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要说不好听的话了，现在很多编剧，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完全是两回事，糊弄自己也糊弄别人。你约他写本子，上来就先开价，而且还事先声明，只写一稿，似乎是对自己写作能力有天大的自信。可往往是付了钱，得到的却是一叠废纸。别人推倒重建，还厚着脸皮要求属名在前。这种无能又懒惰的编剧不是一个两个，是数不胜数，到处泛滥。有人认为贺岁片很容易，只要有几个明星，占住一个新年档，随便找人攒一个剧本就可以了，结果观众不买账，电影拍出来没人看。原因很简单，剧本不行。而要想得到一个好剧本，必得是选对一个认真负责，手里没有其他活，能够拿出半年以上的时间，不辞辛劳，不怕麻烦的编剧。这样的编剧是不能和随便对付一个本子，20天就完活的编剧是一个价位的。我认为一个好剧本的合理价位，绝不应该少于一个明星的收费。而眼下的许多白痴制片人们，屈于一些狗屁明星的狗屁名声，随随便便就能让价几十万，却对一个优秀编剧的价格从心里就给定了一个极低的限度，往往是导演磨破嘴皮子，为一个好剧本多争取几万元就会引得制片人暴跳如雷，甩手而去。在他们的眼里，似乎只要有了明星一切就已经万事大吉。岂不知，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除了葛优之外，就没有真正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所以我说那些制片人是白痴，赔钱也是自找的。
对不起，我有点恼羞成怒。我知道，这种怨妇式的写作会令读者感到乏味，但我必须一吐为快。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12月的下旬。终于，刘震云打来电话，告之，他的第三稿已接近尾声，约好圣诞节后，全体集合，用集体的智慧对剧本进行最后的打磨。
至此，我的2002年即将成为历史，轻轻翻过这一页，一年来的甜酸苦辣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令我欣慰的是，虽然这一年没有电影面世，但已有《手机》怀胎，总算是没有虚度。今年虽然因伤缺阵，但已经作好了准备迎接来年的挑战。在中国电影的丛林里，我不是一只沉默的羔羊，我是一头饿了一年的狼。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但它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掠食者的心情。
记得美国现任国务卿鲍威尔，在九四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曾因为其在海湾战争中战功卓着，一度在选民中呼声很高。
有记者问他：您对于可能成为第一位黑人总统有何感想？
鲍威尔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在当美国总统这件事上，我没有听到上帝对我的召唤。
借用这句话，我想说：在《手机》和《温故一九四二》这两件事上，我都听到了上帝对我的召唤。
12月23日，窗外雪花漫天，落了一层，又落一层，整个京城被白雪覆盖，从我家的阳台向下俯瞰，风把楼顶的积雪吹得四散，路上的行人和车流在纷纷扬扬的飘雪中，犹如摄影机升格后拍下的高速镜头，缓慢地移动着，令我的心情变得有些忧伤。
我不知道自己的路还有多长，也不知道未来将要带我奔向何方？
我想起了已经过世的母亲，想起的却是她年轻时的模样。她的一生是这样度过的：20岁就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婚后又失去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女儿；35岁时离婚；45岁时身患癌症；57岁患脑血栓，从此长达16年瘫痪在床上。她躺在床上，回忆自己的一生，不禁泪流满面，到后来，她每次见到我都哭，但已经是没有声音，也没有眼泪的无声干哭了。医生说她患了老年痴呆，但我知道，那是因为她的内心深含着冤屈，直到她去世的那天早上，人都非常的清醒。
母亲曾对我说：儿子，你会顺顺利利的，所有的苦难都让妈妈一个人替你尝尽了。你有出息，我的罪就没有白受。
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无数生命里，母亲的离去是真正从苦难中得到了解脱。
母亲去世时，我在挽联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妈妈辛苦了，您老休息吧。
因为新年将至，我的手机里飞满了短信，让人悲哀的是，除了小精灵周迅给我发来两个字：“快活”。剩下的通通都是转发自短信业务公司散发的套话，虽然溢满了祝语贺词，但我却看不到一句发自朋友内心的知心话语。
世界在改变，而且就在一瞬间。
