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但建安十三年，曹操被任命为丞相，他提拔毛介为丞相府的东曹掾，与尚书崔淡一起负责官吏的选拔、考核与任免。他们所选任的官员都是清廉正直的有德之人。有些人虽然名望很高，但是品行不好，一律不予任用。他们看重的是敦厚务实与谦逊和睦之人，对于那些结党营私，投机取巧的人，坚决摒弃；对于现任官吏，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者，一律罢黜。在这些选任官吏的原则中，廉洁俭朴更是被他们格外看重。这样一来，天下的士大夫无不以清廉俭朴的节操自勉。即使是朝中的显官宠臣，也不敢妄为，出门乘坐的车子和平时穿的衣服款式都不敢过度奢华和超越制度的规定。东汉末年以来竞相奢靡的风气为之一变。以至于有些高官为标榜俭朴，赴任时穿着朝服徒步而行；上朝时也自己带着粗茶淡饭；在离任回乡时，则又故意蓬头垢面，服饰不整，独坐着一辆柴车。以清廉俭朴为荣，以铺张奢华为耻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了。有钱人收敛了无度之欲，原本贫穷的官吏更加克己自律，不敢有分外之想，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好的评价，获得了很高的名望。我们再来看一下唐朝，统治者在“德礼为政教之本”思想的指导下，更加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其时，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等一整套职官管理制度中，每一个环节都高度重视官员的道德素质状况。唐朝对官吏考绩的法定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对一般官吏的选拔首重道德，有时连对嗣位者的选拔最后看取的也是道德。唐太宗先前曾先后选中了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二者都因道德上出了问题相继被黜，最后选择的是以宽仁著称的九皇子李治继承了大统。但李治天性柔弱，需要一位能臣予以辅佐，但能臣难于驾双，更何况李治这样一位弱主，故此，对这位能臣的道德考量则显得尤为重要。最后被选中的是李世绩，李世绩就是演义小说中能掐会算的徐茂公，原名徐世绩，后被唐太宗赐予皇姓，以示恩崇。李世绩之所以被历史上几乎是第一英主的李世民看中，是有一件事深深地打动了李世民。早年李世绩曾在瓦岗山随翟让落草，翟让死后随了李密，其后又随李密投唐，但是李密却因造反被杀。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怕受到李密的牵连，远远地躲开，可李世绩本为李密旧部，极易摊上嫌疑，可他却公然奏请收葬，并且“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释服而散”。李世绩此举当然难保他没有善察上意的成分，李世民由此更加看重于他，也的确证实了李世绩的明察。但无论如何，李世绩这种敢于对背叛新主的旧主公开表达哀悼，都足以见出其道德人品的厚重。
其后的宋元明清，在选拔官吏上无一不是首重道德。时至今日，选拔任用新世纪合格的领导干部的标准更加科学而完善，习近平说：“要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这里所说的德，强调的是党政领导干部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廉洁自律及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具体说来就是：“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
可见古往今来，道德修养都是出仕为官的首要条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官德乃民德的标杆，是道德运作的根本，处于全社会的道德建设的主导地位。如果领导干部缺少道德修养，价值取向就会偏移，权力也就可能用错地方，不仅其个人的结局令人担忧，更重要的是会给全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官格与人格统一是为官之本
领导干部“官格”与“人格”的分裂使其集善恶于一身，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致使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良莠莫辨的混乱局面。
人格是做人的资格和品格，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质的总和，是其内在道德品质、道德规范与外在道德实践的统—体。当一个人失去了他的人格内在统一性，其行为就会经常处在几种相互抵触的动机支配下，这个人就会不正常，就会出现多重人格，诸如病态人格或分裂人格、反社会人格等。人格表现在官员身上就是“官格”，“官”首先也是人，因此“官格”中包含着“人格”的基本内容，具有不良“官格”的领导干部，在其道德结构中存在着“官格”与“人格”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的因素在不同的领域和场合中交替起主导作用，支配其行为，使其集善恶于一身，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使其会上会下、公开私下、职务行为和非职务行为、现实与虚拟、道德认知与实践的不一致，从而引发“官格”与“人格”分裂。当一个领导干部处于“官格”与“人格”分裂状态时，其内心是矛盾和痛苦的，即使是贪官也不例外。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近些年来，“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的官员屡被曝光。官员贪腐与迷信结合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占卜算命。中毒最深者当属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他请“大师”预测到有当大官的命，可命里还缺一座“桥”，于是下令将耗资数亿元的国道改线，在水库上架起了一座桥。
