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也是最后一期的《二分之一》杂志正在校对排版，其中以大篇幅报道了日益严重的留守儿童问题。
曹清波为这一专题起的名字就叫做《我曾想过一了百了》。
报道由去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南京母亲饿死两个亲生孩子的事件入手，了解了沈燕从小被父母丢在老家又被爷爷奶奶常年反锁在家里的悲惨童年。
在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上，被告人沈燕对着镜头声泪俱下的讲出那句最刺痛人心的话——
——一个人从没得到过爱，又怎么去给别人爱呢？
她用这话来为自己的罪行辩护。
由沈燕事件引出在各座城市中的乞讨儿童，这些乞讨儿童被父母以每月五到六百不等的价格租给老伴来城里乞讨，而这些出租孩子的父母大多是“中国第一批留守儿童”。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大潮开启，第一批外出打工者生下了这“第一批留守儿童”。
而今这“第一批留守儿童”长大成人，也生为父母，但他们从小缺乏父母关爱，对自己的孩子也无法表达爱和关怀，于是将孩子当作赚钱工具出租的情况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
曹清波对于城市周围几个外来人口聚居区进行了探访，了解了这些“老板”带着租来的孩子去乞讨的生活轨迹，继而他又远赴GS，报道了全国知名的乞讨村，小札村。
对村里乞讨成风，好逸恶劳的状况深入剖析。
这几个月来的经历所完成的一篇报道，他写的十分详细，包括影片，视频以及受访者的谈话（无论是愿意接受采访的还是偷录的对话）他都详实的写进报道。
写完这篇报道他甚至有种“心力交瘁”的感觉，靠在电脑桌边，喊野子去帮他泡杯咖啡。
野子没有动，在看一本青少年读物。曹清波用手指敲着桌子加大了音量说：
“我这是请了个祖宗回来哦？不要忘记你也是我租回来的，我每个月要给你爸打六百块钱，你倒好什么也不做尽享福了，现在让你冲杯咖啡还要摆脸色给我看。”
野子站起来去厨房冲咖啡，在厨房炒茄子的苏玲往旁边让了让，朝她笑了笑。
咖啡来了，曹清波喝一口就不满意，“怎么这么苦？上次不是跟你说了要加一勺糖吗？”
“这次你又没说。”野子回道。
“每次都要说吗？每次都说我不要累死。还有，你早点把你那西北口音的普通话改掉，在大城市里你的普通话带口音一听就是乡下来的，要被人看不起的，你没事呢少看看这些个书，屁都没用，有时间多跟苏玲讲讲话，或者跟电视里学学标准普通话，别一开口就土了吧唧的话，听着烦。”
“我知道了，你也挺烦的。”女孩一字一句的说。
“哟，骂人的话还挺标准的，还真是捡张废纸要比吐痰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