起一个洋葱剥起来，他剥去一层又一层，剥完了所有的皮，什么也没有找到。易卜生通过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性的情节，突出了这样一个哲理：自私而专横地向生活索取的人，最终必然一无所有。
《玩偶之家》上演时，劳拉也去看过。尽管易卜生在剧中把娜拉写成正面形象，但这件事给劳拉的伤害太深了，在舞台上看到自己过去的生活，她感到异常痛心。最让她感到不快的是，剧中的海尔茂对娜拉的父亲进行了攻击和指责，劳拉担心这会使自己的父亲遭到误解，就愤然与易卜生绝交了。一直到易卜生死前的三四年，这对忘年交才抛却前嫌，恢复了友谊。当易卜生得知《玩偶之家》竟给劳拉带来了这么大的痛苦时，竟悔恨地哭了。从此以后，易卜生就像父亲爱女儿一样关怀着劳拉，藉此来补救自己无意中造成的伤害。
1891年，易卜生以着名作家的身份回到他的祖国。他后期创作的《建筑师》和《当我们死而复醒时》都属于自传性质的作品。晚年的易卜生一直生活在不治的重病之中，1906年5月26日，当家里人安慰他说病情已经日渐好转时，易卜生摇摇头，不以为然地回答了一句：“完全相反！”
说完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易卜生逝世后，挪威议会和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挪威的名人墓地救世主墓园中，与挪威国歌歌词作者比昂松、艺术家蒙克、数位前首相和前议长为邻。易卜生的墓碑是黑色大理石做的方尖碑，简洁高耸，在墓园中独一无二。碑上只刻着一把锤子，没有任何文字。墓碑的设计者认为，易卜生的思想全都体现在他浩瀚的作品中，完全无需在碑石上记述其生平，一把锤子足以体现他的惊世骇俗和激进有力的思想。
文学家逸闻
巧妙脱险
1851年7月，挪威的一位工人领袖阿特卡特等人突然被警察逮捕了。易卜生是阿特卡特的好朋友，警察也同时对他家进行严密的搜查。因为事出仓促，有些重要的秘密文件都堆放在地板上，来不得收藏起来。这时候易卜生哪怕对这些重要文件多看上几眼，也可能引起警察的怀疑。他没有那样做，而是郑重其事地装出要把一些文件隐藏起来的样子，而这些文件恰恰是无关紧要的。
这样一来，警察的注意力就被吸引了过去，对地板上的重要文件看都不看，而把易卜生想要隐藏起来的文件全都没收带走。他们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违禁的东西，易卜生就这样巧妙地避免了被逮捕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