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不应该是不道德的。任何组织和任何社会都存在两个层面，一是管理层面，需要有管理道德；二是被管理层面，需要有道德管理。毋庸置疑，这两个层面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要求是有差别的，而管理必须回归道德，回归人性。管理层面的道德作为管理道德，必须有益于推动管理目标的实现；被管理层面的道德作为道德管理，则是按照管理者的道德水平和要求，以道德作为特殊的管理工具而实施的精神规范。二者只有实现良好的对接和互动，才能使组织上下和谐，共荣共进。
管理道德：管理者一门必修课
道德和信誉是一个人能力和品德的集中体现，在企业内改善管理道德行为有利于企业文化建设。企业通过制定道德标准和决策规划，实行管理道德的制度化管理；企业通过企业领导人的模范行为来改善管理道德行为；通过描绘工作目标，并进行管理道德训练。
管理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是从事管理工作的管理者的行为准则与规范的总和，是特殊的职业道德规范，是对管理者提出的道德要求，对管理者自身而言，可以说是管理者的立身之本、行为之基、发展之源；对企业而言，是对企业进行管理价值导向，是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所需的一种重要资源，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源泉，可以说管理道德是管理者与企业的精神财富。
道德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超越任何组织层级，也超越任何制度模板，它不仅仅针对被管理者有效，也对管理着自身有效。道德管理是人类社会截至目前为止所发明的最好和最高的管理模式。
索尼公司每当招纳新人时，他们都会在索尼公司的东京总部举行隆重的入会仪式，公司总裁盛田昭夫总是充满深情地对新人们说：“索尼是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每个家庭成员的幸福都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在这个崭新的生活开始之际，我想对大家提出一个希望：当你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们不会因为在索尼度过的时光而感到遗憾。”
索尼的确是个大家庭，领导把他们当作索尼家庭的成员来对待，始终同职工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使职工和老板处于同样的地位。当年，索尼在英国设厂之前，把包括工程师在内的英方人员请到东京，让他们接受索尼家庭成员式的企业文化培训，大家都穿一样的工作服，都在不分等级的食堂吃饭。这对那些习惯了森严的级别制度的西方经理人员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索尼工厂的任何一位行政管理人员都没有个人办公室，连厂长也不例外。公司主张管理人员与他的办公室职员坐在一起办公，共同使用办公用品和设备。在车间里，每天早晨上工之前，领班都要和他的同事开个短会，向他们交待当天的工作。开会时，他向他们报告前一天的工作。报告中，他会仔细观察工人们的面部表情。如果有人气色不好看，领班也一定要弄清这个人是病了，还是有什么心事。总之，这里的气氛和家庭里一模一样。
盛田昭夫曾给他那家庭式的经营管理下过这样的定义：衡量一位管理人员的工作成果，主要是看他能把一大批人组织到什么程度，以及能否有效地使每个成员做出最好的成绩，并使他们真正融为一体。他常对管理人员说：“你不必向职工表明你怎样努力，而是争取他们心甘情愿听从你，为公司的成功作出贡献。”
在这个家庭里，你能尽可能地在自己满意的岗位上工作，盛田昭夫为此创办了一份公司周报，缺人的车间可以在报上登招聘广告，有意向的职工可前去应聘。同时，公司约定每年一次，设法调整部分职工的岗位或工作性质，使他们对工作保持新鲜感。由此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不安于现状的人通常能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干劲更足了。而人事部门也能看出那些抓不住人心的管理人员的潜在问题。认识到这些，盛田昭夫把变换工作的大门永远敞开着。在这个家庭里，从来不因为某个成员的偶然过失而解雇职工。有一次，东京一家合资公司的美方经理为未能确定一起事故的责任者而向盛田昭夫诉苦。盛田对他说，索尼的优点恰好在于所有人都承认对事故负有责任，而找出一个犯罪的当事人就可能摧毁整个职工队伍的士气。最重要的不是把错误归罪于某人，而是找出错误的原因。如果澄清失误原因并公之于众，犯错误的人就可从中吸取教训，其他人也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盛田昭夫从不过分地规定每个人的职责。
不难想象，这种家庭式的和谐关系，是滋养员工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的神秘摇篮，是孕育企业蓬勃活力的优质土壤，企业索尼大家庭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的发展仍然突飞猛进，从根本上说便得益于此。公司在激光唱盘，影碟系统，大屏幕彩电，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许多方面继续领先于世界。但与几十年以前不同的是，现在它已经是一个成员更多，领域更广的国际大家庭了。