曾几何时，过年了，人们通过写信彼此问候；再往后，人们因为交友范围扩大，改成了贺年卡；再往后，通讯发达了，贺年卡也懒得寄了，改成了打电话拜年；再往后，电话也懒得打了，改成了转发短信，甚至都不用自己的话。我不发短信，也对这些千篇一律的玩艺不感兴趣，我如果要向朋友拜年，就亲自打电话告诉对方。这是情分，不是走过场。
我曾试图把接收短信的功能删除，但得到的答复是，只要开通了就不能取消，关了机都能接收到，惟一可以避免的方法就是，把手机扔了。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正在张开冰冷的大嘴扑向芸芸众生，每个手机持有者竟还美得屁颠屁颠地，心甘情愿地，被它所操纵。
这里我想给那些唯利是图的短信业务公司拜一个年，我不发短信，绝对是发自真心的愿望：
祝你们来年不顺利，愿你们的生意不兴隆。
写到这里，我有点累了。原本还想说的很多事，很多话，正如潮水般从我的心里一层层退去，接着涨满的是拍电影的梦想。
天黑了，雪还在下个不停。愿众生平安，天下公平。
《老吴太太》这篇散文什么时候读起来都让我感动不已，并因此产生创作冲动。但改编起来才发现，有些文字只适合静静阅读，一旦改成电影，驴唇不对马嘴。特将此文收入，与大家共享。
老吴太太
刘齐（旅美作家）
我住纽约皇后区的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勤，下了扫，扫了下，街上总是白晃晃的一片。有一天我比较闲，就去法拉盛的中国音像店租带子。店主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对流行影视挺了解，挑出一摞带子，铺在台面上介绍说，这盘不错，写上海舞女的，有不少大胆镜头。那盘也挺火，两广黑帮联手贩毒，逼良为娼，都逼到女警察头上了。
我说，有没有写东北的？
店主说现在没有，过几天能进一盘。
这时忽听有人高叫：谁呀，这么想看东北片？
我一怔，定定神说，我想看。
那人呵呵笑了：纽约还是太小，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爱看东北片呢。又说，小伙子，你是沈阳人吧？
我说，叫我猜，你也是沈阳人。
那人又笑：吾们还用猜？一张嘴，一股苣荬菜味儿，除了沈阳人，谁说话能这么好听？
把家乡话与家乡野菜连在一起，多好！说这话的是一位女性，我心头一热，立刻对她有了好感。
不仅仅因为她是家乡人。
也不仅仅因为她爽朗、快活。
关键在于，她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年龄与我妈相仿，模样、神态也接近。最像的是身板儿，都是宽宽绰绰的，富富态态的。
那一个时期我总想家，尤其想母亲，街头遇见胖一些的老太太，常常情不自禁地多看两眼。可惜美国人大多是西方模子做出来的，胖则胖矣，派头却不对，一说话更离谱，急里拐弯的，很难让你往家乡方面联想。现在好了，茫茫异邦，突然出了这么一位可爱的老人，苍天对我真是挺关心。
我们顾不上挑带子，随便找个长凳，坐下就聊。
老太太姓吴，来自沈阳郊区新城子，穿一件老式的黑呢短大衣，长得慈眉善目，实实在在。手背麻约约的，手指也发糙，没有粗活细活的长期磨砺，断然成不了这个样子。八成她是哪个留学生的家属，办到美国来，看看孙子，做做家务，房前房后见缝插针，栽三把韭菜两把葱。今天有空了，就到这里转转，租一盘录像带消遣。纽约的带子，红的血红，粉的艳粉，搂搂抱抱，杀杀砍砍，未必合老人的心思。她应该喜欢评戏或者二人转，可能还会咿咿呀呀唱两口，比如《茶瓶计》，比如《小姑贤》。
这一次我没全猜对，老吴太太喜欢东北地方戏不假，说她是家属也不错，但却不是当今留学生的老人，而是前国军的妻眷，念过私塾和国高，算得上很有来历了。多年前她随丈夫从大陆东渡台湾，后来又辗转到了美国。她的丈夫也是沈阳人，戎马半生，官至上校。假如这些年我的岁数一点儿没长，仍然停留在少年时代，相信我的反应会很强烈。国军！上校！这两个词可不简单，能引出一长串让人心跳的东西：大盖帽，小配剑，白手套，长筒靴，鞋根儿周围非常厚实，好像还钉了铁，以便提到蒋委员长时啪地一磕，打个立正。给我上！谁不上我毙了谁！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等等等等。然而，我已经老大不小了，又赶上见怪不怪的多元社会，出国后阅历更是大增，因此，我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了声挺好，并不是特别的惊讶。
老吴太太提起往事，语气也很平淡，仿佛在谈针头线脑一类的家常话。她哪里像个官太太，她那双手勤劳朴素得可以纳鞋底子。补靴子可能也行。在纽约的洋氛围和华人聚居地的粤语环境中，听她用醇厚的乡音讲话简直是一种享受，眼睛一闭甚至有回家的陶醉感。我家在沈河区，沈河区的北边是皇姑区，再往北走，穿过楼群，穿过铁路，穿过河流和小湖，就是新城子区的大片庄稼地。我念初一时曾到那里的一个村庄参加过夏锄，夕阳西下，暑气渐消，齐腰深的苞米黑绿黑绿的，冒着清甜的香气，用手一握苞米杆儿，凉津津的特别好受。夜幕四垂，年轻的女教师素手一挥，我们便七长八短、高高低低地唱起来：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