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松年（1107-1159）與趙可先後出使高麗蔡松年在翰林日出使高麗，具體年月無考。，分别為高麗“侍妓”創作了贈别之詞《石州慢》與《望海潮》：
雲海蓬萊，風霧鬢鬟，不假梳掠。仙衣卷盡霓裳，方見宮腰纖弱。心期得處，世間言語非真，海犀一點通寥廓。無物比情濃，與無情相博。離索。曉來一枕餘香，酒病賴花醫卻。瀲灩金尊，收拾新愁重酌。片帆雲影，載將無際關山，夢魂應被楊花覺。梅子雨絲絲、滿江干樓閣。
雲垂餘髪、霧拖廣袂，人間自有飛瓊。三館俊遊、百街高選、翩翩老阮才名。銀漢會雙星。尚相看脈脈、似隔盈盈。醉玉添春、夢雲同夜，惜卿卿。離觴草草同傾。記靈犀舊曲，曉枕餘酲。海外九州，郵亭一别，此生未卜他生。江上數峰青。悵斷雲殘雨，不見高城。二月遼陽，芳草千里，路傍歸情。
兩首詞自然也是以抒情為目的贈别類詩性叙事，但因為其贈别的“情事”涉及到女性，而與一般贈别男性的“情事”有了區别。第一小節中吳激與王寂贈别使節的詩詞，因為贈别的都是男性，所以儘管叙事視點不同，但詩與詞以及詩人詞人的個性風格都沒有太大差異。而蔡松年、趙可這兩首詞，因為贈别對象都是女性，便與吳、王的詩風詞風大不相同。由此可知，決定贈别詩與詞之語詞、情調、風格的，並非文體自身的規定性，而是贈别的對象、尤其是贈别對象的性别。因此如果離開各種文體的叙事或書寫對象與作者預先設定的第一讀者，而概括性地談文體的規定性與差異性，顯然過於簡化了或抽象化了文體的比較研究。
兩首詞的叙事方式一致，上闋倒叙兩人相處之情狀與濃情蜜意，下闋正叙相别之哀傷以及預叙其别後的思念。男女短暫情緣之後相别，是與史性叙事有更多相通之處的小説性或戲劇性叙事最為常見題材後來元李文蔚就根據蔡松年詞寫過《蔡蕭閑醉寫石州慢》雜劇。，而蔡、趙選擇的是宋金人常用的詞來進行叙事。詩性叙事中，詞比詩的叙事策略與技法更為靈活多變，這兩首詞在叙事時間、空間、故事情節上的轉換騰挪，就非一般詩歌叙事可及，更非史性叙事的明顯清晰可比。過去與現在、未來錯綜，真實與虛幻交錯，加上一片華麗又纏綿哀傷的豐富意象與語詞，男女主人公的關係與情事，被遮蔽起來，不細細探究，幾乎無法感知。這種叙事策略，其實是詞人有意要造成一種複雜又含蓄婉轉、清晰卻又模糊的效果，而香豔隱密的情事纔會在這種效果中更有美感。
贈别的女性對象決定了兩首贈别詞的叙事原則與態度，而男女之間的情事也規定了此類叙事應有的香豔情調。即便作者的個性特色、創作主調不同，也都會因為作品書寫的對象與情事相同，而產生大體一致的風格。蔡松年以瀟灑脱俗的個性、清曠疏爽的創作主調見稱，但在此詞中則纏綿執著、情深意切，既不灑脱也不清曠；而趙可“少輕俊”、“博學高才、卓犖不羈”分别見劉祁《歸潛志》卷一〇、《金史》卷一二五《文苑傳》之趙可傳。，與蔡松年頗不相同，但其詞與蔡作的婉轉含蓄也基本一致。蔡、趙之作雖如劉祁所講，有“渾厚”與“峭拔”之别《歸潛志》卷一〇。，但不細緻考察，也很難辨析。由此可見“對象”與“情事”對創作各方面的制約性，實際超過個性對創作的制約程度。金詞以充滿伉爽豪邁之氣著稱，而這兩首贈别高麗“侍妓”的詞，都能婉轉纏綿，有北宋婉約長調之餘味，成為金詞别調代表之作。
