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诉苦灯会
1925年初，以推翻封建压迫和剥削为诉求的农民运动在全国各地得到迅速响应。6月下旬，在益阳县城资江南岸的大渡口，一位携带行李的年轻人匆匆下了船，随后朝附近兰溪方向走去。
这位身穿灰色长袍的青年男子叫袁铸仁，几年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作为中共党员，他此次回到家乡是奉上级组织指示，以兰溪高等小学堂教师身份为掩护，吸收和发展党团员，组建益阳党组织。之前，兰溪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涌现了余璜、余达才等许多基层农会积极分子，群众基础较好。1924年6月，欧阳笛渔还在兰溪乡金家堤村建起中共湘区第一个农村支部。袁铸仁的到来，无疑使零散自发的农民运动有了更强大的组织保证。通过数月的串联和发动，他在益阳城郊建立了3个乡农民协会，在兰溪组建了泥木、染织、航运、理发、铁业、篾业等13个行业工会，并将触角延伸到益阳县城。
1925年底，益阳人廖剑凡（后改名高文华）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结业回湘，被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往老家长春乡风堆仑村担任省农运特派员，指导农民协会开展工作。廖剑凡的大本营设在著名的廖氏宗祠内。这个始建于1922年的砖木结构四合院是中共红色斗争的历史见证。它分前后两进，进深27米，高约9米，前有楼门，内有厅堂，中有宽敞的天井，大小房子共19间，青瓦青砖，非常气派。1937年，廖剑凡之父廖若冰在此创办作育学校，作为益阳、常德中心县委的活动中心。不久，益常中心县委书记帅孟奇在此建立党支部，它成了一处十分重要的秘密据点。
回到益阳不久，廖剑凡即与袁铸仁取得联系，二人商定在靠近廖氏宗祠的南湖圫（今资阳区长春镇）建立党支部。此后，益阳城资江两岸陆续建立若干中共基层支部，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形成一支紧密而坚强有力的革命网络，为益阳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掀起全县工农运动高潮，扩大南湖圫党支部的声威，廖剑凡等人筹划，决定利用元宵节益阳各地流行耍龙灯的传统风俗，采取城乡配合、联合行动方式，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诉苦灯会，设想得到时任县委负责人袁铸仁的积极支持。其时夏曦恰巧回乡，也帮忙出谋划策。廖剑凡发挥自身优势，缜密安排，负责组织城郊农民进城耍龙灯。县城党员则以文昌阁为驻地，在袁铸仁的宣传和发动下，组织码头搬运、簰筏、手工业工人、店员、人力车夫和市民，精心印刷了数万份传单和标语口号。从湖北回乡的职业革命者曾三和从长沙回到益阳的大学教授廖六如等人负责草拟《诉苦歌》歌词。很快，所有计划在春节前准备妥当。
1926年农历元宵节夜晚，皓月当空，万家灯火。晚8时许，在美丽的灯影映照下，1000余人的农民灯龙队在长春垸灵官庙一带集合完毕，从城西三堡接城堤鱼贯而入，与城区工人、市民组成的队伍会合，形成一支多达万余人声势浩大的宣传长龙。队伍前面以16个流星开路，人们举着灯笼，背起农具，赶着耕牛前往县府请愿。数以千计的龙灯上书写“工农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取缔苛捐杂税”、“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惊天动地，十多里的长街上，灯火辉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宣传队一边散发传单，一边耍灯演唱《诉苦歌》（原件藏中央档案馆）。歌词唱道：
吴佩孚，张作霖，专门卖国降敌人，吃的山珍和海味，
穿的绸缎与呢绒。只有工人和农民，苦得要死冇人问，
婆娘孩子一窝箩，半吃萝卜半打饿。若要讲，穿衣服，
