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珠江之上，有一座横跨南北的桥，名叫海印大桥。据说，这是为纪念一位叫海印的人特地命名的。每次途经此桥，不免心生一问：海印何许人，莫非他就是岭南人？几年之后回到益阳，才确切弄明白，益阳也有海印，也是一位名垂青史的高僧。
海印禅师，俗姓张，名佚，别号永光，自称憨头陀。他生于咸丰十年（1860），祖居益阳县杨溪江（今益阳市赫山区石笋乡），居住于益阳县城。清同治十年（1871），益阳爆发红巾军起义，年仅11岁的海印随母及弟妹去乡间避乱，从此再很少在益阳城里常住。关于这段经历，他在后来的《断石桥感旧》一诗中曾叙及并作诠注。“兵火惊昔畴，江山已寂寥，仓皇携弟妹，零乱过溪桥。（注：同治辛未，益阳红巾起事，城中大乱，先母携余、弟、妹，避乱于此。）”如此算来，海印在益阳城里生活不过十年左右，而且正值其幼年，所以对于佛学大师和诗人的海印而言，这段经历只是一段痛苦而模糊的回忆。
海印自幼聪慧，会诗书，知医药。16岁那年，他离家入南岳祝圣寺，削发为僧。先依默庵上人，潜心禅理，饱读佛经，尤工诗书字画。1901年，41岁的海印寓居沅江景星寺。时曾任知府的沅江人张伯琴归乡，筑洞华精舍、琼楼和北渚阁于此，自号果圃老人。
他学识渊博，藏书甚多，故勤研好学的海印以张为师，不懈求教，厚积薄发。这段经历不仅让他学识日增，而且志趣益发高远，为他后来一度引领佛门风骚打下了坚实根基。随着清朝一步步走向衰败，身处末世空门的海印禅师不免郁郁寡欢，常常终日吟诗作画，阐发伤时感世之怀。如“函篁悬石磴，斜日下江滩。投树鸟奔窜，无家僧老残”、“衰时未了江南泪，望远难忘蓟北云”、“落日洞庭南雁尽，乱山鼙鼓北兵来”等，都是传诵一时的佳句。他身在佛门，但心系苍生疾苦，倾诉悲凉愁苦之情。他在《自沅江草尾还景星寺湖中得诗》中写道：
一
破院荒凉尚有田，打包间趁洞庭船。
痴痴冷忆湖中事，苦雨凄风四十年。
二
江雨蒙蒙江鸟鸣，柳丝低压岳家营。
一声鱼笛沦江晚，蒿竹湖边秋水生。
清末光绪六年（1880），海印卓赐沅江景星寺主持。该寺始建于唐代，明末废弛，清代加以重修。咸丰年间，复遭兵燹，庙宇倾颓不堪。海印大兴土木，注重整饬，创建了半湖亭及客厅过庭等处。寺后养龟数百只，辟洞穴以栖居，敲钟饷食时则出，食后即入内。寺周遍种树木花草，山门外另辟荷池一口，中置水榭，修筑大道，直抵琼湖。时与乡邑贤达，低吟浅唱，其乐融融。其时景星寺因由海印所居，又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草木深”的妙趣，故被邑人视为名胜。
民国初年，益阳掀起废庙兴学之风，益阳白鹿寺和沅江景星寺均被毁，据占办学。海印乃七入京师，两上蒙古，并与同参自空大师、烛冥和尚内外联合，先后十余次大闹禅林，上诉南京民国政府，终于募化修复。其中的颠沛流离和辛苦遭际，外人是无法感知的。或许有感于这些经历，海印禅师在益阳白鹿寺挥毫题上壁联一副：
十年瓢笠遗民老；万里边沙野衲归。
民国时期，海印禅师曾任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声望。因他飘然超脱，故当世的贤士大夫都乐与他游历。后加入著名的南社，与知名人士柳亚子、刘腴深、八指头陀等交往密切，并先后创建碧湖诗社和湖山诗社。常在长沙开福寺、上林寺、益阳白鹿寺、沅江景星寺等禅院雅集唱和，广交诗友。刘善择、柳敏泉、张建勋、天童寄禅、笠云、道香及清室爱新觉罗·溥儒等人都是海印大师的座上常客。
大师佛学与诗名并重，尤其勤于诗耘。可惜的是《琼楼遗稿》已散失，《曼陀罗遗稿》四卷为其弟张毓廷编次，名为《碧湖集》。其诗风俊逸澹远，玄意浓腻，比之著名唐代益阳诗僧齐己，无有逊色之处。
1920年，海印大师圆寂于沅江景星寺，归葬于寺侧庆云山南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