管理就像是一部精确而呆板的机器，每个职工都是这个机器上的一颗固定的螺钉。这种方式是伴随着西方工业化大生产文明的出现而诞生的，又在工厂中永不停止的流水作业线上长大，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束缚了人的自由和创造的天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性的觉醒，这种生产方式日夕阳西下，不断有新的管理方式诞生，现代人本管理思想业已成为管理学的主流。如果从人本管理阶段再进一步上升，就应该进入道德管理阶段了。
道德管理与中国的德治思想如出一辙。所谓德治也是基于管理道德的道德管理——即首先提高管理者自身的人性化道德水准，并以人性的根本需求为主导，推行道德化管理方式，藉此唤起被管理者职业道德的自觉，提高被管理者的职业道德水平，感召被管理者的道德情怀，从而使被管理者在感情上、心理上、思想上和精神上实现忠诚、敬业、负责、创新等自觉自愿的道德意志和道德觉悟。所以，管理道德侧重于描述管理者道德层面的人性化水平或标准，道德管理侧重描述被管理者道德层面的人性化水平和觉悟，对前者要求的是自上而下的“爱”，包括对员人格的大爱，对员工需求的大爱，对员工自由和平等意识的大爱；对后者要求的是自下而上的“爱”，包括对对管理者所设定的管理目标的爱，对国家的爱，对企业的爱，对事业的爱，对工作的爱，对荣誉的爱。只有爱，才能带来员工自动自发的工作，自觉自愿的效忠。
从这一意义上说，不管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需要用道德的尺度衡量自己，都需要用道德律约束自己，都需要自觉提高职业道德水平，管理道德在本质上也同属于道德管理范畴。倡导管理道德和推行道德管理，其实质就是将人从机器部件的可悲身份中解放出来，还他们以人的尊严和主体地位，一旦如此，其精神能量将会不可遏抑地释放出来。
管理道德是组织稳固的基石
假如一个人不是管理者，那么缺德只是他自己的事；倘一旦负有组织的使命，则这种德的匮乏，就上升为管理道德了，那么殃及的就不再是他自己一个人了。
管理道德所涉及的范围，不止是本组织的内部，还涉及到同相邻组织的关系，能否同邻人或竞争对手和睦相处，也成为组织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
南京冠生园陈馅月饼的丑闻曾一度震惊全国，只是由于其管理道德的的沦丧致使一家有着80年历史的老字号企业轰然倒下。近年来，因一些企业高管缺乏相应从业道德素质而使多少知名企业多年缔造的品牌轰然倒塌！以“三鹿奶粉”事件、“古井贡高管窝案”及点名道姓攻击竞争对手等事例窥见。该事件中的主要始作俑者们都是大企业集团主要负责人，掌舵知名企业多年，各自在业界都是威名远扬。他们是集智慧、名声、地位、收入等为一体的社会宠儿和智者。但他们中有的置他人生命而不顾，有的置国家法律而不管，有的置传统道德而不闻，等等。他们的这些行为是与自己的定位和职责是不相符合的，于国际影响、国家利益、行业形象、企业发展、员工感受、家人安宁、个人得失都是不利的，是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相背道而驰的，与自身的职业道德是不相容的。
这些残酷的事实，都在见证这样一个道理：管理道德是组织的脊梁，一旦脊梁枯朽，组织势必一朝坍塌。毕竟这一事件已为朋友们熟知，这里无须赘述，只想另引春秋末年智氏灭亡的史实来做进一步的佐证和阐述。
我们都知道春秋五霸，其中排在第二位的是晋文公，他是继齐桓公首霸之后走上舞台的，以后晋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虽几起几落，但基本上是长期处于霸主的地位。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晋国采用了削减公室、起用卿族的政策，结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后形成了六卿专政的局面。这六卿即为中行氏、范氏、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六大家族。其后中行氏与范氏被灭，剩下了四家，随后智氏被灭，剩下了三家，于是就有了三家分晋的史实，历史也由此结束了春秋而进入了战国时代。回过头来，我们看智氏家族就是灭亡在智伯的手上，而灭亡前，智氏家族的势力已经被智伯经营到四家之中最为强盛的地步。智伯的父亲在世时为了选择继位者，曾征询过同族人智果的意见：“吾欲立瑶何如？”瑶是智伯的名。智果提出反对的意见，他分析了瑶有五长一短，五长为：一是身材高大，美须飘胸；二是射箭驾车，力量过人；三是心灵手巧，技艺超群；四是文采出众，能言善辩；五是强悍刚毅，果断勇敢。一短为：贪婪残忍，缺少仁爱。具备这五种过人的长处，难免会盛气凌人，却又不知仁爱，能容得下谁？而谁又能容得下他？若是立他为嗣，必将导致智氏灭亡。但是智伯的父亲太舍不得儿子的才能了，于是不听智果的意见，而立了智瑶。智果长叹一声，为了不受牵连，就暗中求太史改了氏谱，自称辅氏。