有了烂褂无烂裤；茅屋子，冒得壁，发风落雨空着急，
无吃无住又无穿，哇喔唏喊真可怜；汗流尽，血榨干，
农民更是苦难言，写田作，要押金，纳起租来更不轻，
东家六成佃四成，除去种子和牛工，再加杂销和灰粪，
扶起扮桶很少剩。近年来，更不同，苛捐杂税逼死人。
这两贼，不打倒，国家人民何得了？卖国贼，洋强盗，
大家一起来打倒。消灭了，这些人，我们才能享太平。
面对盛况空前的元宵演唱，群众争相围观，无不随着唱词起落而点头称道，心生共鸣。人群中，还不时暴发出阵阵“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天亮时分，龙灯终于耍到城内南门口县政府门前，队伍的情绪顿时激奋起来，随即有人站出来递上请愿单，义正词严地向县府提出减免苛捐杂税的要求，慑于群众浩大的声威，当局只得当即应允。
此次元宵诉苦灯会，实际是一次规模巨大、独出心裁的游行示威。它成功地唤起广大群众觉悟，激发了其革命热情，成为益阳工农运动走向高潮的前奏曲。
大渡口码头工人罢工
经过多年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益阳市大渡口码头工会工人已达70余人，在城区各码头中名列前茅，但一直受到把头臧润生的欺压和剥削。臧润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他不仅侵吞工人40%的工资，而且连余下的60%也不及时付给他们。他常常把这些血汗钱私自存入钱庄获取利息，中饱私囊。
1947年9月下旬，一位叫陈其生的工人因为连续六七天领不到应发的工资，一家五口生活陷入困境。家中揭不开锅，小孩又患上病，万般无奈下陈其生找到把头臧润生要工资，臧不但不给，反而恶言辱骂并将他痛打一顿。他的不幸遭遇在码头工人中激起怒火，不少人为其鸣不平。在工人们的推举下，李汉城和陈其生被选为代表，要求直接向物资托运单位支取力资，并收回把头的中间剥削。
得到闹事的消息后，臧润生一边向物资单位招呼封锁力资领取权，一边置备厚礼，贿赂收买县总工会理事长张鸿春。张是1945年靠在紫窖洲筹组木簰工会起家的水上一霸，十足的工贼。他将陈其生狠狠训斥一顿，随后又赶赴工地召开全体工人大会，勒令工人无条件服从与把头四六分成的力资分配制度。工人们怒不可遏，次日，整个码头全体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罢工抗议。
张鸿春和臧润生见形势不妙，赶忙纠集田佑东、龚腾芳等另外几个把头聚会助阵。人和码头的把头田佑东、龚腾芳和周菊生人称“天、九、斧三把叉”，他们纠集了所谓的“六大金刚”，成为统治工人的一股恶势力。另外，还请来县府社会科长、警察局长、警察所长、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找来包括绰号“千斤大力士”在内的打手40余人，腰挎驳壳枪，手执短棍等凶器，扬言要“血洗大渡口，将闹事工人杀得一个不留”。面对来势汹汹的镇压者，码头工人不甘示弱，准备了大堆砖头石块，手持扁担，静坐在码头煤坪里，摆出一副要同归于尽的姿势。在附近河边劳作的百余名簰筏工人见状，立即携带铁头簰钩，纷纷前来为罢工工人助威，邻近农村两三百农民也闻讯赶来。一时间，大渡口聚集了数百号人，弓在弦上，一触即发。
张鸿春见此情形，自知在点燃火药桶，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改变了策略，以磋商为名，将李汉城和陈其生诱骗到县政府，随即将其关押起来。在此后的三天四夜之中，时任县长田植和社会科长轮番审讯二人达4次之多，软硬兼施却始终未使其屈服。此时，罢工一直在延续，积压在码头的货物与日俱增，因为船多，一些驳船甚至无法泊岸。把头们无计可施，面对巨大的损失，只好坐下来与工人们谈判。经过反复协商，最后达成两项协议：起坡货物力资由码头工人自己与托运单位直接结算；下河物资力资，仍照章与把头四六分成，把头不得无故克扣或延期不发。至此，大渡口码头罢工宣告结束。
此次罢工的成果，不仅在全市各个码头得到推广，更重要的是200多年以来，益阳码头工人第一次在反抗封建把头的疯狂欺负和残酷压榨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