另一种是：求神拜佛。最典型的就有曾任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丛福奎，因1997年未能当上省长而到处烧香求神拜佛，并与“女大师”勾搭鬼混，以做佛事、善事等为幌子敛取钱财。
还有一种是：建庙修祠。宁夏青铜峡市新井煤矿负责人叶占华选举落选后，听命于“神仙”安排，私自斥资13万元修建庙宇以“避晦气、图吉利”。
再有一种是：垒坟造墓。原重庆市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冯文超历时近3年修建一座占地400多平方米，刻写“宫爵至五品”等碑文的豪华“活墓”。
此外，还有念经信符、择日选辰等等。
领导干部“官格”与“人格”分裂主要是指领导干部言行不一，说与做采用双重标准的行为。通常表现为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说的比君子动听，做的比小人可恶；对别人一套，对自己一套；教育别人清正廉洁、情操高尚，自己却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如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曾动情地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这位“心系百姓”的成主席最后因受贿4000多万元被判死刑。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事发前，时常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自我标榜，就在他被“双规”前两天的市委全会上他还声称要严守纪律，把风清气正的环境营造好。正是这些人的两面性与虚伪性，使得社会本应是光明的而增添了阴暗，本应是有序的而增添了混乱。这些人的两面性与虚伪性不但彻底失去了“官格”，而且更失去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人格”，同时他们的这种“官格”与“人格”的分裂还具有传染作用，对其下级领导，尤其是青年干部产生恶劣影响。所以，在年轻干部中，这种道德“分裂症”在一些人身上也有程度不同的表现，诸如知而不行，言行脱节，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道德行为，在体现主体的道德境界上相矛盾，人前人后表现两面性，职场上在上级面前表现出一副清正廉洁的作派，而在另一场合就恣意妄为，很少考虑什么道德规范和行为后果。
如果领导者的“官格”和“人格”不健康，即使他知识再多，智能再高，也不可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甚至会与社会对立。法国哲学家蒙田说过，当知识被装入一个设计糟糕的头脑中时就显得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领导者的官格和人格，既关系自己的健康与幸福，也关系祖国的命运和前途。
所以，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挑战，领导者廉洁修身就需要非常注重培养“官格”与“人格”一致，努力在个体与社会、台上与台下的相互作用和交错中避免“官格”与“人格”的分裂，这既是官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推动社会公德建设的关键。凡注重廉洁自律的领导干部，在“官格”与“人格”双重修养方面都具有完善、健康的一致性。
官德决定领导的高度
领导学既不是为了培养阴谋家，也不是为了培养理论家，它的目的是培养出扎扎实实、德才具备、身体力行、深受拥戴的领导人才。
据《论语·颜渊》所载，子贡曾向孔子请教怎样治理政事的问题，孔子回答了三项，即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政府。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这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会死，失去人民的信任，国家就不保了。看来，在孔子眼里，为政最紧的的不是军备，不是粮食，而是取信于民，这是为政之德的根本所在。
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林肯的当选，对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当然不愿意一个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当总统。为了重新夺回他们长期控制的国家领导权，他们在林肯就职之前就发动了叛乱。1860年12月，南方的南卡罗来纳州首先宣布脱离联邦而独立，接着密西西比、佛罗里达等蓄奴州也相继脱离联邦。1861年2月，他们宣布成立一个“美利坚邦联”，推举大种植园主杰弗逊·戴维斯为总统，还制定了“宪法”，宣布黑人奴隶制是南方联盟的立国基础：“黑人不能和白人平等，黑人奴隶劳动是自然的、正常的状态。”