相對於男女之事普遍具有的香豔色彩而言，高麗“侍妓”的異域色彩並未顯現。因為與宋詞中大量叙寫男女短暫情緣之詞相比，這兩首詞的“異域情調”並不濃厚。蔡詞除了“載將無際關山”暗示其距離遙遠外，幾乎看不出是在寫異國女性與異國情緣；趙詞的異域信息稍多一點，如“雲垂餘髪、霧拖廣袂”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〇《賤使》：婦人之髻，貴賤一等。垂於右肩，餘髮被下，束以絳羅，豎以小簮。細民之家特無蒙首之物，蓋其直准白金一斤，力所不及，非有禁也。亦服旋裙，製以八幅，插腋髙繫，重迭無數，以多為尚，其富貴家妻妾製裙，有累至七八疋者，尤可笑也。寫高麗女性裝扮，“海外九州”點明在域外，但整體情調語詞上看，也沒有太多的異域色彩。可以説是北宋時就已經完善具足的詞作系統，消解了“異域”信息，消融了“異域”情調。
兩首詞將外交事務中難登大雅之堂的情事，變成公開的秘密，而兩首詞也因為雅俗共賞而傳播四方，流傳至今，這使外交事務變得“情趣”盎然。圍繞高麗“侍妓”，金使的文人才子風流之氣盡顯無遺。事實上，任何一個朝代在派遣使節時，都比較注重使節的文化形象，因為在雙邊關係相對穩定時期，文化外交比政治軍事外交還顯得重要。金使在當時代表中原文化、正統文化，他們繼承了唐代與宋初文人出使時的文采風流，而與宋人使遼、使金的心態及作風頗不相同。
（四）叙寫異域“民”事：詩性叙事的史性功能
《遼史》卷一一五《高麗傳》云：“高麗自有國以來，傳次久近、人民土田，歷代各有其志。”的確，從《漢書》列有《朝鮮傳》，到舊、新《五代史》的《外國傳》《四夷附錄》，朝鮮半島上各個階段分别以朝鮮、高句麗、三韓、夫餘、百濟、新羅、高麗等異域形式出現，因此，史性叙事並不缺少對高麗歷史、文化、民俗的紀實，而詩性叙事中這種題材的作品就十分罕見宋金及其以前各代基本沒有這類題材詩歌。，這可能因為國家或民族的歷史文化民俗等宏大的“事”，是史性叙事最擅長、而詩性叙事較難承載之“事”。吳激的《雞林書事》因此顯得特别。
熙宗天會十四年（1136），“十月甲寅，以乾文閣待制吳激為賜高麗生日使”金史卷六〇交聘表。，吳激出使高麗期間，創作《雞林書事》排律，鋪叙了他眼中與宋、金相似而又頗帶些異質色彩的高麗歷史民俗文化：
箕子朝鮮僻，蓬丘弱水寬。儒風通百粵，舊史記三韓。邑聚從衡接，民居質樸安此二句《全遼金詩》第184頁作“邑聚居巢慣，夷裝被髪安”。猶存古籩豆，兼用漢衣冠。兔穎家工縛，鮭腥俗嗜餐。騎兵腰玉具，府衛挾金丸。長袖鳶窺肉，都場狖掛竿。琴中蔡氏弄，指下祝家彈。主禮分庭抗，賓筵百拜難。漬橙粇釀旨，滋桂鹿修幹。潑墨松如櫛，隤牆石似丹。地偏先日出，天迫衆山攢。鵬翼雲帆遠，羊腸石磴盤。由來異文軌，休訝變暄寒。事可資談柄，誰能記筆端。聊將詩貌取，歸作畫圖看。《中州集》卷一。
從結尾四句看，詩人的叙事意圖與史家紀實傳世的目的顯然不同：詩人的叙事只是為了多一點談資、滿足他自己以及潛在讀者的好奇心而已。因此，吳激的叙事視點與史性叙事自然不大相同，他更關注的是高麗不同於宋金那些新奇或奇古的民俗文化細節。吳激以詩人好奇之心、異域之眼觀察高麗，的確發現了一些鮮為史家關注的異域習俗細節。
對於一個習慣於漢文化傳統、以及宋金民俗與文化的詩人使者而言，除了“箕子”入朝、“蓬丘弱水”、“三韓”這些歷史地理知識來自於史書等文獻之外，吳激關注到在“儒風”的長期濡染下，高麗保持著“古籩豆”、“漢衣冠”等帶有漢文化的習俗遺存，這些沿襲古老傳統的淳樸習俗讓他產生了親切感、認同感；而他的視點更多集中於那些不大相同的習俗上，“叙”隨著他的視點移動，一個個具體的“場景”連續出現，幾乎每句都叙寫一個“場景”，而每個“場景”都是一件“大事”的縮影：匠事、食事、兵事、獵事、樂事、禮事、饌事、繪事、地事、天事、水事、山事等等，這些“大事”中都有異於金人之處，都吸引了吳激的視點，吳激就這樣面面俱到地鋪叙他關注到的高麗各方面的習俗與特徵如此多的相異之事，使吳激得出“由來異文軌”的結論，這與大多數人認為高麗文化與漢文化同源而異質的共識有所區别。這種叙事方法接近於賦體中的事類賦或物類賦叙事方法，而與一般以個人“小事”為主要叙事物件内容的詩性叙事頗不相同。
