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音乐舞蹈艺术源远流长，并且和宫廷、官场有着不解之缘。
在远古时代，音乐同氏族的宗庙祭祀、部落的庆典仪式密切相关。先秦保存了大量远古氏族的习俗，进行这些活动必不可少的乐舞也就受到高度重视，故乐舞常常被置于“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相传帝颛顼命飞龙作《承云》，帝尧命质和瞽叟作《大章》，帝舜命质修《九韶》，以及武王命周公作《天武》，就是为了祭上帝，明帝德，歌文治，颂武功。先秦时，乐舞被用于宗庙祭祀，朝廷庆功，政治外交，并且有严格的定制，不可乱来。《左传·襄公四年》中记载一个故事：鲁国的大夫穆叔出使晋国，晋悼公奏乐迎接他，先奏《肆夏》之三，穆叔不上前拜见，再歌《文王》之三，穆叔仍原地不动，最后乐工歌《鹿鸣》之三，穆叔才上前拜见晋悼公。原来用钟鼓奏《肆夏》是天子宴请诸侯时用的乐，歌《文王》是诸侯相见时所用之乐，歌《鹿鸣》才是国君接待大夫之乐，穆叔为鲁大夫自不能受《肆夏》和《文王》之礼。
汉魏时期，出现了官府的音乐机构：乐府，主管乐舞，并设立了官职。李延年就曾任协律都尉。乐府机构庞大，最盛时人数达千人之多。历史上，与乐府齐名的官府音乐机构是教坊，专门掌管教习乐舞。教坊中训练十分严格，有专门教师教授，每年以学生的学业成绩对教师考定上中下三级，申报礼部。十年大考评一次，礼部还要进行复核。当时的教坊成为天下乐舞精英荟萃之地，名家如云，高手如林。
唐玄宗李隆基，生性风流，精通音律，他以着名的《霓裳羽衣》大型乐舞将古代乐舞艺术推向了高峰。历代诗歌和传奇小说都曾经着力描写《霓裳羽衣》，把这部乐舞的声色之美同唐玄宗李隆基、贵妃杨玉环的恋情故事揉合在一起，为人津津乐道。就艺术成就而言，《霓裳羽衣》堪称唐乐舞的绝顶，以讽喻着称的白居易，对这部乐舞也倍加赞赏。他在《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中评价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并在这首诗中，对《霓裳羽衣》的服饰、音乐和舞蹈一一作了描述，为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记录：舞伎身着“虹裳”、“霞帔”，头戴“步摇”，盛饰钿璎玉佩。乐队磬箫筝笛次第发声，奏过“散序”六遍，至“中序”方入舞拍。此时舞伎翩翩起舞，“飘然转旋回雪转，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裙时云欲生”，渐而风袖低昂，如仙子凌虚招引。“曲破”（高潮）时“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最后听得长引一声，乐舞出人意外地嗄然而止，在“仙境”的“忘我”中结束。《霓裳羽衣》的最佳表演者就是贵妃杨玉环，“尽日君王看不足”的就是杨妃的舞姿。因此，陈鸿在《长恨歌传》中认为杨玉环是踏着《霓裳羽衣》的节拍登上得宠受幸的台阶。
这“可掩前古”的《霓裳羽衣》并非乐工所作，而是出自当朝天子唐明皇李隆基之手。民间将其神话，传说这是李隆基畅游月宫，见仙女歌舞，突发灵感而作。这位唐明皇，其实是半截“明星”，半截“昏君”。但他不输文采和风骚，“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他在宫中辟有“梨园”两处，选入宫廷歌舞艺伎几百人，称之为“皇帝梨园弟子”，由他亲自教练，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他宫中的“勤政楼”，并不以勤政着称，却以游乐驰名。倘有宴集，他就率领臣僚在那里观赏歌舞百戏，作终日之乐。他把自己的生日定为“千秋节”，每年这一天，勤政楼前更是“君臣共为荒乐”，以致民间怨声载道。他很欣赏西域乐舞，自己就善击西域传入的羯鼓，并称羯鼓为“八音之领袖”。他的宠妃杨玉环以及先为宠臣，后为叛贼的安禄山都是胡旋舞的里手，白居易在《胡旋女》中曰：“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由于唐玄宗李隆基以皇帝身份倡导歌舞而诸多创设，他在歌舞戏曲史上赢得了声誉。“梨园”成了后世戏班的雅称，他竟然成为戏班礼拜的护法神式的祖师爷。盛唐时期的宫廷乐舞的繁盛和佳作的诞生，的确是领受了这位艺术护法神的恩惠。