1861年4月12日，南方联盟不宣而战，迅速攻占了联邦政府军驻守的萨姆特要塞。林肯不得不宣布对南方作战。林肯本人并不主张用过激的方式废除奴隶制，他认为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先限制奴隶制，然后逐步加以废除，而关键是维护联邦的统一。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北方政府根本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只是仓促应战，而南方则是蓄谋已久，有优良的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所以，尽管北方在多方面都占有优势，还是被南方打得节节败退，连首都华盛顿也险些被叛军攻破。北方在战场上的失利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许多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扭转战局。这时林肯才意识到，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就必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废除奴隶制、解放黑奴。
1862年5月，林肯签署了《宅地法》，规定每个美国公民只交纳10美元登记费，便能在西部得160英亩土地，连续耕种5年之后就成为这块土地的合法主人。这一措施从根本上消除了南方奴隶主夺取西部土地的可能性，同时也满足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大大激发了农民奋勇参战的积极性。1862年9月，林肯又亲自起草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草案。1863年1月1日正式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宣布即日起废除叛乱各州的奴隶制，解放的黑奴可以应召参加联邦军队。宣布黑奴获得自由，从根本上瓦解了叛军的战斗力，也使北军得到雄厚的兵源。内战期间，直接参战的黑人达到18.6万人，他们作战非常勇敢，平均每三个黑人中就有一人为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1863年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纲领性口号，从而使战争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
这两个法令的颁布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最终导致历时四年的南北战争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在于林肯走的是取信于民的路子，他颁布和实行的两部法令就是将实实在在的利益明白无误、确凿无疑地告诉农民和黑奴们，从而用诚信赢得了民心的拥戴与民力的支持，于是他所代表的北方政府就立于了不败之地，胜利也就水到渠成了。南北战争被称为继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林肯成为黑人解放的象征。由于他的卓越功绩，1864年11月8日他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不难看出林肯的成功取决于他的取信于民，而他的这种崇尚诚信，是他一贯的信条，也正是靠了这一信条，才使他赢得了第一次竞选总统的胜利。
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形势对林肯十分不利。他的对手民主党在南方蓄奴州的选票万无一失，只要争取到不多的几个北方州，就可稳操胜券。民主党的内定候选人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信心十足。他租用了一辆豪华列车，供竞选之用。他在最后一节车上安置礼炮一尊，每到一站就鸣礼炮32响，然后乐队奏乐，十分排场。每到一站，他还要乘一辆六轮马车去南镇中心发表演说。前面有彪形大汉骑骏马开道，后面则是许多马车，满载着红男绿女，吆五喝六，不可一世。道格拉斯叫嚷：“我要让林肯这个乡巴佬闻闻我的贵族气味。”
林肯没有马车，更不用说专列；他买票乘车，每到一站，坐的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耕田用的马拉车，在演说中，他常说：“道格拉斯参议员是闻名世界的人，是一位大人物。他有钱也有势，有圆圆的、发福的脸，他当过邮政官、土地官、内阁官、外交官等等。相反，没有人会认为我会当上总统。有人写信给我，问我有多少财产。我只有一位妻子和一个儿子，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租有一间破旧办公室，室内只有桌子一张，价值二元伍角，椅子三把，价值一元。墙角里还有一个大书架，架上的书值得每个人一读。我本人既穷又瘦，脸很长，不会发福。我实在设有什么可依靠的，惟一可依靠的就是你们。”
众所周知，最后，贵族气味十足的道格拉斯没有成为美国总统，而一无所有的乡巴佬林肯却如愿以偿，当上了美国总统。林肯是以真诚和坦率赢得了人民的信任，登上了总统的宝座。有人认为，林肯竞选之胜，是胜在了他的才干上。这种看法有道理，但却是片面的。林肯固然有能力，道格拉斯不也一样有能力吗？况且，林肯的政绩为民众广为了解是他当了总统以后的事。
其实，林肯的胜利根基乃在于他的坦率和真诚。他不摆架子，不讲排场，处处都显得就是民众的代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就是老百姓”。也正是有了竞选时的诚信垫底，才会有施政过程中的民众信任，帮助他渡过了惊涛骇浪，取得南北战争的胜利，进而获得二次连任。尽管不久被南方奴隶主暗杀，却成为美国人心中最值得景仰的总统之一。这一切无不源于他的对人民诚信。
中国古人对于君、民关系的论述，早已点到了精髓——君是舟，民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载是覆，全看这舟的表现如何了。为政之道，在于审时度势，依势用势；但为政之本，却在取信、立诚。赢得信任，取得支持，便可乘风破浪；相反，众叛亲离，威风扫地，则有翻船溺水之险。到那时，尽管你用尽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伎俩也是无力回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