叙事意圖決定叙事視點，叙事載體則決定叙事策略。吳激選擇排律這種有嚴格對偶要求的詩體，固然有助於他有節奏、有對比地集中鋪叙多種事務，但又限制其靈活性、變動性；句句轉換視點，“縮影”使人應接不暇，再加上一般詩性叙事簡潔、用典與思路的跳躍性，使得吳激所叙之“事”過於簡略、概念化而印象略顯模糊，與史傳所叙的高麗之事相比，清晰度自然相差甚遠。
這固然是詩性叙事這種載體在叙“大”事方面本身不及史性叙事之處，更是吳激本人在處理詩性叙事態度與能力上不及杜甫“詩史”之處。唐代之後詩人逐漸少用詩體叙寫“大事”，即便有，其水準也難及杜甫等人，詩性叙事本身具有的史性叙事功能因此而日益減退。
三、他叙中的高麗“物”事：歡迎使節歸來之詞
歡送使節出使的詩詞文比較多，而歡迎使節歸來詩詞文卻極少保留。蔡松年一首《臨江仙》自注云：“故人自三韓回，作此寄之。”可以彌補這個缺失。
夢裏秋江當眼碧，綠業摘破睛瀾。搗香鱸蟹勸加飧。木奴空嫵媚，未許鬥甘酸。聞道雞林珍貢至，侯門玉指金盤。六年冰雪眼常寒。酒樽風味在，借我醉時看。
與吳激、王寂的贈行詩詞相比較，蔡松年的迎歸詞涉及到的高麗事情更少，只有“聞道雞林珍貢至”一句，以説明故人出使歸來“應有”的情狀，這自然也是根據一般出使歸來都會“捎帶”高麗物品以饋贈親友、而蔡松年自己也曾有此經驗的緣故。與使者自叙歸來不同，迎歸者的叙事方式也屬於他叙性想像式書寫，但對使者與迎歸者而言，“出使”已成“往事”，所以“想像”似已成“回想”，而“回想”的“事”又不太遙遠，所以沒有必要太多重複。
這首迎歸詞應該是迎歸詩詞的代表性之作。故鄉的食物與“雞林珍貢”成為此詞叙事的視點與焦點，而由此視點拓展成的迎歸詞，在構思顯得頗為巧妙：使節回到了故鄉與家人團聚，出使期間思鄉夢中的一切，終於變成了現實——“秋江”在眼、“鱸蟹”當前，歡快之情難以言表；而詞人（叙事者）也與其他“侯門”貴客一樣，聽説使節帶回了不少高麗珍奇物品，不僅食指大動；詞人與使節的關係之親密，又非其他“侯門”與使節關係可比，所以相約在久别後的聚會上，一醉盡歡，相看兩不厭。
寫詞的目的是預約相聚，而視點是相聚之因，表面抒情之下其實是一件有前因後果的“事件”。省略的出使之“事”，在叙寫的歸來相聚之“事”中得以重現或隱現，詩性叙事的片段性，因此具有了“事”的完整性意義。
從餞别使節、到使節途中所聞所見、再到歡迎使節歸來，金人這類詩性叙事的資料並不太多，但是卻比宋代在外交事務整個過程上的詩性叙事更加完整，因為宋代留存的基本是送别使節的詩詞而無其他兩部分。金人關於外交事務的詩性叙事，涉及的“事”之内涵也頗廣，人事、物事、情事、景事、使事、民事等都在其中。因此將其搜集起來細細解讀，我們看到的是金使出使高麗這一外交事務的三個環節組成的完整的“事”，也就是説殘存的詩性叙事，在此“事”的叙寫上是完整的具足的。我們以詩性叙事為主線，以史性叙事為副線，互相參照補充，在文學審美視域中，解讀出的是金人關於出使高麗之“使”事史，也是金詩人與使節們之“心”事史。
傳統詩詞一向以抒情言志為主要特質，而從叙事學角度解讀其中的叙事成分，發現“情志”背後的“事”，發現“情志”之中具有歷時性或連續性的“事”，探討詩性叙事的意圖、原則與方法技巧，探討詩、詞兩種詩性叙事的異同，是一種有趣的嘗試。