智瑶倒是没负父望，依靠晋国执政卿的地位，凭借自己过人的才能，将智氏家族推上了顶峰。他气焰嚣张，将威权凌驾于晋公也就罢了，反正晋国的公室已是名存实亡了，只是他还要凌驾于赵、魏、韩三家之上。他早年因为强迫赵襄子喝酒，结下了宿怨，后来在蓝台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无端戏弄韩康子，侮辱魏桓子的家人段规，俨然不可一世。有人劝他别这样盛气凌人，小心招来祸害。他满不在乎地说：“我不祸害别人就是万幸了，谁敢祸害我！”随着智氏势力的强大，他开始进逼魏、韩、赵，向他们索要土地。魏、韩两家惹不起，同时也暗暗希望智伯激起众怒，于是各给了他一个万户之邑。当智伯进一步向赵氏索要土地时却被拒绝。智伯大怒，发动了对赵氏的战争，率领魏韩两家攻打赵氏所守的晋阳。这场围城战打了一年，最后，智伯干脆引来晋水淹城，眼看就要成功，水几乎就快没过城墙了。他却没有想到，魏韩两家已经悄悄同赵襄子私下联络。结果是智伯在临近胜利之时，被赵、魏、韩三家夹击，大水反灌智伯军营，智氏全族被诛，只有早脱离了智氏家族的智果生存下来。智伯的灭亡，《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认为是才胜德的结果。智氏家族的灭亡应该归咎于智伯的缺乏管理道德。因为管理道德所涉及的范围，不止是本组织的内部，还涉及到同相邻组织的关系，能否同邻族和睦相处，恰恰能够看出管理者的管理道德水平，更为要紧的是，这也成为组织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那么作为智氏，尽管已经位居晋国执政卿的高位，但毕竟与赵、魏、韩三家都是同殿称臣，同为卿族。其最本质的关系是同僚，而非君臣，即便君臣，也应当予以足够的尊重，否则便是失德行为，他的行为最终导致他自取灭亡。
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价值评价工具。它是关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善恶、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规范、原则和标准的总和。具有规范性、舆论性、社会性、谴责性、指引性等属性。对于道德的功能，如果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道德的工具性价值在于其社会性，即道德是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良性发展的重要工具。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往往受到道德的限制，在想到非正义时就阻止我们不去做某些行为，而在想到义务时，就推动我们去做某些行为。实现道德的这一目标，一个重要职能是发挥自我自律。自律使人的行为在于理、利于人，合于情、守于法，通过自我规范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解决人与人在交往中的利人与利己、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做到“与人为善，与邻为善”，践行“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观。所以，卢梭说：“在由自然状态转入到公民国家状态的过程中，人类的生存状态发生了醒目的变化——正义代替了本能——他们的行动也就具有了从未有过的一种道德性。”
而且在道德自律的基础上，即使在整个社会道德缺失的情况下，一个讲道德守信用的行为主体，也会因道德的规范价值而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身边的人，从而在局部地区形成一个小的良性循环的道德环境，如人们引以为荣的“世外桃源”和“瑞士长存百年的无人售货摊”现象。正是以千万个有道德的社会公民为圆心而组成的若干个世外桃源，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小康社会才会实现。这其中，个体高尚的道德素质起到了规范、引领和指导的价值作用。
如此看来，假如一个人不是管理者，那么缺德只是他自己的事；倘一旦负有组织的使命，则这种德的匮乏，就上升为管理道德了，那么殃及的就不再是他自己一个人了。
道德让管理竞争优势明显
道德，在中国哲学史上，指“道”与“德”的关系。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这里的“道”指理想的人格或社会因素，“德”指立身根据的行为准则。因儒家以仁义为道德的重要内容，故也以仁义道德并称。老子却认为，“道生之，德言之……道之尊，德之责，夫奠之命而常自然”。认为“道”和“德”虽尊贵，却不是“主宰”（“命”），而是一切任其自然的。韩非子认为，“德者道之功”，把德释为道之用。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儒、道、法三家虽然在具体观点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却都认为“道”与“德”密不可分。
现代伦理学把道德定义为，依靠社会舆论和人的内心信念来维持的，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诚实和虚伪等道德观念来评价和调节人们的行为。因而，凡是道德都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性所决定，具有历史性。道德与利益密切相关，总是反映和维护一定的阶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