宋朝的时候出现了类似旧中国上海“大世界”的游乐场，人们称之为“瓦子”，又称瓦舍、瓦市或瓦肆，是一种大型固定游艺场所。瓦舍，原在北宋盛行，汴京城内有五十多座。靖康之变后，康王赵构建都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当时驻军较多，官员集中，他们大多是南渡的北方人，于是有官员在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伎艺，以为官吏、军卒暇日娱乐，瓦舍便在临安兴盛起来，并设有专门的官府管理机构。众多瓦舍中以众安桥的北瓦最大，有勾栏十三座。所谓勾栏，就是用有图纹装饰的栏杆围成表演技艺的场地。北瓦中表演项目很多，如嘌唱、唱赚、说唱诸官调、舞蕃乐、杂剧、杂班、影戏、傀儡戏等，使人目不暇接。南宋小朝廷不取前训，偏安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官吏们也不励精图治，收复失地，而游于瓦舍，听书观戏。有些官员势大钱多，还在家中畜养家伎。一时间，豪门贵族，王公官宦畜养歌舞家班之风甚盛，以供其家庭宴享娱乐。至今，我们从宋代马远的《华灯诗宴图》中还可看到当时官员们养伎听唱观舞的情景。
元代以后，戏曲逐渐成熟，由于比单纯的乐舞更有趣，因此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官员们娱乐的主要方式。清代，看戏就是官员的重要娱乐活动。官员毕竟不同于普通百姓，所以他们看戏有自己的特点。
清代规定，官员不许到戏园看戏，违者严厉处分。其规定，如乾隆二十七年奏准：“在京如有需次人员（侯补官）出入戏园酒馆，不自爱惜名器者，交步军统领顺天府及五城御史严行稽察，指名纠参，以示惩儆。”乾隆四十二年，有个叫德泰的员外郎就因为到戏园看戏被参革，并被痛打了一百杖。官员虽然不许到戏园里看戏，但可以叫戏班到会馆、宅邸中演堂会戏。官员举行团拜活动，都要演戏，即堂会戏。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中记有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浙江省同乡京官在越中先贤祠团拜演戏的情况：“是日，浙省同乡在越中先贤祠团拜，演剧设宴。余亦往观剧，到者约五六百人，皆浙人……夜四更，犹未息鼓。”京师的官吏数量最多，官场堂会戏最多。据《梨园旧话》的作者，经常筹办官场戏事的京官倦游逸叟说，他每年能看到京官各类堂会戏不下二三十次。《歧路灯》也说到京中官场堂会戏多：“大老爷们在京中，会同年，会同乡，吃寿酒，贺新任，那好戏也不知看了多少。”康熙后，官场一直盛行办“戏酒”的风气，如摆酒席必然唱堂会戏，一边饮酒，一边看戏，所谓“演戏佐酒”，戏完后还往往要给戏伶赏钱。张宸的《平圃遗稿》里就有这种记载：“康熙壬寅奉使出都时，相知聚会都用清席，至癸卯还朝，则无席不梨园鼓吹。梨园封赏，初止一百文钱，后则千文以为常，至有给纹银一两者。一席之费要花二十两银。”官场举办堂会戏，都是传令民间戏班到某处去演唱。这是乐了当官的，苦了演戏的，他们不仅要按时赶去演出，还得自掏腰包作路费，官家向来是一毛不拔。戏班是又苦又累又赔，还不得出差错，演砸了就吃不了兜着走，特别当官员传戏是为孝敬讨好上司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